為什麼説《流浪地球》只有中國人能拍？_風聞

為什麼説《流浪地球》只有中國人能拍？

看到這麼個問題，我先簡單説説我的想法。

《流浪地球》系列，是郭帆立足於中國文化、思維、語境，對經典科幻母題進行的一次“中國式表意”。它的內核其實具有世界性，其探討、解構的方式卻是中式的，由此達到了中外共賞的可能性。

郭帆明白那些經典的科幻母題，關於阿西莫夫，精神意識大於物質軀體的生命討論，也關於反烏托邦，社會基於人性不變而只是表面發展的本質性原始。同時，他也是一個好的科幻電影人、電影工業人，也是一個擁有“中國文人智慧”的人。

從《流浪地球2》來看，他想做的內容肯定包括了經典科幻母題，但它之於中國主流文化語境的錯位，涉及到官方內容的“棘手”，需要做進一步的處理，這是商業化與報批環境決定的必然，也是“中國科幻創作”的必然。因此，他加入了“中式”的內容，作為對沖與中和，又不像很多導演一樣地粗暴拼貼，而是巧妙地作用於阿西莫夫。精神意識是數字意識為人的根基，中國化的精神即是“中國人”的根基。於是，二者便成為了同一件事，結合成了同一個主題。

《流浪地球》前的中國科幻電影，幾乎沒有較為符合科幻基調的外部事件設定，更沒有與之相配合地，嘗試着提出過“數字意識的生命判定與人性有無”，以及隨之引導出的“何以為人”的問題，並展開一段持續性的探討。而在其中，明顯的“對與錯”往往是不存在的。前兩點對接的是科幻創作裏真正可以稱之為“硬”的部分，第三點則與之呼應，是科幻主題裏偏向於哲學的方面。擁有了這兩者，那些科幻作品裏涉及到的主角與事件，才能獲得真正適配的深層內容，直面必然產生的矛盾問題，進入理應進行的辯證思考。

當科幻作品探討這些的時候，那些劇情才會更加“合理”，給出並解決“應該出現”的東西，調性、視角、語境，才是符合“科幻”的狀態。反之則是“避重就輕”，以一場大戰提供不經思考的外層刺激，用敵我雙方的明確對立簡化邏輯運轉的複雜辯證，將“於設定和發展而言不合理”的部分，乾脆地含糊遮掩而過。那樣的科幻電影，其實只是擁有“未來設定”的動作或戰爭片，在內裏全然沒有觸及到“科幻”的世界。

當然，上述的科幻式內容，相比乒乒乓乓的動作大場面，正邪分明的尖鋭對立帶來的劇烈情緒，顯得有些沉悶、曖昧，甚至可稱“晦澀”。但“科幻”的存在，由於涉及科學，便不可避免地帶有上述要素，就像科學帶來的克隆技術會對接到生命與倫理的不可解。擁有它，直面它，拍出它，作品才是內裏精神上的科幻。

《流浪地球1》相對讓步，郭帆的選擇是中國人得自文化背景的“傳統煽情”：親情、家庭。他藉助了劉慈欣原作的基礎設定，大幅度地刪減了其中關於科技、倫理、道德、社會法則的硬派探討，而將呈現重點基本鎖定在了劉培強和劉啓的父子之情上。觀眾當然無法看到劉慈欣原作中的深邃思想性，但卻從電影裏能夠獲得一種最貼近自己內心波長、最能打動自己的東西。

到了第二部，郭帆則展現出了更多的“自我”與“科幻”。他立足於現實客觀環境，解答了“如何在當前的中國客觀環境下拍攝硬度主題”的設問，而《流浪地球2》也給出了非常有“借鑑價值”的答案。它展示了一定的“聰明”，將數字意識的“生命屬性”關鍵：人化的思想，歸到了中國人的民族性之上。

成為數字空間內存在的丫丫，以及最後同樣進入的圖桓宇，二人之所以可成為“數字的人類”，便是由於其歷經轉變而最終體現出的“大愛精神”。這種小家與大國的觀念，放置在具有時代意喻性且符合科幻設定的大事件下，引導出了文明危機下中國的應對理念，與流浪地球帶有的“故土情結”相對應，恰恰是中國人的民族情懷，與物質世界裏的劉培強和李雪健結合，做出了不同空間與不同階層的同步展現。

它有當今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也同步了科幻標準下的“事件設定”與“議題思考”。展現出這一思想特點的丫丫和圖桓宇，便也成為了“數字意識的中國人”。對數字意識之“人屬性”的探討，對主流觀念與中國語境的輸出與吻合，良好地相互作用到了一起。

《流浪地球2》給出了非常“科幻”的議題，但這樣的議題，其實在世界科幻的維度下，絕非“首創”。並且，由於對“觀念”部分的表達需要，數字意識與生命哲思的討論本身，發展空間受到了一定的資源分流影響。

它提出了議題，也走出了一段距離，但並沒有走到特別深遠的地方，至少不到世界頂級科幻作品那樣深。《流浪地球》最大的意義恰恰在於獨特性，是世界科幻範圍裏水準優良、且有中國文化獨特性的作品。

大家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