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派連小孩子也殺！紀念犧牲在白公館渣滓洞的烈士們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黨人碑”

“小蘿蔔頭”宋振中烈士

早上送兒子上學，碰到樓上的小朋友森森，他跟奶奶一起出去買菜。

森森非常有禮貌，大院裏的大人都和他熟悉，他逢人就打招呼，胖胖的小臉永遠綻放着笑容，他是我們大院裏的天使。

但今天，11月27日，是個特殊的日子，見到森森，我想到了另外一個“森森”，共和國年齡最小的烈士，“小蘿蔔頭”宋振中。

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小蘿蔔頭”只是宋振中烈士的“外號”，並不是的小名，他的小名叫“森森”。

“小蘿蔔頭”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那時他還沒出生

剛剛出生8個月，宋振中就隨父母，被國民黨抓進了監獄。

獄友韓子棟，也就是《紅巖》中“華子良”的原型，後來回憶説：

“父母給他起過一個奶名，叫森森，可是卻很少用過，經常呼喚他的，還是那親切的稱呼——‘小蘿蔔頭’。最早是誰起的，人們記不起來了，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這麼叫着。而他這形象化稱呼的來源，使人們不能不想到‘中美合作所’這個最慘無人道的人間魔窟。宋振中因受着殘酷的虐待和長期的折磨，因極端缺乏營養而發育不良，形成大大的腦袋，細長的脖子，配上副骨瘦如柴的小小身軀，活像一個蘿蔔頭。正是這個特殊的外形，成了‘小蘿蔔頭’這個綽號的起因。當年如果不是宋振中，換上另外一些幼小的孩子，他們也會變成‘小蘿蔔頭’的！我們呼喚着‘小蘿蔔頭’，它包含着多少我們對孩子的疼愛、同情和期望，包含着多少我們對敵人的憎恨和憤慨！”

孩子苦，孩子的媽媽更苦。

在獄中，徐林俠同志的待遇，比一般犯人更艱苦。每個犯人，只分給一尺寬的地盤，剛夠一個人躺下，身都不能翻，而小孩子是不給地方的，徐林俠只好叫兒子睡在自己身上。夜裏，牢房一片漆黑，徐林俠只能摸索着給孩子換尿布，濕尿布不準曬，又沒有火烤，便塞到懷中，用身體的温度來暖幹。

雖然她們與宋綺雲同在一個監獄裏，近在咫尺，但夫妻、父子不能相見。

即便是這麼艱苦，這麼無望，這對母子，仍然關心、愛護，儘量幫助獄中的難友。

1947年10月，先後被捕的葛雅波、李碧濤母女倆，一進來就面臨困難，她們沒有行李，也沒帶衣裳。葛雅波望着爬滿蜘蛛的臭被子發愁，夜深人靜，趁敵人巡查的腳步遠了，徐林俠把自己洗乾淨的一塊牀單布，趕緊扔過來，小聲囑咐：“睡一會兒吧？！”

李碧濤是小蘿蔔頭的好朋友，也是唯一叫他“森森”名字的獄友，森森也是她唯一的獄中小夥伴。多少年後，她還記得，入獄的第二天早上，一覺醒來：

“一個小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那小小的身材，蒼白的皮膚，沒有一絲笑意的臉，細得緊緊的，愈加襯托出他那大大的眼晴，他嚴肅地望着我這個新來的小姑娘，接着拉起我的手，問我的姓名，他就是宋振中——‘小蘿蔔頭’。他媽媽叫他小名森森。我也叫他森森。那時森森才七歲，我十二歲，還有幾個是吃奶的娃娃。”

反動派的黑獄，就是宋振中烈士的幼兒園和小學，更是看不到盡頭的墳墓。

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

“他短促的一生，沒有進過學校，更沒有見到街道，朝朝暮暮伴隨着他的，只是腳鐐敲地面的鏗錚聲，只是獄卒和特務的吆喝聲。他沒有見過大自然中的山林、村莊和田野，只見過鐵絲網、高牆下，包圍着那四方方的一小塊天和地！他不知道糖果點心是什麼形狀、什麼滋味。”

長這麼大，小蘿蔔頭唯一一次見識監獄外面的世界，還是靠媽媽生病爭取來的。一次，徐林俠同志生了重病，在獄友不斷鬥爭以後，敵人被迫同意她乘轎子，到磁器口去看了一次病，當然必須鎖在轎子裏。開始敵人只許徐林俠一個人去，不許帶“小蘿蔔頭”，但是徐林俠堅持不離開孩子，又經過反覆鬥爭，敵人才允許母子倆，一起鎖在轎子裏進趟城。

路上，“小蘿蔔頭”從那小小的出氣孔裏，好奇而又興奮地，第一次看到了商店和街道，看到了路邊的土地廟和裏邊的泥菩薩，還看到了油漆描金的棺材……

“這是啥？那是幹什麼的？”

“小蘿蔔頭”感到莫名其妙，一個勁地問媽媽。他那兩隻大眼睛東張西望，好奇得應接不暇。

這一切都是極平常的，當他後來講個小夥伴李碧濤的時候，一開始李碧濤覺得這有什麼，不都是司空見慣的嗎？可是後來她懂了，她的小夥伴森森，之所以感到生疏而又新奇，是因為他在襁褓裏，就進了反動派的黑獄，成了蔣介石的私人囚徒，終身都要被囚禁於此，直到死……

後來還有一次，“小蘿蔔頭”和李碧濤，趁着女監的傭工倒馬桶，特務沒看家，他們藏在傭工後面，在白公館獄門外，稍稍站了會兒。歌樂山上青翠的樹林，黃昏歸林的烏鴉，一羣羣從頭上飛過，都是極普通的景色，但是“小蘿蔔頭”卻貪婪地看啊看不夠，彷彿以後可能再也看不到似的，他自言自語，説了一句：

“我們能像鳥兒那樣飛出去多好啊！”

問題來了：反動派如此虐待這對徐林俠、宋振中母子，他們有啥“大罪過”嗎？

重慶解放後，政府組織人民羣眾包紮在白公館監獄附近被屠殺的烈士遺體。

換言之，宋綺雲招誰惹誰了呢？

如果説有罪，那就是愛國罪；如果説招惹誰，那就是招惹了蔣介石。蔣介石曾批示：“宋綺雲與楊虎城是同案，和楊虎城等一併處理。”

1949年9月6日中午12時，蔣介石匆忙從成都飛往重慶，臨走前還不忘給“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作了殺人的指示，要求“不留痕跡地秘密處決楊虎城及其隨從與宋綺雲一家。”

當晚22點左右，第一輛車來了，楊虎城父子，在特務的押解下，來到戴（笠）公祠會客室。這是一處孤立的平房，隱沒在松林坡半山腰的松林深處。

楊虎城將軍的遺體是1949年12月11日在“戴公祠”花園裏挖出來的，旁邊是楊夫人謝葆貞女士的骨灰盒

屠殺隨即開始，第一個遇害的是楊虎城將軍的幼子楊拯中（未滿20歲），接着是楊虎城。他們死後，特務們為了掩屍滅跡，馬上把楊虎城父子埋入屋側花台下，蓋上泥土，並種上花草。

9月7日凌晨1時，第二輛也來了。車上的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帶着宋振中和楊虎城將軍的幼女楊拯貴，被押到警衞室。

根據屠殺的總負責人，時任“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在解放後的供述：

“兇手以同樣的方法先殺了宋夫婦，兩小孩見狀大駭，驚極狂呼，旋亦同遭慘殺。”

1949年12月13日在“戴公祠”警衞室裏，工人們挖出了宋綺雲夫婦和宋振中的遺體。他們的屍體已經腐爛，慘不忍睹。

葛雅波、李碧濤母子，因為黨組織營救，再加上她們家有親戚，徐遠舉要買賬，所以大屠殺前夕，就被釋放了。等到重慶解放，李碧濤趕緊去打聽森森和宋媽媽的消息，可聽到的卻是——

“在大屠殺前，森森和他爸爸、媽媽，就提前在‘戴公祠’的休息室，被劊子手楊進興用尖刀剌死的。宋媽媽要求留下孩子，而敵人先給她一刀，讓她躺在血泊中，親眼看着自己好容易在苦難中撫養大的兒子被刺死後，才補上致命的一刀，結束她光輝一生的。”

幾十年後，當李碧濤也當媽媽了，她的孩子也有森森那麼大的時候，她仍然記得，“聽到森森和他媽媽被屠殺的真實消息時，我渾身都戰慄起來，心都疼得麻木了。”

蔣介石、毛人鳳一夥，就是趕盡殺絕，楊虎城將軍的兩位副官，閻繼明、張醒民，隨宋綺雲、徐林俠、宋振中、楊拯貴那輛車，來到戴公祠殺人場，僥倖躲過這次屠殺，又被特務們押回渣滓洞，繼續囚禁。11月24日，被秘密殺害於梅園下面的公路旁。

解放後，重慶學校師生在渣滓洞院內，悼念屠殺遇害者。

1949年9月至11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潰逃前夕，對關押在軍統在重慶的數個集中營，如白公館、渣滓洞、松林坡等處的革命志士實施了系列大屠殺。

解放後，挖出的死難者遺骸，就有331人。

這其中，既有我黨同志，也有民主人士，既有楊虎城、黃顯聲、羅世文、車耀先、江竹筠、許建業、陳然等等著名烈士，也有不少是普普通通的革命者和革命的同路人，他們是教師、學生、記者、工人、農民和游擊隊員。

除了大人，還有7名無辜兒童，除了前面提到的宋振中、楊拯貴外，還有至少5名無辜兒童，在此殉難，被喪盡天良的國民黨特務殘忍殺害。

被殺害兒童留下的童鞋

以年齡大小為序，他們是：

13歲的蒲小路，男；

8歲的宋振中（男）和楊拯貴（女）；

3歲的王小華，男；

1歲零3個月的卓婭（小説《紅巖》中的“監獄之花”），女；

1歲的王幼華，男；

9個月大的蘇菲婭，女。

1950年1月15日，重慶市舉行各界追悼楊虎城將軍暨被難烈士大會。

我稱他們為“孩子烈士”。

他們中，除了蒲小路，所有人，一出生，便生活在黑暗的牢室裏，從沒見到過高牆外的世界，直到被黑手扼殺在高牆之內。

蒲小路的童年，可謂悽苦。6歲就死了親媽，續絃的後媽經常毒打他，親爹也不要他，把他賣給地主家當放牛娃，最後成了重慶街頭的小乞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了壯丁，給官長當勤務兵。不小心摔碎個水罐子，官太太沒頭沒臉照着死裏打，小傢伙頂撞兩句，就被扣上紅帽子，説是“小共產黨”，送到了渣澤洞。

在這裏，這個沒人要的野孩子，成了“黨的孩子”。大家都同情他、關心他、愛護他，像對待自己的弟妹、子女一樣。還找來鉛筆，用草紙釘成練習簿，教他學習文化，識字和算術。

重慶解放後，194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重慶市和解放軍領導同志到被國民黨屠殺焚燒後的渣滓洞監獄察看。

敵人用機槍掃射時，他僥倖活下來，卻被特務發現，用衝鋒槍殺害。1950年，蒲小路被評定為革命烈士。

卓雅的父親是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烈士，母親左紹英，由於劉國定和冉益智這兩個狗叛徒的出賣，懷着七個月大的卓雅，鋃鐺入獄。

孩子早產在監獄裏，國民黨反動當局毫無絲毫憐憫，一切全靠難友們賙濟。

有從同志們身上剛脱下來帶有體温的絨衣，有從被窩裏抽出來熱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墊的舊襯衫，有嶄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頭，也有用了多半還剩下小半桶的奶粉，還有草紙，一小瓶白糖，兩角錢的獄中“代用券”，小紙包的魚肝油……

卓雅的爸爸王璞烈士、媽媽左紹英烈士

1949年11月27日晚，卓雅母女，同時遇害。

母親和孩子同時遇害的，還有蘇菲婭母女，面對9個月大的女嬰，國民黨特務也沒有任何心慈手軟。

蘇菲婭的母親彭燦碧烈士，臨死前，緊緊地把孩子摟在懷裏，試圖用後背抵擋特務的子彈，誓死保護孩子。母親犧牲，孩子僥倖逃過一劫。可當特務進入牢房補槍時，發現小蘇菲婭還在動，於是拔槍就要扣動扳機。

見此情景，腿部受了傷的獄友羅娟華，硬挺着坐起來，以帶血的身軀為孩子擋槍，想用最後的掙扎，保住這個9個月的孩子。

可國民黨的這幫惡犬，在殺害羅娟華烈士後，拖開她的遺體，對着蘇菲婭，連開數槍！

偉大的母親羅娟華烈士

蘇菲婭是渣澤洞大屠殺中，最小的罹難者。

此外，還有王小華和王幼華，當着他們父母的面，特務用刀戳死了王小華，又掐死了王幼華，然後開槍打死了孩子的父母，王振華烈士和黎潔霜烈士，一家四口全部罹難。

為什麼這麼幹呢？

就是要讓你作為父母，心疼到死，死不瞑目！

國民黨特務在殺害宋振中、楊拯貴的時候，也是這麼幹的。

黃顯聲烈士送給宋振中烈士的鉛筆

新中國成立後，宋振中烈士的忠骸，被從地下挖出時，大家發現他的兩隻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着，當把他那已經開始腐爛的小手，輕輕打開的時候，發現裏面攥着的是一枝短得不能再短的紅藍鉛筆頭兒。

根據解放後，特務們提供的材料，我們可以初步復原犯罪現場：

宋綺雲、徐林俠和兩個孩子下車之後，就被特務們帶往警衞室。這個警衞室一式三間，宋綺雲先進到中間的室內，他剛往左邊屋裏看時，等候在那裏的劊子手便舉起匕首，直刺過來，他立刻倒下了。

徐林俠一看不好，趕快進右邊的屋裏，右邊屋裏同樣藏伏着特務，不等她看清，她已倒在血泊中。她沒有馬上死去，倒在地上艱難地喘着，大概是特務們有意讓她看到悽慘心寒的下一幕。

1937年，楊虎城和妻子謝葆真、次子楊拯中，前往歐洲出國考察。

特務們又逼向中間屋內的兩個孩子，兩個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嚇得大哭起來，害怕得直往牆角退。劊子手安文芳一步上前，兇狠地用兩隻手卡住楊拯貴的喉嚨，八歲的拯貴就這樣被特務活活掐死。宋振中看到自己的夥伴被特務殺害，他想上去抱拯貴，卻被特務楊欽典雙手卡住脖子，他在掙扎着，呻吟着，劊子手楊進興見此情景，立即上前補了一刀，鮮血染紅了地面。

一瞬間，警衞室的三間屋裏鮮血淋漓。

與此同時，警衞室旁邊的一間小房內，已經挖好了坑。殺人之後，特務們先把楊拯貴的遺體投送坑內，然後又將宋綺雲的遺體投送坑內，徐林俠、宋振中的遺體也先後被特務們投入坑裏。接着，他們打着手電，用鋤頭掩埋。

2006年，楊虎城之孫楊瀚與楊欽典見面

關於“小蘿蔔頭”之死，根據1977年3月27日下午，楊欽典的一份審訊報告，供稱：

“我們在外面那間屋子藏着，等宋綺雲和他兒子小蘿蔔頭走進裏面的那間屋子，我一下子衝進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蘿蔔頭的脖子，按在地上時他還沒有嚥氣，一直在呻吟。楊進興殺死宋綺雲以後，走過來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樑骨處刺去，小蘿蔔頭才死了。”

當“小蘿蔔頭”犧牲三十年後，他的獄中小夥伴李碧濤，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如今，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長大，小兒子已經長到當年小蘿蔔頭那麼高了。他們每天高高興興地去上學，想吃啥就有啥，不知道什麼叫苦，更不知道什麼叫壓迫。我常常把我的小夥伴‘小蘿蔔頭’苦難的意年，講給他們聽，要他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要求他們不要忘記過去，不要忘記烈士艱苦創業的事蹟。今後長大了，要向革命先烈學習，要用革命先烈英勇頑強的革命鬥爭精神，來對待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刻苦學習，發奮工作，把先烈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小蘿蔔頭”的畫畫本

五年前，我寫這篇文章初稿的時候，樓上的小森森，走路還是跌跌撞撞的樣子，如今他已經是一名小學生了，揹着書包，戴着小黃帽，蹦蹦跳跳去上學，偶爾我還能在他父母的朋友圈，看到他上畫畫輔導班的照片，那大膽的用色，還有數不清的彩色鉛筆，總會讓我一次次想起另一個“森森”——宋振中烈士。

我也為人父，也有自己的家庭，也從研究宋史，到研究中國革命史，史料看得太多了，早已是鋼鐵心腸。但每當想起烈士們，特別是這些孩子烈士，我都會控制不住我的眼淚……

追悼大會後，解放軍某部高舉“化悲憤為力量”的旗幟，打着“復仇”腰鼓送楊虎城將軍棺木出城。

又：本來該昨天出來這篇的，因為謀生艱難，折騰到今天才出來，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發出來，因為歷史需要銘記。

順便説句，本文中的不少解放初期，拍攝的渣滓洞、白公館照片，拍攝者為二野隨軍記者時盤棋同志。希望將來有可能寫三稿的時候，能看到他的回憶文章，畢竟“11.27”大屠殺犧牲烈士的慘狀，給他這個17歲少年的震撼，可想而知。

2024年11月28日19:25二稿於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