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從冷戰文化工具到大灣區合作樞紐_風聞
爽爽的南洋-马来亚大学 文化研究博士在读-香港、新马研究学者｜关注：历史、冷战与华人文化。40分钟前
20世紀中葉的冷戰氛圍不僅是東西方意識形態鬥爭的顯性戰場，也在文化教育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較量。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正是這一複雜背景下的產物。作為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中文大學的出現不僅回應了香港社會對本地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成為美、英及中國在冷戰格局中爭奪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節點。
從中文大學的起源、美國基金會的深度介入到冷戰策略對其發展的推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冷戰對香港教育領域的深遠影響。這一過程反映出美英在港殖民管治、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中如何通過教育來實現戰略目標，同時也揭示了香港在冷戰中的獨特角色。
冷戰初期的動機與籌劃——新亞書院與南來文人的努力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更替，大量知識分子為躲避政治變革而南下香港。這些南來文人包括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家唐君毅等一批學術大家，他們帶來了深厚的學術傳統和文化資源。然而，此時的香港教育體系僅有以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未能滿足中文背景知識分子的需求。他們迫切需要一個平台繼續開展學術研究和教育傳承，同時也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接受中文教育的機會。
在這種背景下，1949年，錢穆、唐君毅等學者創立了新亞書院，意在延續中華文化教育的傳統。書院初創時條件十分艱苦，僅能借用一所中學的教室上課，教職員工的生活也與學生一樣簡陋甚至拮据。儘管如此，新亞書院的創立體現了南來知識分子強烈的文化使命感。
隨着香港社會對中文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長，新亞書院逐步擴大了招生規模。然而，書院的資金問題始終懸而未決，教學環境簡陋，課程設置有限，難以滿足更高層次的學術和教育需求。
面對新亞書院的困境，美國迅速注意到這些中文書院在文化冷戰中的潛力，開始通過多個基金會對其提供資金支持。亞洲基金會從1954年起開始向新亞書院提供經費，用於購置教學設備、建設圖書館以及支持學術交流。這些援助顯著改善了書院的硬件條件和學術資源。
福特基金會在1956年資助新亞書院興建了獨立校舍。這一資助不僅改善了教學環境，還提升了新亞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哈佛燕京學社和耶魯雅禮協會這些學術機構為書院提供了研究資助和國際交流機會，引入了現代化課程設置和教學理念，推動書院逐步向國際化靠攏。
這些援助的背後，是美國文化冷戰策略的深刻意圖。通過支持中文書院，美國希望將其打造為西方自由與民主價值觀的傳播平台，與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形成鮮明對比，從而爭奪華人知識分子與青年一代的思想認同。
隨着新亞書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私立中文書院如崇基學院、聯合書院等相繼崛起，形成了香港中文高等教育的雛形。在美援的推動下，這些書院不僅填補了香港中文教育的空白，也成為冷戰文化策略的直接體現。1963年，香港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將新亞書院與其他書院合併，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成為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冷戰中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冷戰的工具與象徵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合併而成。表面上，這一決定是為了解決香港中文高等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但其實背後折射出英美在冷戰時期對香港教育的政治期待。作為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不僅承擔着教育使命，還被賦予了冷戰文化對抗的特殊功能，成為展示自由世界文化優越性的象徵。
在美英的強烈推薦下，經濟學家李卓敏最終擔任了這一職務。李卓敏有深厚的美國教育背景，並以“國際化”為中文大學的發展方向。然而，他的上任也引發了一些內部的反對聲音，尤其是新亞書院的一些學者認為，他的管理方式過於傾向西方，忽略了中文大學的中華文化根基。
在李卓敏校長的領導下，中文大學的課程體系大幅借鑑美國模式，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這些學科不僅是冷戰期間美國文化輸出的重點，也是對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例如，大學在課程中引入大量西方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內容，以塑造學生對自由世界的認同。
中文大學在冷戰期間不僅是知識生產的基地，也是一場無形文化戰的參與者。通過學術研究、出版與交流，大學在文化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友聯出版社等機構在中文大學的支持下出版了大量關於中國大陸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書籍。這些出版物大量傳播了西方自由與民主價值觀。這種出版活動既為學術界提供了研究資源，也為美國的文化冷戰策略服務。
美援還幫助中文大學建立了多個國際合作項目，邀請西方學者到校訪問或講學。這些活動不僅提升了大學的學術水平，也為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提供了渠道。例如，大學在60年代舉辦的多場國際學術會議，成為展示西方學術成果和文化優勢的重要平台。
冷戰後至當代的香港中文大學——融入大灣區，助力區域發展
1997年香港迴歸後，大學在文化傳承與現代化發展之間尋找平衡，通過與內地高校的合作，積極參與國家戰略，為兩地教育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智力支持。這一時期，香港中文大學在多個領域取得了突破，不僅繼續深化國際化，還在服務香港社會、推動經濟與科技創新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這種轉變標誌着大學從區域內的教育中心向更廣泛的社會發展樞紐邁進。
作為大學發展的新里程碑，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與深圳市政府合作創立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秉承母校“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教育理念，同時專注於服務區域經濟發展。學校設立了多個與區域經濟緊密相關的學科，目標是培養具有全球視野與實踐能力的高端人才。
深圳校區不僅是高等教育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成為深港合作的重要智力支撐平台。通過建設聯合研究機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學校為大灣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校區與深圳的企業合作開展科技研發，同時與香港校區共享學術資源，促進兩地在教育與創新方面的深度融合。
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從其冷戰時期的文化對抗角色到今天大灣區合作樞紐的定位，是中國現代史中一個重要的縮影。在文化冷戰的浪潮中，這所大學在美英勢力的推動下誕生，隨着冷戰結束和香港迴歸，大學逐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成為區域教育、科技與文化融合的重要節點。
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變，既映射了冷戰的全球格局對地方教育的塑造，也彰顯了中國在時代變遷中對香港高等教育的引導與深思，為未來國家與區域協調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啓示。
衍生閲讀：
陳學然（2022）。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台大歷史學報，(70)，167-244。
容啟聰（2021）。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台灣人權學刊，6(1)，87-93。
《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作者：周愛靈。
《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作者：趙雨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