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建 | 強可持續性範式與中國發展C模式_風聞

諸大建｜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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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大建

範式變革的概念，如今在技術領域、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領域，乃至政策層面和新聞媒體都廣為使用。然而，對什麼是“範式”及“範式變革”這樣的基本問題，卻鮮有深入探討。**我想圍繞三個關鍵詞即範式遷移、中國社會變遷、自主知識生產，結合自己學術經歷的三個階段，分享一些感悟。**第一，如何理解範式概念及其變革；第二，如何解讀中國當前的社會變遷特別是發展方式的變遷；第三，在範式遷移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如何進行自主知識生產。

從現代地學革命研究“範式遷移”

1960年代世界上同時發生了兩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革命。一個是科學哲學與科學史領域庫恩理論對傳統理論提出的挑戰，庫恩（T.S.Kuhn）的成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發表於1962年；另一個是地球科學領域早先提出的大陸漂移假説，1960年代後期由於海底考察取得了重大發現，引發了板塊學説的現代地學革命。有意思的是，1970年代至1990年代，這兩個科學革命的理論研究出現了交集。庫恩的學科背景是物理學，他研究科學革命時主要關注的是歷史上的物理學案例。庫恩理論成為熱點之後，研究者們認為現代地學革命是20世紀最新的科學革命，可以通過當時的大量資料包括科學家的論文、演講以及相關文獻來進行實證研究。於是，**用現代地學革命來檢驗庫恩理論成為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研究前沿，併產生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概括當時的研究成果，現代地學革命及其在全球的傳播，在重大問題立場上支持了庫恩的範式及其遷移概念。基於這些研究，可以得出三個主要看法：

**其一，範式是高於具體理論的科學觀念。**傳統上，研究科學發展的基本單位是具體的科學理論，但庫恩提出的科學範式是高於科學理論的科學觀念或元理論，類似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説的“前分析觀念”（pre-analyticvision）。科學觀念是學術研究的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的綜合體現，常常具有世界觀和信念的性質。其中，本體論關注研究對象的本原，認識論探討如何認識研究對象，價值論則是判斷什麼樣的研究才是有意義的。現代地學革命用地球活動論範式取代了影響地球科學思維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地球固定論範式。地球活動論的本體論認為地球活動以大規模水平運動為主導，認識論和方法論認為山脈與海洋等地球表面特徵由地球板塊的水平運動形成，價值論認為用地球垂直運動的概念研究和解釋海陸起源是無意義的。中國現代地質學思想史上曾出現過多種大地構造學説，儘管它們在具體理論形態上存在差異和爭論，但其思想基礎基本上屬於地球固定論，後來逐漸淡出歷史舞台。可見，一個科學範式可以包含不同的理論，但是它們具有相近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正是理論後面隱含的觀念差異，構成了科學範式之間的差異。

**其二，新舊範式在內涵上不具有通約性。**這是庫恩理論的核心觀點。傳統觀點認為科學理論是累進的，新提出的概念會包含以前的概念，這些概念相互間在內涵上具有可通約性，因此科學發展被視為套箱式的發展模式，即小箱子不斷被更大的箱子包容。但是範式遷移理論強調新舊範式的內涵是間斷的，相互間在所指上是不可通約的，由此構成科學革命的本質。庫恩引用格式塔心理學來説明科學革命是世界觀的變革，革命前看到的是“雞”，革命後看到的是“鴨”，要同時包容“雞”和“鴨”是不可能的。從現代地學革命的地球活動論範式來看地球的發生發展，雖然大陸和海洋本身沒有變化，但是它們的成因和人們對地球的認知方式已經截然不同。範式遷移的引爆點在於舊範式中的危機在新範式中得到了化解。科學範式的進步性體現在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斷深化和收斂，即新範式能夠更好地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

**其三，範式遷移伴隨着科學共同體的重組。**科學範式的載體是科學共同體，不同的範式對應着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如果範式發生了重大遷移，那麼科學共同體也會隨之發生重組和新陳代謝，舊的科學共同體逐漸去中心化，新的共同體開始佔據核心位置。從範式理論的角度研究科學革命，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範式遷移背後有着利益驅動和社會屬性。很多人認為，科學革命的變遷和新思想的接受與科學家的年齡有關，科學史上的“普朗克原理”就假設老一代科學家不會接受新範式，而年輕人才是新範式的追隨者。然而，通過對板塊學説和地學革命的案例研究，我們發現範式變遷並不是科學家年齡的函數，而是學術利益的函數，即科學家與舊範式的利益關係決定了其是否接受科學變革。事實上，年長的學者如果與舊範式沒有緊密的利益聯繫，他們完全可以成為新範式的接受者甚至是倡導者和革命者。相反，如果年輕的學者所接受的教育和師承主要是舊範式，那麼他們往往不會輕易成為新範式的接受者，有時甚至會成為反對者。

強可持續性範式與中國發展

美國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HermanE.Daly）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一書，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解讀提出了兩種不同的範式。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弱可持續性範式，該範式對傳統增長概念進行了非核心的調整，強調通過綠色增長和效率改進可以解決環境與發展的矛盾。另一種是戴利等人倡導的強可持續性範式，該範式強調效率改進無法徹底解決反彈效應問題，人類發展需要從無極限的經濟增長轉向極限內的好的發展。自2015年以來，聯合國在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強調在降低人類碳足跡的背景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並趨向於認為強可持續性才是真正的發展方式革命，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當前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具有重要意義。深入理解強可持續性新範式和中國基於生態文明的發展戰略，需要強化以下四點認識：

**第一，關於經濟社會是地球自然子系統的觀點。**與傳統經濟學脱離地球生態系統討論經濟增長不同，強可持續性範式的“前分析觀念”，強調經濟社會是地球自然的子系統，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張。因為經濟增長依賴於自然資本向人造資本的轉化，而地球碳容量、生物多樣性等關鍵自然資本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自然資本越稀少，技術替代的難度就越大。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通常包括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方面，強可持續性範式與弱可持續性範式的區別，可以可視化地表達為兩種圖形。弱可持續性表現為三個系統局部相交的三圈相交模式，可持續性的總效益是三者之和，三者之間的替代性較強；而強可持續性則表現為生態包含社會、社會包含經濟的三圈包含模式，可持續性的總效益是三者之積，三者之間的替代性較弱。從三圈包含模型可以直觀地看出，內生於生態環境系統的經濟社會系統是不可能無限增長的，物質資本對自然資本的替代能力是有限的。生產、生活、生態的規劃與建設應該基於三圈包含模型。

**第二，經濟社會系統發展的兩個階段。**對於經濟增長的概念，可持續發展的兩個範式有不同的理解。傳統的經濟學和弱可持續性範式將增長解釋為GDP等貨幣流和價值流的增長，而強可持續性範式則認為增長更主要的是指經濟增長的物質規模，因為價值流不能脱離物質流而增長，而物質流的增長是有極限的。**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規模有極限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效率要注意提高自然資本的資源生產率，推進社會公平則需要縮小貧富之間的自然消耗和生態足跡的差距。**強可持續性範式認為，經濟社會系統的發展需要分解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經濟體的物質規模增長，第二個階段是經濟體的物質存量優化。換句話説，前一階段是擴大物質規模，後一階段是優化物質存量，由此實現從增長階段到發展階段的轉化提升。

第六屆聯合國環境大會

**第三，中國高質量發展與強可持續性範式的內在一致性。**強可持續性範式有助於深度地理解中國當下的發展戰略與社會變遷問題。中國式現代化是以生態文明為基礎的五位一體現代化，強調要用“三區三線”概念即城鎮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和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來引導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這樣的發展觀念無法用弱可持續性範式進行解釋。**中國當前的社會變遷強調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正體現了中國發展觀念與強可持續性範式具有內在一致性。**筆者團隊曾經通過研究中國五年發展規劃思想的演變來探討可

持續性思想的進化。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80多年裏，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體上可以分為兩個40年。從1978年到2020年的近40年裏，高速增長伴隨着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加劇；從2020年到2060年的40年裏，高質量發展則要求通過環境紅線倒逼經濟社會發展質量的提升。當下的中國發展戰略，在環境問題上強調總量與強度雙控，即在資源環境消耗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大幅提高經濟社會的綠色效率；在社會問題上強調公平優於效率，即通過縮小包含生態差距在內的貧富差距來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第四，中國發展對強可持續性範式的支撐。**中國以生態文明和強可持續性為基礎的發展觀念，不僅有利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而且支撐和深化強可持續性的學術範式。事實上，不少歐美國家所談論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已經滯後了。一些西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弱可持續性為基礎的；與此同時，雖然歐洲一些國家認同強可持續性範式，但大多停留在學術理論層面，較少付諸於大規模的社會實踐。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運動和強可持續性導向的現代化的強大支持者、實踐者和引領者。

中國發展C模式與自主知識生產

**可持續發展研究與中國發展研究緊密相關，其中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中國發展能否在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方面發揮後發優勢，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的跨越式發展道路。**特別是面對經典的環境與發展的倒U形曲線，中國能否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壓低環境影響的峯值，從傳統的“爬高峯”模式轉向“鑽隧道”模式。

筆者2005年初步提出中國發展C模式的概念，並與“B模式”的提出者美國學者布朗進行了交流，在為他的書4.0版中譯本寫序時專門作辨析。2012年，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即“里約+20”峯會）上，筆者讀到英國學者拉沃斯的甜甜圈經濟學論文，藉助甜甜圈模型，可以進一步區分可持續性轉型的發達國家B模式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C模式。

**第一，中國發展C模式：跳出A、B模式。**在拉沃斯可持續發展的甜甜圈三圈模型中，有兩個邊界即生態環境天花板與經濟社會發展底線，只有兩者之間的中間圈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公平與安全區間。將甜甜圈模型與聯合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17個目標結合起來，其中經濟社會發展底線主要與SDGs的經濟社會目標有關，生態環境天花板主要與SDGs的生態環境目標有關。傳統發展模式強調沒有生態環境限制的經濟增長，導致經濟增長超越了地球行星邊界，這是傳統發展A模式。目前面向可持續發展的轉型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發達國家在保持經濟社會福祉的前提下，從超越生態環境門檻回到地球行星邊界之內，這是可持續性轉型B模式。另一種是發展中國家在不超越生態環境紅線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經濟社會福祉，這是可持續性轉型C模式。中國的生態文明要求在生態環境紅線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發展，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基礎。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走出中國發展C模式的新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二，中國發展C模式與體制支撐。**21世紀初,筆者團隊參加了中國面向2020年的中長期科技戰略研究，基於當時的數據和五年發展規劃,用IPAT模型提出了中國發展C模式的倍數2戰略，意指中國到2020年，GDP相對於2000年翻兩番（即4倍），能源消耗翻一番（即2倍）。實際情況是，中國2020年的能源消耗是2000年的3倍，但GDP總量和人均GDP是2000年的10倍，即能源生產率超過倍數2，達到了倍數3以上。2020年中國提出了未來40年的雙碳發展目標，這意味着中國有可能以不超過發達國家當時的人均二氧化碳水平實現高水平的經濟社會福祉。圍繞雙碳發展目標，中國相繼提出了1+N的戰略和政策，並落實到五年發展規劃和具體行動領域，這表明中國的體制對實現中國發展C模式和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支撐作用。

**第三，中國發展C模式與發展中國家的智慧轉型。**中國發展C模式不僅適用於中國，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有啓示意義。一方面，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面向可持續發展的轉型也不是隻有發達國家的B模式。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性轉型是要解決增長過度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性轉型是要解決發展不足問題，簡單地用B模式替代C模式將會抑制後者的發展。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C模式和可持續性轉型，是強可持續性範式下的智慧轉型，而不是用傳統方式粗放地擴大物質規模。發展中國家從一開始就要把資源環境消耗的總量規模與強度控制結合起來，在總量消耗有紅線的前提下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生產率，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消耗的脱鈎。在發展中國家的智慧轉型方面，中國超預期地提出3060目標，即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用雙碳目標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有世界示範意義的。

**第四，中國發展C模式與自主知識生產。**與中國當前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相適應，中國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也需要從跟隨性向自主性進行轉型。就從事可持續發展與中國發展C模式的研究而言，筆者的感悟主要有兩點：一是如果説過去40年的中國學術大多是在用中國案例和數據檢驗與論證西方的理論，那麼現在就需要用中國案例和數據探索與發現中國自己的理論。這是數據輸出型研究範式向思想輸出型研究範式的轉化，中國學者需要以最大的努力盡快適應這一研究範式的根本性變革。過去一些年，中國學者在國外的SSCI和SCI同行評議雜誌發論文，很多議題是歐美設定的或者是基於歐美情景的，很多情況是用中國數據或者案例檢驗歐美學者提出的理論。從跟隨性研究走向自主知識生產，需要我們基於中國情景，提出更多的具有世界意義和普遍興趣的論題，以及有中國創新意義的理論模型。二是自主知識生產要提出中國自己的理論，就必須做到讀世界書、知中國事、説自己話。**中國的發展戰略從過去4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發展政策強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已經有條件在國際學術交往中去提出和講解自己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將可持續發展視作解決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研究發展問題，我們既需要有自己的創新性理論，同時也要善於用聯合國確立的、並被世界各國接受的可持續發展的語言，使用國際發展研究可以理解的概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