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校生被瘋搶，中國人的教育觀在變了嗎?_風聞

作者｜ 李井奎    經濟學家、科普作者

近日，河南駐馬店一位17歲的中專小夥子被5、6家企業搶着要的新聞登上熱搜，引起網友熱議。這位中專生當年因為10分之差沒上高中，於是選擇了職業院校，學習新能源技術專業。由於技術過硬，他參加了全國第三屆關鍵技術新能源比賽，並獲得了全國第三名的好成績，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高級技工”。

相比目前經濟下行、結構調整下相對慘淡的就業形勢，尤其是應屆大學生的就業窘境，職業技校學生的就業何以風景這邊獨好？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正在向“製造業強國”邁進的製造業大國，製造業對高級技能人才的需求越發迫切。人社部曾經發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招聘大於求職“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生產製造及有關人員”佔比最高。新進排行的24個職業中，有17個與製造業相關。

還有最新數據顯示：到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重點領域的人才總量接近6200萬人，但人才需求缺口高達3200萬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相關技能才人必然是市場上的香餑餑，薪資水平也會不斷水漲船高。另一方面，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數量也在不斷創新高。2024年更是創下歷史新高，1179萬人。

一句話概括，我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製造業產業升級中日益增長的專業技能人才需求與落後的教育觀念和教育體制之間的矛盾。

東亞社會重視教育，但不與市場接軌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當中，讀書的真正追求並不是求取知識本身。尤其是唐宋以後，科舉制度逐漸定型，讀書是為了考取功名，從而進入國家精英階層，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傳統中國的讀書人讀書，是為了成為“人上人”。因此，你可以看到考研熱、考公務員熱，甚至考取博士也被視為家族的榮耀。

這當然是我們東亞社會重視教育的一個重要表現，但同時也要看到，所謂東亞社會重視教育的背後，是傳統等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落後思想觀念使然，骨子裏並不是指向市場和現代工商業社會的。

因為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曾經批評日本的專利制度以及東亞的教育體系，稱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製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甚至以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

事實上，中日韓三國相比，日本的教育體制算是三國之中最為寬鬆的，而韓國更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韓國有三大名校，分別是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簡稱為“SKY”。

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 韓國的孩子們幾乎都要上補習班，目的是能夠考入這三所大學，成為韓國社會的精英。龐大的教育支出，也是使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韓國教育的這種現象，是東亞社會的一個縮影。

現代教育制度，起源於18世紀的普魯士。在19世紀之前，教育大多是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或者類似孔子或柏拉圖那樣的小型學術團體，隨着工業革命之後對相關知識以及對受基本教育勞動人口的需求，產生了類似於今天這樣的學校教育制度。

普魯士人在18世紀最先實施瞭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這使成千上萬人變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重要的動力和基礎，也為德國培養了大量忠誠而易於管理的國民，促成了德國的全面崛起。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開始照搬普魯士教育體制，同時這個體系也為其他歐洲國家仿效，推行到了全世界。

東亞國家為了追趕西方國家，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但又不可避免地因為既有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基因，在觀念上對這個制度作出潛意識上的扭曲。

在中國許多高中高三教室裏，都有着各種各樣的激勵學生努力學習的格言、警句或對聯。其中有一副對聯這樣寫道：“百鍊成鋼，磨劍十年，必能展翅酬壯志；秣馬厲兵，試鋒六月，定當折桂步蟾宮。”我想，我們每一個上過高三的人，都對這樣的場景和豪言壯語不陌生。在這種情況下，催生了一批像河北衡水高中、安徽毛坦廠中學這樣的高考重鎮，成為許多地方中學爭相效仿的對象。

但，我們不能過多地指責它們，指責每一對望子成龍的父母，因為教育本身就有着選拔功能，而父母們的教育觀念也與時代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息息相關。

也許，當我們思考這種教育制度的問題所在時，更應該反思這樣一些問題：

為什麼作為這套現在教育制度的創始者，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高質量的技術人員，使德國的製造業穩居世界最前列？同時，同為東亞國家，日本和韓國為什麼也沒有出現像我們國家這樣的大量高級技工人才的短缺現象呢？

德國職業教育成功的前提：沒人看不起藍領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在於，德國現行的教育體制既尊重了每個孩子的天賦和興趣，又兼顧了德國的產業結構和市場需求，在孩子的天賦和職業之間作了較好的匹配。

德國的小學學制是4年制，10歲時小學畢業，然後會按照成績和個人興趣分別進入普通中學、實科中學和文理中學。成績最好的一批進入文理中學，學制8年，畢業後獲得文理高中畢業文憑，即可進入德國綜合類大學。而就讀於前兩類中學的學生很可能走上職業教育發展道路。

德國製造業之所以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許多德國企業在細分市場中擁有技術優勢，離不開其背後大量技術技能型人才的支撐，更離不開頗具特色的職業教育體系的人才培養體制。

德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內核是“雙元制”職業教育。所謂“雙元制”，就是把傳統的“學徒”培訓方式、與現代職業教育思想結合的一種學校和企業合作辦學的模式。在德國，高中階段職業教育的特點和目的就是：能直接向企業輸送成熟、合格的技術工人。

行業企業與教育界的合作，不僅體現在具體而微的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分工協作上，而且在一些人才培養標準的宏觀制度層面也緊密協調，共同開發相關的職業培訓條例和框架教學計劃。同時，人才培養的總成本也由學校和企業共同承擔，德國產業界在職業教育人才培養上的投入甚至超過了公共財政所作的投入。

當然，企業的投入並不是沒有收益的公益行為，這一收益就體現在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招募到了從勞動力市場並不容易獲得的技術技能型勞動者。

產業界與教育界、企業與學校的這種合作培養人才、協調與博弈的健康機制，使得德國的職業教育不但能夠培養出高質量的技術工人，而且也能夠實現學校、企業和政府在職業教育領域中的多方共贏，最終保證了德國製造業的人才競爭力和德國中產階級的穩定社會地位。

但是，德國職業教育之所以能夠成功，首先是樹立了職業的平等觀。在他們的觀念中，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意識，自然也不會有“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這樣的社會現象。

德國的技術工人在德國社會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度，一方面是從事技術工作能夠帶來較為體面的收入，部分技術工人在職業發展中還可以通過繼續提升職業資質成為僱主，從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以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德國技工職業在社會文化意義上的認可度也比較高，這一點是深深地根植於德國的社會和文化土壤之中的。

圖：德國的技術工人在德國社會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度，深深地根植於德國的社會和文化土壤之中。

中國高等教育，夠大但不夠強

我國的高等教育經過數十年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截至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57.8%，在學總人數達到4430萬，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

但同時，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建立，受前蘇聯影響巨大，人才培養模式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特色。上個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高等教育領域從宏觀管理體制到微觀教學領域，都進行了變革，以1952年大規模院系調整為切入點，形成了部委舉辦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直接對接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

可以説，是蘇聯教育模式奠定了我們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構，今天大學裏的基本教學管理制度依然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產物。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大學的組織結構和人才培養模式不斷改革，但在人才培養和教學領域的最深層面，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

這套制度在歷史上無疑起到過正向的促進作用，為各行各業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但在今天整體社會經濟體制已經轉向市場模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時代，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式辦學體制以及過於專門化的教學體系，與現實的社會經濟需要已經產生了不小的距離。

尤其是在我國目前強調社會轉型、產業升級，從製造業大國邁向製造業強國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部分，亟待優化供給結構

​圖：2021年10月31日，江蘇城市職業學院，參加“機器人獵狗”挑戰賽的選手正在做賽前準備

值得指出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了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要“優化職業教育供給結構”，並詳細提出四個方面的任務：

一是圍繞國家制造業所需的新興專業開展建設；

二是圍繞國家民生工程所需的緊缺專業開展建設；

三是圍繞國民經濟轉型升級所需的傳統專業及時進行調整；

四是鼓勵學校開設更多緊缺的、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形成緊密對接產業鏈、創新鏈的專業體系。

十多年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受邀參觀內陸地區的一家工廠。當他看到這家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如同機器一般重複着同樣的動作，連上廁所都要跑步過去，該工廠對工人們的時間管理以分鐘來計算時，張五常教授不禁悲從中來：我華夏兒女若都這般來工作，如何積累人力資本，如何有創新的可能？

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那種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的製造業時代已然過去，人口紅利消失，新一代的年輕人與他們的父輩是全然不同的兩代人。製造業的升級轉型，呼喚更多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市場的前景也會倒逼那些落後的教育觀念和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