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只在過得不好的時候才想起你爹”_風聞

文 | 飛劍客

最近，河南胖東來的創始人於東來在個人社交平台宣佈了一系列面向員工的新規定：從明年起，胖東來員工結婚不允許要彩禮或付彩禮，婚禮不允許鋪張浪費，酒席不得超過五桌。此外，公司還鼓勵員工不依靠父母購房購車，提倡獨立的生活方式。

於東來的這些理念立足於“推動美好生活、引導社會文明”的初衷，倡導節約和獨立，並強調了一種公司文化的建設方向。然而，這些發言和新規定在社交媒體上卻掀起了一陣爭議，尤其受到了某些媒體的抨擊。

胖東來的這些規定有明顯的針對性，意圖改變社會上一些深植已久的陋習，如結婚時索要高額彩禮、婚禮大操大辦等。這些陋習使得不少年輕人和家庭陷入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胖東來的提議無疑是在嘗試扭轉這些風氣，引導員工過上更獨立、更理性、更自信的生活。

然而，某些媒體卻給於東來和胖東來的規定扣上了“爹味管理”的帽子，指責公司過多幹涉員工的私人生活，是“父愛式控制”的表現。

**對於東來的批評，往往只停留在斷章取義、歪曲事實的層面。**首先來看彩禮問題，於東來的倡議並不是強制員工不收彩禮，而是將收取彩禮與享受公司福利二者做出選擇：如果員工選擇不收高額彩禮，那麼公司會繼續給予優厚的福利待遇，包括額外的假期和獎金。而如果員工堅持收取高額彩禮，公司也不會因此辭退他們，只是不會再提供額外的福利。

這樣的做法其實並不干涉員工的選擇權，只是在鼓勵員工用更現代、更理性的方式看待婚姻和生活。然而，一些媒體只強調了“不允許收彩禮”的表述，卻完全省略了這一選擇機制的存在。

同樣地，“不允許靠父母買房買車”的規定也被曲解。胖東來給員工的工資水平相對來説已經在當地處於較高水平，特別是在河南新鄉、許昌這樣的三四線城市，胖東來的員工普遍收入七八千元，遠高於當地平均工資水平。許昌和新鄉的房價普遍在六七千元左右，胖東來的員工是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收入購買房產的，這也是企業倡導獨立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部分媒體選擇性忽視了地區收入與房價的巨大差異，只是一味地批評企業“霸道”，卻不願意站在當地員工的角度去分析倡議的合理性，忽略了公司在制定倡議時的特定語境。

當然，胖東來在婚禮規模上所做的一些規定確實有些許干涉個人生活的嫌疑，比如規定婚禮不能超過五桌。但問題在於，這種規定的初衷是為了幫助員工減少不必要的支出，避免婚禮成為攀比的競技場。尤其是在一些婚禮成本日益高漲、禮金不斷推高的地方。

諷刺的是，媒體對於東來的批評看似站在“員工自由”一邊，但實際上卻忽略了一個更加普遍的現象——**彩禮和婚禮攀比文化本身對自由的剝奪，**很多普通人因為社會習俗而不得不陷入高額彩禮和大操大辦的陷阱。至少，這種規定實際上為員工提供“借力”企業的規章制度，減輕婚禮支出的經濟壓力的方式。

一方面，當一些資本家被輿論攻擊時，這些媒體會大聲疾呼“愛護民營經濟”“不破壞營商環境”；當大廠996和加班文化干涉員工生活的時候，很多媒體沉默以對；面對胖東來這樣一個敢於制定相對進步價值觀的企業時，呼籲的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曲解、陰陽和攻擊。

胖東來倡導員工以獨立、自信的方式生活，推動合理的婚姻和消費觀，這本是符合國家推動社會風氣向好發展的號召。令人遺憾的是，彩禮等封建習俗的遺存，用女權主義的話説，彩禮是父權制殘留，居然要靠一家所謂的“家長制”企業去反對，而不是由更多的媒體來正面引導。在這場輿論風波中，誰在真正地為社會的進步負責，羣眾是看在眼裏的。

要理解胖東來這種“家長制”作風，首先你得理解胖東來是什麼樣的企業。

胖東來的本質是什麼？

假如諸位有機會實地去許昌遊覽，可能會發現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時代廣場前的道路車輛長隊，甚至需要交警來維持秩序。路邊有指示牌明確標識着：“胖東來車場排隊處”。在新鄉，情況也同樣熱鬧。週末的胖東來，停車排隊長到堵住了兩個路口，大約一公里的距離。大胖的排隊隊伍直接堵到了人民公園南門，小胖的隊伍堵到了解放路。這般狀況反映了其在當地市民中擁有的極高人氣和社會影響力。

胖東來的經營模式無疑是成功的。要知道，在零售業領域，即便是小地方競爭也是無處不在，這裏面既有地頭蛇，也有過江龍，例如在新鄉，胖東來要面臨沃爾瑪、新瑪特、家樂福和丹尼斯等大型商超競爭；在許昌則是永輝和萬達。胖東來能夠活下來，一步步壯大，並且取得優勢地位，在為消費者提供放心商品的同時，也保障了員工福祉和企業利潤。

回顧中國零售業的發展史，當年美法等國超市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就是憑藉着超強的供應鏈管理，擊敗了中國的超市。而在中國慢慢補齊供應鏈這個東西時，家樂福、沃爾瑪就已經開始縮減門店數量了，然後湧現了一批中國本土的超市，胖東來就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崛起的。在許昌，胖東來也不是一開始就有市場優勢的，也是經歷了當年新開端，一峯，九弟，志德一眾的商超大混戰，最終搏殺出圈。

如今胖東來的良好信譽，很大一部分因素來自於對供應商的嚴格管理，甚至可以説是有着苛刻的要求。比如，在退換貨問題上，損失通常由供應商全額承擔。大多數的商超，可能就是管理人員和供應商扯皮，最後和稀泥，這樣就導致了消費者體驗不佳。當然，這種嚴苛的模式一定程度供應商是不好受的，因為胖東來可以按自己系統的毛利要求來定價。

那為什麼供應商還搶破頭要供應胖東來？説白了還是賺錢，還有個原因就是胖東來回款穩定，速度快。這反映出胖東來比較強的資金週轉能力。

經營理念也是胖東來為輿論所稱道的重要因素。企業內部的利潤分配比較公平合理，企業主願意讓利於員工，關於其個人的財產和企業利潤，均向員工透明公開，尤其在福利和待遇上優於行業平均水平，且高於三四線城市收入的平均水平。這種對員工以人為本的態度，也是胖東來高制度執行力的體現，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員工的滿意度和整體工作效率。

相信不少零售業的管理者都有到胖東來取經，但為什麼總學不到精髓？這裏想起零售圈內的一個趣聞，某企業總經理在瞭解到胖東來的售價和服務質量均高於自家，也就是服務好，然後回去説要把服務整上來，但有人提到胖東來工資待遇的時候，總經理立馬回應説，“年輕人，目光不要這麼短淺。”就堵回去了。本文的重點也不是去重複那些或捧殺，在筆者看來，所謂“全國獨一份的神蹟”本身就是一種環境的悲哀。

我們也能從胖東來模式中窺見資本主義的矛盾性——或者説，這一模式背後，我們也可觀察到資本主義中常見的問題。

舉個例子，張三的公司是做重工機械設備的，員工的工資只佔全部成本的5%左右。總經理告訴大家，大夥好好幹，漲工資不是事。後來利潤是上去了，老闆拿走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拿去擴大生產了。員工的工資沒漲。對於該企業而言，由於工資佔總成本的比例較低，提升工資對於利潤的影響相對較小。老闆若只是略微減少自身從利潤中獲取的份額，員工就能得到相對應的收入提升。

問題的本質在於，當企業盈利時，老闆往往更傾向於分配一部分利潤給自己，並將另一部分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而不是優先提高員工的待遇。儘管服務業和零售業的人力成本佔比可達到50%，與製造業的人力成本佔比並沒有可比性，但兩者在利潤分配上的根本問題相同：老闆獲得的部分多則員工獲得的部分就少，反之亦然。

對於資本而言，打工人和公司利益存在天然的對立，這使得許多公司將員工工資壓縮到最低。而胖東來則提供了一個相對和諧的案例。通過儘可能低剩餘價值的剝削，合理的利潤分配和員工關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對立。

相比之下，以股價為導向的商業策略，如永輝超市所採取的，似乎更關注快速擴張和股東利益最大化。股票市場導向的資本積累往往忽視了勞動者，反映了資本主義衝動中不可避免的貪婪和短視。資本主義體系鼓勵通過壓榨員工來降低成本以提高利潤。一些企業雖然在員工福利和分享利潤上做出了努力，但這種模式在擴大規模時可能面臨可持續性挑戰。

胖東來的利潤來源與其在特定區域內的市場壟斷密切相關。作為一家深耕河南許昌、新鄉等地的超市，胖東來憑藉其先發優勢和強大的品牌吸引力，成功壟斷了當地的消費者資源。這種區域性市場的獨佔地位，使胖東來能夠掌控市場，進一步鞏固其經營優勢。

胖東來通過集中化的地理範圍和對市場的強大掌控力，實現了高效的規模化經營和精細化管理。這種運營模式為其帶來了可觀的超額利潤。數據顯示，胖東來的平均毛利率約為30%，這在行業內屬於較高水平。這種利潤來源主要依賴兩個方面：一是在供應商面前的定價權，二是大量自營商品的經營優勢。這些因素在小範圍內形成了區域壟斷，為胖東來帶來了顯著的盈利能力。

**這種超額利潤是胖東來高福利制度的重要資金來源。**可以説，其在特定區域的獨佔性地位和對競爭對手的超越，是其高福利制度得以維繫的重要基礎。

事實上，胖東來的擴張歷程和戰略調整也揭示了其在資本市場中的務實態度。在擴張的頂峯時期，胖東來一度在新鄉對沃爾瑪等國際巨頭展開激烈競爭，但隨着市場紅利逐漸消退，繼續擴張帶來的邊際收益開始下降，經營壓力也隨之增大。意識到行業變化後，胖東來立即選擇停止擴張，戰略性地收縮業務，並回歸到對河南幾個城市的精耕細作，這種收縮反而保證了其壟斷能力和服務質量的持續性。

胖東來輿論漩渦的本質：對這個時代工作倫理的違反

胖東來實際上是在挑戰這個時代主流的工作倫理。文章開頭長篇闡述胖東來企業構架的目的，是想讓讀者明白，像胖東來這樣的高福利、高服務的公司，實際上很難做到公私分明。它必然會呈現出家長制的組織形式，意味着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對員工的生活和私人事務有責任。

為什麼會這樣呢？首先，我們需要分“公”和“私”。“公”代表的是作為普遍性、公共事務的人，體現的是社會層面的責任，而“私”則是指個人的利益和私人領域。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公私分明的理念特別突出，強調公共事務與個人事務的割裂。換句話説，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是分開的。

企業作為生產單位，員工的需求僅被視為成本的一部分，企業通常只關心員工的工作時間和生產力。這正是資本主義工作倫理中的核心之一：員工的私人事務與企業無關，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僅限於薪資和最低限度的勞動保障。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擴張階段，很多企業都會壓縮成本，尤其是在員工福利上。然而，胖東來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從企業擴張到收縮，從追求市場份額轉向關注員工的生活質量。這是比較稀缺的工作倫理，必然會讓許多媒體和資本家感到不適。

胖東來這種企業/組織領導基本都是高度個人魅力型的領袖/老闆，企業/組織文化或多或少是以家長制倫理為核心——但你別急，不要看到家長就想到封建落後壓制自由個性之類，而我們的媒體恰好這樣一看到白胳膊就想到大腿（魯迅語），就好像不要冷戰戰敗後一看到“現代”、“現代性”就恨不得跪下去磕頭，一看到現代性內部的矛盾就破防了一樣。

需要澄清的是，家長制並不等同於封建落後，而是企業對員工私人利益的高度關切。**一個人不能同時想要公私分明，同時又想要自己的私人利益被旁人在經濟領域內關愛保護。**可以説，現代福利國家也是家長制國家倫理的體現。

確實，我們説起胖東來的超額利潤+高福利時候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戰後的西歐發達國家的福利體系，這些國家通過全球市場賺取超額利潤，然後將這些利潤用於國內福利分配，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福利體系。當然本質上，國家權力作為一種“家長”對於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而調整社會階級矛盾的辦法，並沒有改變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

再比如，學術上被稱為國企法團社會——上世紀80年代的國企或東歐國有制社區，也有類似模式的體現。這些組織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實體，更承擔着員工生活、再生產的維護和兜底的功能。

“現代企業”（或者説被新自由主義化的企業）遵循的工作倫理：剝離情感，壓縮成本，追逐利潤最大化，依賴市場化與理性工具。這樣的倫理也使得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成為許多人心中的“標杆”——他可以隨時裁員；為了提高市場表現，員工可以隨時成為被優化的“數據”。這是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自然選擇，也是絕大多數企業“科學化管理”的方向。

胖東來因其超越傳統工作倫理的企業管理模式，所遭遇的攻擊，其實也有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倫理審判的意味。它暴露了資本主義內部的深層矛盾：即便是一個私企，相當創新精神的管理模式，只要違背了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和“利潤最大化”的價值觀，最終也會遭到嚴厲的審視。

這場輿論戰不是單純的對結婚彩禮的討論，也不是單純的對胖東來“爹味”管理的批評，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價值體系中的一個深刻問題——即使是為了員工幸福、為了社會責任而做出的改良，也可能最終被體系所吞噬、排斥。

胖東來能否繼續走下去，取決於它是否能在資本主義體系的框架內找到一個可持續的“生存方式”。我們不應簡單地區分它是“家長的”還是“現代的”，而是要提醒看客們：

一個人不能在要求資本主義式“公私分明”的同時，又希望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經濟領域中的他人保護關愛。如果你想要前者，你就選擇馬斯克，如果你想要後者，我們就去探索，去重新認真思考“社會主義”的意義與價值——不能既要又要，就像拜登所説的，You can’t love your country only when you win。同樣，你不能只在過得不好的時候才想起你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