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到頭來，放大問題的是我們自認為的“自己人”？_風聞

最近接觸的香港人有點多，當然，新香港人（內地人背景）也有不少。不得不説，在和香港人接觸的過程中，有不少是比較聰明的利己主義者——不過説到底，如果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利己是沒任何問題的。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説什麼話？懂得迎合別人，在給別人帶來利益的同時也給自己創造了利益，最主要的是一點——相當部分的香港人看得清楚大局。具體一點來説，除了嘴上隨時隨地來一句“我們都是中國人嘛”，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對大陸的認可是在“潤物細無聲”中大幅提升的。這個是筆者深有體會的——只是這些人很享受“被特殊對待”的感覺——比如被內地人説“普通話還不錯”等，那麼你會發現港普就成了值得炫耀的東西。

對香港人的感覺説到底，從一個沒有在香港待過多久的角度來看貌似沒什麼發言權。但是問題是，當遊客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是從來不需要一定要待多久才能夠感受當地的。結果呢，去香港的旅遊經驗成了不少人的“不好的旅行回憶”——這裏的“不好的回憶”是説給那些不會去注意迎合香港人，以及所謂的“不合理或者陋習”的那部分——比如香港的餐飲服務等等。

我們對香港有一個基本的認知——香港社會階級明顯，社會貧富差距很大。而且畢竟是資本主義制度，把不合理的東西“合法合規”存在就是香港的特色。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各位，實際上是太過於把世界想的太好。就像大陸的公交系統，交通系統，幾塊錢的地鐵，十幾塊錢的打車起步價，服務不好還要被投訴，服務商面臨被處罰和降級的現實考量，很多東西在世界上看就是最好的那一個層級（當然，謙虛點説，也不是唯一）。但是在香港，就拿的士司機的整體低素質，甚至是反社會人格的存在都是大把的，而且貌似香港人“接受”甚至是“默許”這羣低素質的行業存在。哪怕引進一點點更先進的UBER，香港出租車司機都能聯合起來阻止到底。也就是説這些人最能代表香港的相當一部分羣體——自己是爛仔，但是自認為合理。別人敢反對或者不認同，它們就會咬人。

關於香港人的來源背景，筆者在之前的付費文章“何為香港”中給了比較全面的分析——這些人本質上是從舊社會直接轉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換句話説，沒有精神文明建設的，跑到了只崇尚物質文明的社會，素質低下，精神出現很大偏差，認知極度受限是註定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一些所謂的“新香港人”——放在台灣省就是“陸配”或者説綠配羣體更精準，它們會在很大程度上迎合香港社會的很多陋習和“特色文化”。這一點就是筆者要談到的，不少新香港人（內地人通過各種手段去到香港的）骨子裏到現在還在搞“皈依者狂熱”。

首先，筆者認可香港法律制度比內地完善，這個説實話確實是沒得比，畢竟被英國殖民了一百多年，而且英國鬼佬拿香港當做一個“模版”來槓內地，香港確實在過去發展的很好。但是這個東西如果放在一個更長的週期來看，整個西方看起來也比中國好很多，西方都發達多少年了，而中國到現在也只承認自己是個發展中大國——哪怕中國在很多方面都超過西方。但是西方的整體性衰落是不爭的事實——經濟靠着原始血腥積累之後，如今大搞“泛政治化”的民粹社會，西方確實在加速倒退。社會民生越來越差，老百姓各種極端——就拿LGBTQ變態羣體，極端環保組織等等，反正就是各種內耗。這個倒是對我們來説是神助攻——兵不血刃，西方自己倒下。

而這個時候，西方“扶植培養下”的“舊香港”自然而然不可能再靠着西方“經濟騰飛”——但是卻越來越熱衷於“泛政治化”——大搞民主自由的“選舉”，説到底不就是西方想要拉着“舊香港”一起死嘛。

但是，西方還是狹隘了——它們認不清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也不懂得社會主義中國化之後到底意味着什麼？於是香港社會里的“覺醒一代”就開始找出路，但是奈何內地給香港特殊照顧太過，於是“慈母多敗兒”也註定了香港內部需要一場“變革”。

是的，同化香港只是多了一個“中國的城市”，但是一國兩制確實帶來的好東西更多。可是，“一國兩制”貌似從來都沒被正確的使用過——就拿“一國”從來沒被正視過，重視過來説，香港貌似只是在搞“兩制”。也就是説香港社會是西方的更多過是中國的。這裏不是制度的並存，反而成了西方話語下的“制度對抗”。

當然，這裏面相當一部分也是香港人刻意去迎合西方的緣故——就拿筆者接觸到的新香港人，那種對香港的諂媚，對西方制度的“狂熱”是真的很難不反感。

吹噓制度規範，接觸不到基層的“勞苦大眾”，金融公司的產品怎麼好，樓價高還不夠，應該更高（只是因為自己高位入場，現在虧了）——那種好東西未必學到，人性裏面的那種陰暗面學的相當快，相當全面。

香港的金融確實很好，畢竟國家給香港的定位也越來越多集中在金融等少數香港的“碩果僅存的行業裏面”——但是國家同時也是要求香港必須要改革的——中央始終從戰略全局的高度，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進行定位。“將持續完善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政策體系，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發展、維護金融穩定安全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

然而，複雜的全球市場環境和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讓香港資本市場面臨重重挑戰。同時，隨着產業升級、科技發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更新，傳統金融市場增長空間、效率有限。因此，香港也要持續改革，探索轉型，尋求方法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何立峯，在2024年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峯會**上的講話）

香港人當然心態需要轉變，但是後續的那些“新香港人”貌似更需要調整和定位自己的心態——除非這些羣體還是具備老香港那些人的某些背景。去到香港不是為了做西方人的二等“老香港人”，而是做中國的正常“新香港人”。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土地上藏污納後還合理合法的地方——相當多的內地資本家也好就是明目張膽把香港作為自己轉移非法資產，灰色產業到境外的跳板——把中國人的好東西，財富給轉移到香港，甚至是西方——更不能被西方的鷹犬來控制。

香港有自己的中國城市功能的定位——既然是功能性，那就説明就是把整個社會都洗牌一邊也不會影響其功能，説到底就像台灣一樣，如果是中國人的社會，沒理由發展不好，這個才是重點。也就是説，香港也好，台灣也罷，人的作用只是一方面，甚至是一小方面，國家和制度才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