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從特朗普的“不拘一格”想到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_風聞

最近幾天，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正在着手忙着一件大事，就是籌組未來自己的政府。

那麼籌組未來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選擇未來政府的工作人員，據《環球時報》報道，繼任命白宮辦公廳主任後，特朗普又宣佈新的提名，涉及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邊境事務負責人、環境保護署署長等職。同時，安全、外交等關鍵崗位也傳出熱門人選。

我們從目前所公佈的多項人事提名來看，特朗普在選人用人方面，確實展現出了一種極大的“不拘一格”。

而這種“不拘一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提名對象的年齡結構相對非常年輕，有很大部分出生於上世紀80後甚至於90後。第二，提名對象之前所從事的工作與將要履新的職務比較而言，行業的跨度非常之大，有的甚至可以説毫無關聯。

在特朗普未來的“內閣成員”中，除了與其競選搭檔並一同當選的出生於1984年的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之外，還有以下與萬斯年齡相近的提名人。

李·澤爾丁，提名環境保護署署長，44歲，前紐約州眾議員。

愛麗絲·斯蒂芬尼克，提名常駐聯合國代表，40歲，眾議院共和黨三號人物。

皮特·海格塞斯，提名國防部長，44歲，目前為福克斯新聞電視主持人。

維維克·拉馬斯瓦米，提名“政府效率部”負責人，39歲，印度移民後代，製藥公司創始人。

塔爾西·加巴德，提名國家情報總監，43歲，前民主黨國會眾議員。

馬特·蓋茨，提名司法部長，42歲，佛羅里達州國會議員。

**卡羅琳·**萊維特，提名總統新聞秘書，出生於1997年，年僅27歲，將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白宮發言人。

對於以上這些人的提名，我們中國的很多專家和輿論的解讀主要集中在特朗普的任人唯親和任人唯“忠”方面，以及為自己所在的共和黨在下一屆美國總統大選中留下一批年富力強以及可接班的人才梯隊。

當然，以上這些解讀確實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因為《貞觀政要》記載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名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

正是基於在上個任期和卸任後近四年以來發生在特朗普身上的因為用人方面的“慘痛教訓”，不得不讓這位年近八旬的當選總統認真的對其反思。

其次，因為年齡原因和自己的政治生涯的“來日不多”，這位想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身負雄心壯志且自信的候任總統，特朗普必須要努力為將來的美國規劃出一條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路線”。

基於以上這兩個方面的考慮，對於未來政府將要出任要職的提名對象，年齡和忠誠度當然就是很重要的一項“硬核”指標。

但是，如果僅僅只是從這兩方面來解讀特朗普的選人用人，可能並不全面。

因為相比較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和現任拜登政府的內閣成員來看，特朗普未來新政府的“準內閣”成員不乏一些“草根逆襲”的成功範例。

我們僅以他的競選搭檔，即將出任副總統的詹姆斯·戴維·萬斯為例，這位1984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其家庭背景十分類似於中國下崗職工的子弟，從小生活的貧苦使他對“鐵鏽地帶”有了其深刻的瞭解和體會。其個人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就是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回憶和講述。

如此貧寒與低微的出身和身份，能夠一躍逆襲成為美國政壇的二號人物(根據美國政治的歷史傳承不排除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可能),特朗普選擇他作為競選搭檔是想説明一個什麼問題呢？他想説明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仍然具有極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上層和底層並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動的，上層和底層依然可以暢通的對話。這是不是在向外展示了美國製度的優越性呢？

我們不能忽視與小看這樣的一種展示，因為任何社會制度下的國家，都需要一個具有朝氣與活力的社會氛圍，都需要有一個開放性與包容性的制度體現，都需要有一個自身基礎與向上奮進的溝通渠道。

作為一位年近八旬，歷經了第一個四年任期的風風雨雨以及這四年以來的複雜鬥爭，並且懷揣着“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報負。此時的特朗普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資產階級政治家，這種殘酷的“歷練”讓這位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這句來自中國的古訓。

所以，此次特朗普關於出任未來美國政府要職的提名對象的選擇，絕不是僅僅建立在個人喜好以及“唯親”或是“唯忠”的基礎上，而是有着其深沉的考量之後的決策。

咸豐初年，時任禮部右侍郎的曾國藩在給咸豐帝進呈的《應詔陳言疏》中曾寫道：“道光以來，官場“以畏葸為慎，以柔摩為恭”，“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守者”多而“有為者”少。如今“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對此，曾國藩充滿憂慮地發出警告：“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國藩痛陳的“乏才之患”，表面上看是“畏葸為慎，柔摩為恭”這種“習俗相沿”所致，但本質上卻是一種上層與底層之間利益藩籬固化的結果。這不僅是造成國家出現“乏才之患”的原因，也是造成黃炎培先生所謂的“歷史週期律”的一個重要因素。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特別是政治人才放在中國來説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治國理政的人才。

中國共產黨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取得的勝利，這種勝利不僅是軍事鬥爭的勝利，更是一種先進文化和先進思想進而是一種先進制度的勝利。而人才的培養和選擇就是這種文化、思想和制度的集中體現。

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人民解放軍的戰史。甲午海戰中裝備先進的北洋水師不敵弱小的日本而割地賠款，抗日戰爭中，用現代化武器裝備和武士道精神武裝起來的日軍曾經不可一世，讓擁有數百萬大軍和國際軍援的蔣介石退無可退。**而無槍無糧人數極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幹部卻能迎敵而上，以先進的思想動員組織民眾，將日軍團團包圍。**而此時近一半具有“高學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集體和汪精衞主動投敵當了漢奸。

而中國共產黨這種先進的思想力量和組織力量的基礎在哪裏呢？

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説：“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幹不成大事業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仍然在幹部隊伍中不斷地強調和實踐這種結合。比如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中的“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對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中要求，九大代表要體現三個“三結合”，即：軍隊、革命幹部、革命羣眾組織代表三結合；工、農、兵三結合；老、中，青三結合。

1964年4月21日，毛澤東主席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説：“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識分子脱離了羣眾就沒有什麼用。”

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最後的政治實踐告訴我們，政治權力的交替並不代表政治水平、政治能力和政治經驗的交替。

如今我們又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階段需要我們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未來中國如何防止出現蘇聯式的“功敗垂成”的結局？如何能跳出黃炎培先生所説的“歷史週期律”？我們在第一個答案“民主”和第二個答案“自我革命”的基礎上，做好治國理政人才的培養和選擇將是及其迫切和重要的一項工作。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羣眾舉行“五四運動” 20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他説：“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廣大工農結合在一起”。

今天我們重新認識這種結合的意義，不僅是一般的黨羣和幹羣關係的意義，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服務和贏得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意義，也是保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征途中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迴避的“時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