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交部長：美國要二三十年才能看清中國_風聞
芙宁娜-1小时前
來源：
兔主席/tuzhuxi 20241118
兔主席按：這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George Yong-Boon Yeo）於2024年10月下旬在劍橋大學辯論社（Cambridge Union）一個講座上的講話的摘要。他指出，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西方式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國家，因為中國文明的歷史形成和特性與西方本質不同，這種不同，已經寫在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裏。但這一點很難一下讓美國/西方人相信——但也許經過二十年、三十年，美國人最終會相信。楊榮文並指出，中國崛起首先是一個巨大的經濟現象，就好比一顆“新的太陽”加入了太陽系，而且“新的太陽比原有的太陽還要大”。所有人都應該把握和理解中國現象，找到與中國的相處之道，從中多方獲益。
楊榮文1954年生人，是潮州裔新加坡華人，作為新加坡前政府高級官員，在國際舞台上積極講述“中國故事”。他提供的是一個帶有歷史維度、強調東方古老文明特性、非意識形態、非政治的視角，遠比美國的米爾斯海默之流更能準確解釋中國現象，也是中國真正需要的敍事。此外，作為新加坡政府官員和海外華人，以他的角度提供視角的效果尤佳。
美中不足的是，從現場可以看出來，參會人數並不多，且大多是東亞面孔（懷疑就是在劍橋的中國人），這種訊息如果不能得到廣泛傳播的話，則仍只停留在“自説自話”、華人羣體“內循環”的層面。
這裏，也順便呼籲每一個有機會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講好中國故事、消除西方對中國偏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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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將經歷一個漫長的考驗期。美國曾經支持中國加入全球體系。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我也在現場，那是在多哈。從那以後，直到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中國經濟的實際價值增長了7倍，以人民幣計價增長了9倍，以美元計價增長了11倍。不少美國人對曾經幫助中國發展感到後悔，認為不應該助力中國崛起，因為中國現在已經變得過於強大，對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威脅。這一點考慮，再加上美國（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社會）對本土社會發展趨勢的不安，是導致中美之間出現一個相當長時間緊張關係的重要原因。這種緊張關係可能在“冷和平”和“冷戰”間來回搖擺。代理人衝突有可能發生在東南亞，也有可能在緬甸或其他地方。但美國最大的擔憂是：中國有朝一日可能取代其全球霸權地位。
如果中國像過去的蘇聯一樣，那麼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教訓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就會變得有參考價值。但實際上，中國的性質與蘇聯不同。儘管研究希臘文明可以為理解西方社會的演變提供重要視角，但要理解東亞社會的話，需要一個不同的視角——一個關於中國歷史興衰的視角。
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對於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説，它擁有異常高的同質性。中國人口的92%～93%是漢族，規模上是歐洲人口的兩倍多。中國人一套文學、一套書寫體系、一套英雄體系。在歐洲，每隔幾百公里就有不同的歷史、風土、英雄和自我認知。在中國，確實也存在原始的地域差異，許多方言之間相互聽不懂，但其高級語言是基於書寫的。中國有記載翔實的歷史，有共同的歷史英雄形象。因此，這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
這種同質性並非偶然，也不是某位領導者或一套政策的結果，而是植根於中國文化和文明“DNA”之中的。
實際上，中國人更喜歡生活在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里。每當遇到危機時，他們會實施控制措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人也會抱怨，但他們會遵守規定。而中國人以外的人通常很難接受這些措施，於是選擇離開；某種程度上，中國對此是歡迎的，因為這樣一來，中國人就可以更好地關閉艙口，拉起吊橋，關上大門，設法保全自身。中國曆朝歷代都不斷修建長城。我們在Instagram上看到的長城只是一個“化石”，因為長城曾經是一個“活”的系統，不僅僅是磚石堆砌的城牆，而是一個超越長城本身的控制體系。無論是在長城之外還是之內，如果一個哨塔上的守衞打瞌睡，未能及時發出警報（無論是對城牆外的人還是城牆內的人來説），則守衞都可能被處決，因為這是事關生死的。當局勢平穩、沒有威脅時，大門敞開，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但一旦有危險，控制措施就會啓動，監控網絡被激活——不僅覆蓋長城之外，也深入內部，甚至包括動員後備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就看到了這一點：人們將人口分成網格單元，然後逐一解決問題。
西方媒體和互聯網希望讓我們相信：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表現不佳。實際上，中國在疫情期間表現非常出色。正如所有流行病學家都知道的，在疫情中，努力爭當最後一個開放的國家，而不是第一個開放的國家。因此，中國的死亡人數是最少的，僅約一百萬。而且，由於在疫情期間中國國內維持了閉環生產，而我們其他地方的人都在家裏，不敢接觸他人，通過手機或電腦工作或假裝在工作，領着工資，每天等待快遞員送來包裹，有時還會在家裏互相猜測是誰買了什麼。那麼，這些包裹裏的東西是誰製造的呢？來自哪裏？都來自中國。
所有的船隻都開往中國裝載製造品。他們在這裏留下東西，然後空船返回中國。我曾在物流行業工作多年。跨太平洋的貨運費通常在1,000到2,000美元之間，但當時價格一路飆升。當價格漲到5,000美元的時候，船隊接到的指示是：不用等卸貨了，直接把集裝箱留在那裏，船隻空船返回，因為每個集裝箱的成本不過2,000美元。這些成本導致了後來所謂的供應鏈危機。
在那幾年裏，中國的商品貿易順差打破了歷史紀錄。2020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為5,300億美元；2021年，數字升至6,700億美元。2022年，當外界只關注上海突然的疫情防控時，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卻增長至8,500億美元。去年，這一數字也基本持平。
當中國最終放開後，上海舉辦了一場車展。西方和日本的汽車製造商大為震驚：因為當他們在各自國內按兵不動時，中國卻在全力推進。如今，中國的電動車已經主導了全球市場。他們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我認為也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尤其在電動車領域。
我的觀點是，在某些情況下，中國的文化同質性是一種巨大的優勢。但當這種高度集中、內向型、同頻化的體系出現問題時，當這台龐大的機器卡殼時，它的“不適”狀態會持續很長時間。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長週期”現象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來，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我在我的書中曾經提到）——是紙。在許多世紀裏，中國對紙張擁有壟斷地位。與羊皮紙、莎草紙或棕櫚葉等材料相比，中國的紙可以存儲更多數據，處理更多信息。中國人幾個世紀以來掌握了大量紙張，並將其秘而不宣。當你能夠捕獲並處理如此海量的數據時，就能組織更多的人。數據處理能力越強，就能組織越大的人類社會。正因為這種技術壟斷，中國社會創造了一個高度集中的系統，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無法實現的，同時也賦予了中國社會獨一無二的特質。
當中國人説“我們沒有帝國野心，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本性”時，這是真實的情況。因為如果像英國那樣征服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你需要組織那些與你不同的人，而他們的文化未必是你能夠消化的。對於中國來説，只要與中國人相處，一切都會簡單得多。所以，美國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之後，其行為會像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那樣，或者像美國自己那樣——這是一種錯誤的判斷。問題是，這個情況無法用“數學”來證明，而只能通過實踐來驗證。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也許20年，也許30年，到那時，美國人才會最終相信：這就是中國的本質。中國不是俄羅斯，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也不是德國。
在緊張的國際局勢裏，各方都採取抗衡行動，會讓商人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他們要面對關税、面臨監控，面臨各種各樣的限制。因此，許多人正在遷往東南亞，包括歐洲公司、美國公司、日本公司，也包括中國公司。而且中國商人往往會“本地化”，通過更換護照，成為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或印尼人。甚至在意大利——佛羅倫薩附近的帕多瓦——温州人也成了意大利人，其中許多人改信天主教。當我們購買標註“意大利製造”的領帶或手袋時，實際上是由意大利的温州人制作的。
在非洲則展現了另一種模式，有不少跨種族通婚的情況。中國人並不像舊時的西方殖民者那樣住在高山上的豪宅，由僕人侍奉，而是蹬着自行車，開着小商鋪，推銷他們的商品。當然，也有一些是大商人。但無論如何，中國崛起是一個全新的現象。我有時把它比作太陽系中進入了一顆新的太陽，導致所有行星的引力場發生變化，運行軌道被扭曲。而且，這顆新的太陽比現有的太陽還大。
試想一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正如埃隆·馬斯克所説，這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時，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目前中國人的平均生產力只是美國人的一半，但他們非常勤奮。如果中國的人均GDP超過美國的一半，則其經濟規模可能會達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
這是一個巨大的現象。每個“天體”的“運行軌道”都會受到影響。一旦犯錯，就會撞上更大的東西。但如果能夠理解這些力量，就有可能實現一種前所未有的軌道自由。因此，理解“中國”這個現象非常重要。這是一個龐大的現象，一個複雜的現象。在東南亞，我們因為見證過中國歷史上的變遷，本能地知道如何應對當今的中國。在東盟（由東南亞十國組成的聯盟）內，如果我們運籌得當，就能扮演美國和中國、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穩定力量，讓各方都感到舒適，同時，我們自身也能從這種合作與競爭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