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親手培養病毒治癒自身癌症,“自我試驗”能推動科學進步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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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貝婭塔·哈拉西的乳腺癌第二次復發了。她患的是侵襲性最強、最兇險的乳腺癌亞型,更要命的是,她無法繼續接受化療。
這幾乎是一個死亡宣判。但幸運的是,她是一名病毒學家,通過查閲大量文獻,她決定嘗試此前在乳腺癌中未經證實的溶瘤病毒療法。
在同事幫助下,哈拉西將培養的病毒注射到腫瘤中。兩個月的治療過後,腫瘤體積大幅縮小,由硬變軟,沒有出現嚴重的副作用。此外,腫瘤的侵襲性邊緣也出現消退,更容易通過手術切除。對切除的腫瘤分析顯示,腫瘤已完全被淋巴細胞浸潤,這表明溶瘤病毒療法發揮了預期作用,並激發了免疫系統攻擊病毒和腫瘤細胞。手術後,哈拉西接受了為期一年的抗癌藥物治療。今年8月,哈拉西將自己抗癌的病例報告發表在Vaccines上。
撰文 | 王晨光
癌症始終是現代醫學的重大難題,儘管治療方法不斷豐富,許多患者仍在疾病的某個階段面臨無藥可醫的局面。在這一背景下,病毒治療癌症的概念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克羅地亞病毒學家貝婭塔·哈拉西(Beata Halassy)近年來開展了乳腺癌病毒治療研究,並將實驗成果發表在科學期刊上。令人矚目的是,哈拉西不僅參與了研究,還親自使用實驗室開發的病毒治療自己確診的乳腺癌。這一大膽行為引發了媒體和公眾對病毒療法的廣泛關注。
貝婭塔·哈拉西 | Ivanka Popić
需要指出的是,病毒療法並非哈拉西實驗室的原創發明,早在20世紀初,這一概念就被提出,並歷經了多年的發展。哈拉西的研究是在前人基礎上提供了進一步的數據支持。病毒療法為癌症患者帶來了新的希望,展現了其在腫瘤治療中的潛力。然而,隨着哈拉西自我治療引發熱議,醫學倫理問題也浮出水面,科學家自我試驗的歷史與病毒療法的倫理挑戰同樣值得深入思考。
病毒可以成為抗癌武器
當人們提到“病毒”時,往往聯想到致命的傳染病,如天花、埃博拉和新冠等。然而,病毒不僅是人類健康的威脅。在一定條件下,它們也可以成為抗癌的武器。溶瘤病毒療法(oncolytic virotherapy)是一種利用病毒感染腫瘤細胞、破壞腫瘤組織的治療手段。通過基因工程技術,科學家們可以設計特定的病毒,靶向腫瘤細胞,同時避免對正常細胞的損傷。
貝婭塔·哈拉西在乳腺癌領域的研究中,成功地利用基因改造的溶瘤病毒來針對癌細胞。她的團隊對病毒進行了精細的基因編輯,使其專門攻擊乳腺癌細胞而不傷害正常組織。這種靶向性極大地減少了治療過程中對正常細胞的損傷,也降低了副作用的風險。
通過臨牀前的實驗,哈拉西團隊的研究表明,經過改造的病毒不僅能有效殺死癌細胞,還能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增強對殘留腫瘤細胞的清除能力。這一發現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療思路,並且在更廣泛的癌症治療中顯示出潛力。
雖然哈拉西的研究令媒體和公眾耳目一新,但溶瘤病毒療法並非新概念。早在20世紀初,醫學家們就發現某些患者在感染病毒後,腫瘤出現縮小甚至消失的跡象。這一現象為溶瘤病毒療法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靈感。
到了20世紀中葉,美國科學家發現風疹病毒可以在體外抑制某些癌細胞的生長,這為後來病毒療法的開發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隨着基因編輯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家們得以對病毒進行精確設計,使其特異靶向癌細胞的能力大大增強。
2015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個溶瘤病毒藥物——T-VEC(Talimogene laherparepvec),用於治療晚期黑色素瘤。這一里程碑事件標誌着病毒療法從實驗室走向臨牀的關鍵一步。此後,越來越多的臨牀試驗表明,溶瘤病毒療法在多種癌症類型中顯示出前景,包括肺癌、腦癌和前列腺癌。
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es, OV)並不是指某一種特定的病毒,而是泛指所有能夠選擇性地感染並殺死腫瘤細胞的病毒。溶瘤病毒療法與傳統的癌症治療方法不同,它通過兩種主要機制發揮抗腫瘤作用。首先是直接“溶解”腫瘤細胞,溶瘤病毒能夠感染並在腫瘤細胞內複製,分解受感染的細胞並傳播給其他腫瘤細胞,最終導致腫瘤細胞裂解和死亡。其次是刺激免疫反應,它通過釋放腫瘤相關抗原,激活宿主的免疫系統,產生持續的抗腫瘤免疫反應。這種雙重作用使溶瘤病毒不僅具有直接殺傷腫瘤的效果,還能夠調動宿主的免疫系統進行更廣泛的腫瘤清除,從而在某些情況下提供比傳統療法更持久的療效。
而且,現代基因工程技術更是可以對溶瘤病毒進行改造,使其更加特異地感染腫瘤細胞。例如,插入細胞因子基因(如GM-CSF),以進一步增強局部抗腫瘤免疫反應。
近年來,溶瘤病毒在研究和臨牀應用中取得了顯著進展,多種病毒已被嘗試用於癌症治療。例如,T-VEC是一種基因改造的單純皰疹病毒(HSV-1),在美國獲批用於治療黑色素瘤。T-VEC通過直接注射到腫瘤部位,感染並殺死腫瘤細胞,同時激活局部免疫反應,從而增強對癌細胞的免疫攻擊。腺病毒是另一種常見的溶瘤病毒,因其易於改造且具有廣泛的感染譜,廣泛用於溶瘤病毒研究。“安柯瑞”是首個在中國批准的腺病毒溶瘤病毒,用於治療頭頸部鱗狀細胞癌。麻疹病毒因其自然的免疫原性和腫瘤靶向性,近年來成為研究的熱點,麻疹病毒溶瘤療法已在卵巢癌、黑色素瘤等多種癌症的臨牀試驗中展現出潛力。
外源病原體“武器庫”
除了病毒,細菌在腫瘤治療中的研究也有悠久歷史。William Coley是細菌療法的先驅,19世紀末,他發現一些癌症患者在感染細菌之後腫瘤出現縮小或消退。基於此,他推測感染所引發的免疫反應可能幫助殺死腫瘤細胞。Coley開發的一種包含滅活鏈球菌等細菌的混合物“Coley毒素”通過注射來刺激患者免疫系統對抗腫瘤。雖然這一療法後來被現代抗癌技術取代,但為免疫療法奠定了重要基礎。
細菌在腫瘤治療中的應用基於其能夠在低氧、營養豐富的腫瘤微環境中增殖。厭氧菌如梭菌屬在腫瘤組織內生長的特性促使科學家探索其作為抗腫瘤載體的潛力。通過基因改造,細菌能夠攜帶抗癌基因或毒素,靶向釋放於腫瘤內部,從而增強殺傷效果。此外,細菌感染還能夠激活免疫系統,進一步促進腫瘤清除。例如,基因改造的沙門氏菌VNP20009能在腫瘤的低氧區域增殖並釋放抗腫瘤因子,目前已進入黑色素瘤和實體瘤的I期臨牀試驗。梭菌和大腸桿菌也被廣泛用於細菌抗癌研究,展現出強大的潛力,但安全性和毒性控制仍是未來臨牀應用的挑戰。
細菌療法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如何控制細菌的毒性,防止其對正常組織的傷害,以及細菌在體內的分佈與繁殖難以精確控制。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優化細菌的安全性和靶向性。隨着合成生物學的發展,科學家們正在通過更精細的基因編輯技術來改造細菌,使其在腫瘤微環境中發揮更精準的治療作用。
除了病毒和細菌,其他外源性微生物也被研究過抗腫瘤的效果,如真菌和寄生蟲等。此類微生物的獨特機制展示了抗腫瘤治療的新思路。
説回溶瘤病毒療法,儘管它已展現出一定的臨牀潛力,但也面臨一些問題,其中最大問題之一當屬如何在確保治療有效的同時避免副作用,特別是針對免疫系統的作用機制仍不完全明確。儘管病毒感染可以直接破壞癌細胞,並通過釋放抗原激活免疫系統,產生抗腫瘤的免疫反應,但這一過程的具體調控機制複雜,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中一個關鍵挑戰是病毒與宿主免疫系統之間的複雜關係。免疫系統不僅可以被病毒激活來攻擊腫瘤,還可能迅速清除治療病毒,從而限制其在腫瘤中的擴散和效果。如何平衡這種“免疫平衡”成為研究的焦點。
此外,病毒如何在不損傷正常細胞的情況下選擇性攻擊癌細胞,尤其在不同類型腫瘤中的效果和安全性也存在差異。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研究者們正在探索基因改造病毒和聯合療法,以增強溶瘤病毒的選擇性和免疫激活效果。
那些“自我試驗”的勇者
新聞效應的引發並非源於病毒治療癌症技術的進展,而是哈拉西用實驗室開發的病毒治療自身癌症並將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公開。除了病毒治療癌症在技術層面的問題,這種行為本身是否有不妥之處?
哈拉西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療了她的乳腺癌,這可以被歸類到“自我試驗”。這種情況在生命科學歷史上並非罕見。許多科學家為了推動科學進步,甚至將自己作為試驗對象。
例如上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醫生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提出,胃潰瘍並非由壓力或飲食引發,而是由一種名為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的細菌導致的。然而,這一假設當時受到醫學界的廣泛質疑。為了證明這一理論,馬歇爾決定親自感染這種細菌。他喝下含有幽門螺桿菌的溶液,迅速出現了胃潰瘍症狀,並通過抗生素成功治癒,最終證實了他的理論。這一勇敢的自我試驗為胃潰瘍的治療帶來了革命性變化,併為他贏得200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於托馬斯·傑斐遜大學工作期間,筆者曾參與接待馬歇爾博士,並主持了一場博士研究生與馬歇爾的午餐會。在會上,一位學生詢問為何馬歇爾選擇親自驗證他的研究假設。馬歇爾回憶起當時研究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困難,特別是來自同行的強烈質疑。他提到,儘管文章多次投稿,卻屢次被雜誌拒絕接收和發表。在這樣的質疑環境下,想要獲得批准進行基於研究結論的臨牀試驗,顯然是極其困難的。
美國醫生沃爾特·裏德(Walter Reed)在19世紀末期領導了一項研究,試圖揭示黃熱病的傳播方式。為了證實黃熱病通過蚊子傳播的理論,裏德和他的團隊決定將自己暴露於感染風險中。他們讓蚊子叮咬自己,記錄病症的發展。儘管這一實驗對推動黃熱病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也導致了多位科學家和實驗參與者的感染,甚至有的人因此喪命。
18世紀的外科醫生約翰·漢特(John Hunter)以其對生理學的貢獻而聞名,但他的一些實驗充滿爭議。為了研究性傳播疾病,他將患有淋病和梅毒的分泌物注入自己的體內,以觀察疾病的傳播和症狀發展。這一極具風險的自我試驗雖然為醫學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數據,但也導致了他自己晚年的健康問題。
阿爾伯特·卡斯托(Albert Calmette)和卡米爾·熱蘭(Camille Guérin):他們在1921年自己接種了活的巴氏桿菌,以證明其能夠激發對結核病的免疫反應。這一實驗促成了BCG疫苗的誕生,至今仍用於預防結核病。
漢斯·雅各·維爾(Hans Jäger):他在20世紀50年代自願感染艾滋病病毒,以便研究這個新型病原體的影響和傳播。這一事件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爭議,並激發了關於倫理和科學方法的討論。
“自我試驗”的倫理挑戰
利用病毒等病原體治療癌症的探索展現了現代醫學的創新與進步,為患者帶來了新的希望。哈拉西等科學家的研究為這一領域注入了新的動力,將病毒從單純的病原體轉變為抗癌的工具。然而,“自我試驗”伴隨重大倫理風險。科學家通過自我試驗推動醫學進步,有時被視為奉獻精神的象徵,但也引發了深刻的倫理爭議。儘管現代醫學中自我試驗已減少,但科學研究,特別是創新藥物的臨牀試驗,仍無法做到絕對安全,如何界定人體安全的邊界,依然是一個關鍵的倫理問題。
首先,研究人員對自己身體進行試驗的行為本身涉及嚴重的倫理挑戰。一般的臨牀研究都要求第三方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和批准,以確保實驗符合醫學倫理標準。而自我試驗可能跳過了這些必要的審查,導致潛在的利益衝突,甚至冒着未評估風險進行試驗。
其次,在沒有足夠的樣本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自我試驗的數據很難具有科學上的廣泛適用性或代表性。即使實驗結果對個體有效,也不能保證其在其他患者中同樣有效,這使得結果的科學嚴謹性受到質疑。
第三,在正式臨牀試驗之外使用實驗性療法(如未完全驗證的病毒治療)會帶來顯著的安全風險。未經嚴格的臨牀試驗和監管批准,使用此類療法可能導致意外的副作用或不良結果,而沒有適當的醫療監督進一步增加了這些風險。
第四,哈拉西在論文中公開對自身的實驗結果並得出病毒療法有效的結論,可能會引發關於學術利益衝突的討論。作為研究的發起人和實驗對象,她的結果可能無法保持中立,將影響科學社區對研究結論的信任。
基於上述幾點,加上媒體的渲染和公眾的熱議,研究結果可能會向公眾傳遞錯誤的希望或信息,誤導他們相信某種治療方法在還沒有被完全驗證的情況下具有療效。尤其在“另類療法”依然有巨大市場的國家和地區,這種行為可能會導致或加劇行業亂象,各類未經嚴格臨牀驗證的療法競相登場。
另外,基於媒體和公眾對最新研究的二次解讀來“指導”健康決策是非常不可靠的。即便直接查閲原始論文,普通民眾由於缺乏專業背景,難以準確理解研究內容並做出合理判斷。因此,不建議普通人從新發表的科學論文中獲取醫學知識。即使某項研究涉及個人利益,也應謹慎對待,最好諮詢專家。(詳見《那些按照“最新研究”生活的人,會過得更健康嗎?》)
病毒療法代表了癌症治療的一個重要方向,但科學的發展不能脱離倫理的約束。未來,在技術、倫理和法律的共同推進下,病毒療法有望成為一種安全、有效的常規癌症治療手段,幫助更多患者控制癌症。
致謝:
感謝河南大學醫學院教授謝松強對本文的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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