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人的兩種“生意觀”, 着實耐人尋味 | 文化縱橫_風聞

陳立勝 | 中山大學哲學系

【導讀】在日常語言中，“生意”只有做買賣這個極通俗的含義。但為何商人是“生意人”？商人的活動領域為“生意場”，商人所念的經為“生意經”呢？回溯其來源，本文指出，這一概念反映着中國獨有的宇宙生命觀，其與商業產生聯繫則是在明代。

本文指出，**“生意”一詞與儒家強調的“生生不息”的宇宙觀緊密相關。****在宋明理學中，其指代包括人在內的天地萬物所展示的生機與活趣。****這種對“生”的強調內含着儒家對宇宙生命所懷抱的“大肯定”，是中國思想有別於包括印度在內的西方思想之根本所在。與宇宙生命一體共感便體驗到“快活”，“快活”可謂是“生意”宇宙的生命基調。**恰如萬物“生意”之生源自瓜果之“果仁”，人的心、人的核便源於“人之仁”。

作者指出，“生意”一詞在明代轉變為商業用語，反映了中國社會對商業活動的認知轉變。**王陽明提出士農工商“四民異業而同道”之説，認為商業活動有利於社會的分工合作、互通有無，最終有利於世間“生意”的通暢，也應該包括在“道”之中。**這是對商人羣體與商業活動的一次重大承認。

本文指出，中國素有重農抑商的觀念，但儒家經典中對商業其實並不反對。孟子認為商業的繁榮是仁政的一部分，“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矣”，即是提倡在合理管控的前提下發展商業。近代的陳煥章更提出，儒家是主張取消關税的自由貿易者。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原題為《説“生意”》。**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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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生意”

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降即是一“四民社會”。“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這一説法在先秦已不脛而走。如《春秋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更是提出“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的思想主張。四民之中，士曰唸書人，農曰裝稼户，工曰手藝人，商曰生意人。稱士為讀書人、農為種莊稼的人、工為手工業者，此都好理解，為何稱商是“生意人”？為何稱商人的活動領域為“生意場”，商人所念的經為“生意經”？卻難以顧名思義。

“生意”本是宋明理學“本體宇宙論”中一個重要術語。周敦頤不除窗前草，人問之，周答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一般”就是“一樣”的意思，“窗前草”與“自家意思”在何種意思上是一樣的？一度跟隨周敦頤學習的程顥接着説：“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可見，**窗前草之“生意”與人心中的“生生之意”是同一個生意。“生意”是指包括人在內的天地萬物所展示的生機與活趣。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繫辭傳》説：“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中國古人一早就肯定了這個生生不息的宇宙的內在價值。“天地位，萬物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一直是儒家生命宇宙歡樂頌的主旋律。儒家從不曾把這個生生不息的宇宙視為“摩耶之幕”（如印度宗教），也不會視之為魔鬼般橫衝直撞的意志（如叔本華哲學）。無論印度宗教抑或基督宗教都把我們這個“現世”視為“暫次寄居”之世，世人是“僑居”於此現世，而人之身體亦不過是心靈的“囚獄”。利瑪竇就稱有志於道者應“怒視是身若寇讎”（《天主實義》），禪師也有“馱個死屍路上行”的説法（《五燈會元》）。儒家文明與此不同，它自其始就對這個宇宙的生命世界抱着一種“大肯定”與“大敬畏”的態度，倡導“敬畏生命”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稱對宇宙與人生持“倫理性的肯定態度”是中國思想有別於包括印度在內的西方思想之根本所在！

儒者的世界是一生意盎然的生命宇宙。天地生意最可觀，“觀天地生物氣象”成了理學家生命修煉的重要法門。生生不息是大造生機的永恆主題，而春夏秋冬則是其內在的節律。即便在萬物肅殺、生命凋零的冬季，理學家看到的也是生機的收斂與凝聚，是“貞下起元”希望與願景。“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萬化的機軸就藏在“貞元”的交際過程中。易道的“元亨利貞”在根本上是宇宙生機、生意流行不息的“節點”：“元”為萬物之始，“亨”為萬物之長，“利”為萬物之遂，“貞”為萬物之成。“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皆是百物生生之時：春是生意之生，夏是生意之長，秋是生意之成，冬是生意之藏。“長”“成”“藏”都是春之“生意”之“生”的進一步展開，故四時亦被認為是春生之氣在不同“時節”的呈現，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歐陽修有詩曰：“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觀天地“生意”之“觀”是置身於天地之間與天地生機聲氣互通的“大觀”。**觀者須要敞開心扉，讓自己生命的“頻率”與宇宙生命同頻共振。明儒鄧定宇説：“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意貫恰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才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一）如此，身心為生意貫通的觀者才能與宇宙的生意融洽無間，“一鬆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兄弟。”跟松竹交友、與花鳥稱兄道弟的辛棄疾（1140—1207），讓我們想起比他稍晚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方濟各是基督宗教中的“另類”，他善於與大自然交友，稱太陽為兄長，月亮為姊妹，又稱風為兄、水為妹，據傳他還向小鳥佈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顯然，在辛棄疾的宇宙“觀”中，“我”與“青山”之相遇相見，頗有相互傾慕、惺惺相惜的意思，馬丁•布伯説的“我”與“你”的關係庶幾近之。這種與宇宙生命一體共感的體驗就是“快活”。程顥説：“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梁漱溟《儒佛異同論》一文指出，《論語》闢首即拈出“説（悦）”“樂”字樣，其後“樂”字復層見疊出，而通體卻不見一“苦”字。相反地，《般若心經》二百數十字之文“苦”之一字前後凡三見，卻絕不見有“樂”字。“快活”可謂“生意”宇宙的生命基調。

“生意”源自何處？生意源自生理、仁理。**朱子説“仁”就是個“生理”。我們把瓜仁、桃仁、杏仁、花生仁一類果核稱為“果仁”，果仁種在土壤中，就會生，生根、發芽、抽乾、長枝、開花、結果。**一顆果仁就含枝、葉、花、實無窮的生意。果實的核、果實的“心”稱為果仁，那麼人的心、人的核是什麼？當然就是“人之仁”，所以孟子説“仁，人心也。”“仁”紮根於人之心田中，得到滋養，就會發出“不忍人之心”，這就是人的“生意”，就是王陽明所説的“人心生意發端處”：“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乾，發乾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傳習錄》）一顆桃仁落地，生根、抽芽、發乾，然後開花結果，我們會説這顆桃仁充分展示了它內在的生意，實現了它自己；同樣一個人見孺子入井而生怵惕惻隱之心，見鳥獸哀鳴而生不忍之心，見草木摧殘能生憫恤之心，見瓦石毀壞能生顧惜之心，他就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成就天地的大生意，成為參贊化育與天地參的“大人”！怵惕惻隱之心、不忍之心、憫恤之心、顧惜之心，在根本上講就是與天地萬物生意相感通之心，是讓人、讓天地萬物生意暢遂之心。

不過在世俗的話語中，“生意”往往與商業聯繫在一起。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就開始將包括農工商賈一類的活動稱為“治生”。《漢書•韓彭英盧吳傳第四》稱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這是明確將“商賈”活動與“治生”畫等號了。目前文獻所見，早在魏晉時期“生意”一詞就開始具有商業的意思，西晉傅鹹《羽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王建寶：《儒家的財富觀與儒商精神》，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2頁）不過，**商業意義上的“生意”一詞的流行是在明代。**尤其是中晚明的小説如《西遊記》、《金瓶梅》、《封神演義》中，生意一詞頻頻出現。以《西遊記》為例，首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猴王拉扯着指點訪仙路徑的樵夫説：“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才這般與你説了，你還不省？假若我與你去了，卻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這裏的“生意”就是司馬遷治生的意思。而在後面的詩歌中，如“六街三市貨資多，萬户千家生意盛”（第六十八回），“萬户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第七十八回），“生意”無疑就是指今日的商業活動了。又如《封神演義》中姜子牙的太太馬氏勸話終日思慕崑崙的夫君説：“常言道：‘人生天地間，以營運為主。’我勸你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後事。”又問子牙：“你會做些甚麼生理？”子牙答曰：“只會編笊籬。”馬氏曰：“就是這個生意也好。況後園又有竹子，砍些來，劈些篾，編成笊籬，往朝歌城賣些錢鈔，大小都是生意。”另外，《金瓶梅》中把開鋪做買賣稱為做“生意”，又説武大郎“無甚生意”，“終日挑擔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而薛姑子“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

從程顥“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到武大郎挑擔子賣炊餅而“無甚生意”，從朱子“仁是個生理”到薛姑子“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生意”（以及“生理”）一語之語義看似落差甚大。詩情畫意的“生意”與人間煙火氣的“生意”，士之雅趣與商販之買賣，究竟為何會聯繫在一起？

**王陽明的四民異業而同道論給出了答案：“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余英時先生曾説，王陽明四民異業而同道的主張是儒家正式承認商業活動也應該包括在“道”之中了，並斷定這種16世紀的士商互動構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前面三次突破分別為春秋戰國之際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的突破、漢晉之際“個體自由與羣體秩序”的突破、唐宋之際“迴向三代與同治天下”的突破）。**四民異業而同道所同之道就是“生人之道”，這是士農工商共同追求的社會事業。陽明學“個個人心有仲尼”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滿街皆聖人”的思想無疑極力張揚了平民的尊嚴，由此也必然推出四民異業同道、同心的思想。陽明學“異業而同道”、“異業而同學”、“即業以成學”等等主張一方面確實體現了他對商業活動的高度肯定，也可以説是庶民社會的一種時代精神。另一方面，這一主張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它是要將商業經濟生活納入到“致良知”的話語之中，儒化、主宰新興的商業社會，扭轉商業文化所滋生的逐利世風，此方是陽明學四民異業同道論述的精神實質所在。在陽明看來，社會分工只是職業分途，殊途同歸，同歸於“生人之道”。職業分途的目的是通過分工合作，和合協同，互通有無，相生相養。在儒家“生人之道”與“生物之道”是密不可分的，成人、成物、成己最終都是通達與成就天地人的“生意”，成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張謇棄仕從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命名大生紗廠，其“大生”寓意亦歸於仁。

王陽明在描述人類共同體分工合作時經常使用“身體”的隱喻，身體頭（心）、目、耳、手、足諸器官相互配合，才能共濟為“一身”之“用”。他又把士農工商“各勤其業”比擬為一家成員共同盡心於“一家之務”：家庭成員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王陽明用“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來描述這種天地人之間生意流通的美好畫面。

**漢儒楊雄對“儒”之品格有一界定曰“通天地人曰儒”。“通”既是溝通之“通”，更是天地生意流通之“通”。到了近代，譚嗣同更是明確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仁”就是“一團生意”。**仁者遇物遇人，自會方便慈惠，周恤博濟，是謂“通天下為一身”。王陽明指出：“以天下為一身，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況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就此而言，“商以通貨”，最終都是通向天地人的生意。貨物不通，世間的“生意”就會閉塞，社會就會出問題。亞洲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其《貧困與饑荒》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貧困與饑荒不是因為糧食短缺造成的：飢餓的人得不到食物，而不是現實世界中食物不足。質言之，食物的供給與分配這些“流通”的環節出了問題才是現代大饑荒的根本原因。

早在百年前，康有為就洞察到人類文明正在由大農之世、大工之世向“大商之世”演進。“大商之世”就是全球通商的時代。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既是清朝的進士又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這個“雙學位”的記錄是空前絕後的。其學位論文《孔門理財學》力主孔子的自由貿易理論是“極端的自由貿易學説”。他指出孔子有“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徵”一語（《大戴禮記》），又説孟子將設關卡與偷雞行為相併而論，而荀子則有“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的主張，要之，儒家是取消關税的自由貿易者。

當今時代號稱全球化時代，互聯網、物聯網、交通網已經將全球“聯通”為一“地球村”。如何將全球化的“通貨”之道變成“通心”、“通良知”主宰下的“生人之道”，讓全球化的資本流動服務於全球人“互通有無”、“相生相養”的“生人之道”，讓全球化的“生意”提升為天地的“大生意”，理應成為全球化“生意經”的宗旨。

天地交，萬物通，曰“泰”；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曰“否”。小至一身血脈的貫通，大到天地萬物的交通，其要在於生意的貫通。身體一處不通，一處即麻木不仁；天地一處不通，一處生意就有礙。不息則大生，無疆則廣生，大生、廣生、厚生，是中國人“快活人生”的終極信念，“生意亨通”是大人之為大人的本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