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丨社論：拜登創設的危險先例_風聞

圖源：Illustration by Rebecca Chew/The New York Times

拜登創設的危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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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在其任期內只赦免了26人，併為132人減刑。儘管他因不願寬大處理更多人而受到批評，但他的選擇基本上代表了寬大處理的最佳形式，清除了那些被不公正定罪的普通人的犯罪污點，或者減少了那些獲得畸重刑罰的人士的監禁時間。拜登先生的温和記錄表明，在運用他至高無上、容易被濫用的權力推翻司法系統的判決時，他試圖展示出令人欽佩的剋制。

然後，在週日*（12月1日——譯註）*，拜登先生直接違背了自己的不赦免承諾，赦免了他的兒子亨特。儘管他聲稱這一決定是源自父愛，但他的解釋也攻擊了對他兒子的調查，並隱晦地攻擊了他自己的司法部。

這是一個重大失策，可能造成持久傷害。此舉不只會玷污拜登先生自身作為民主規則捍衞者的記錄，還會被唐納德·特朗普貪婪地笑納，用作藉口，進一步濫用赦免權，更廣泛攻擊司法系統的公正性。

在最基本的層面，拜登的做法強化了這樣一種感覺：特朗普先生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系統性地濫用赦免制度並非離經叛道之舉，每個政黨的總統都會利用他們的憲法特權造福自己的親屬和親信，正義只適用於那些有適當關係的人。很容易想象，假如特朗普先生如他所表明的那樣，赦免了1月6日暴力攻擊國會大廈事件的肇事者，人們會用“他們也這麼做過”來辯護。亨特·拜登的罪行絕無法與暴亂者造成的破壞相提並論，但他父親的行為混淆了針對未來濫用權力之舉的防範措施。

亨特·拜登的槍支和涉税案來到庭審階段時，總統和他的助手曾一再保證，他不會介入，也不會發布赦免令，即令在9月，亨特·拜登對九項聯邦税務指控認罪之後也是如此。這符合總統更廣泛的承諾，即保護司法系統的獨立和正派。這是他的選戰和選舉授權的核心環節。

2021年1月6日騷亂髮生後的第二天，*（當時的當選總統——譯註）*拜登先生提名梅里克·加蘭德擔任他的司法部長時，曾譴責特朗普先生對司法系統的干預，並表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這個國家的護欄。

“沒有哪個總統是國王，沒有哪個國會是貴族院”，拜登先生當天表示。“司法部門不服務於總統的意志，或為保護他或者她而存在。我們有三個彼此平等的政府分支。彼此平等。我們的總統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司法是服務於人民的，不是保護權貴的。司法是不講情面的。”

總統在赦免可能被聯邦檢察官指控的罪行方面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但當他們代表他們所愛的人、他們的政治盟友或為他們提供經濟支持的人運用該項權力時，他們就侵蝕了人們對“司法是不講情面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的信心。

現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儘管爭議多有）的例子是1974年傑拉爾德·福特赦免理查德·尼克松。兩黨總統都曾因利用權力達到看似謀取個人私利的目的而飽受鄙視。1992年，老布什赦免了里根政府時期捲入伊朗門醜聞前國防部長卡斯帕·温伯格和其他五人。2001年，在其任內最後一週，比爾·克林頓赦免了逃亡的金融家馬克·裏奇，以及他的同父異母弟弟羅傑·克林頓。前者的前妻曾向克林頓夫婦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捐贈大筆金錢，後者則對分銷可卡因的指控供認不諱。

但在特朗普先生的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濫用赦免權的情況顯著升級。他赦免了自己的幾位顧問：史蒂夫·班農、邁克爾·弗林、保羅·馬納福特和羅傑·斯通。他赦免了他的女婿賈裏德·庫什納的父親查爾斯·庫什納。在他的盟友于保守派媒體上發起攻勢後，他罔顧自己在五角大樓的軍事領導人的反對意見，赦免了三名被指控或被判犯有戰爭罪的軍人。

總統不應利用包括司法部在內的權力槓桿懲罰敵人並獎掖朋友、支持者和家人，特朗普先生顯然從未對該原則表露任何興趣。已有超過一千五百人因參與1月6日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騷亂，而被聯邦政府指控有犯罪行為，但特朗普先生已誓言赦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那次襲擊發生後，五名警察身亡，其中四人是自殺，特朗普先生的寬大處理實際上是在獎掖那些願意為他而戰的暴力的反民主治安人員。

在理解濫用赦免權的含義，捍衞司法獨立方面，拜登先生已做到足夠一以貫之。本週，為證明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他指責自己的司法部“有選擇和不公平”地起訴了自己的兒子。用一個字眼來説，拜登先生眼下已將不正常“正常化”了；民主黨人在警告無視特朗普先生藐視我們民主的規則和價值觀的危險時，已經常這樣講了。拜登先生在將不正常“正常化”時，更可能進一步濫用赦免權。

科羅拉多州民主黨參議員邁克爾·貝內特表示: “這進一步侵蝕了美國人的信念，即：司法系統對所有人來講，都是公正和平等的。”

正如拜登先生着力指出的那樣，毫無疑問，起訴亨特·拜登的背景是，總統的敵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亨特·拜登被判有罪的非暴力持槍指控很少單獨發起，尤其是針對初犯者。而且，顯而易見的是，特朗普先生的許多高級官員人選，尤其是他挑選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已決心執行特朗普的命令，通過司法系統追究批評特朗普的人和他所認為的敵人，這增加了他們或許已進一步指控了亨特· 拜登的可能性，其中一些指控可能是不公正的。

但這沒有改變一個事實，即：亨特·拜登長期一來利用了自己家族的名聲和影響力，一再逾越所有體面的界限，確實違反了法律。在被一個與他同輩的陪審團裁定犯有與槍支相關的罪行後，他承認了九項聯邦涉税指控。這不足以成為自利地運用總統赦免權的正當理由，尤其是像這次這樣，為亨特·拜登在過去十年中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開脱的徹底赦免。（這可能是自尼克松獲得赦免以來涵蓋最寬泛的赦免了。）

相反，拜登先生理當利用他的寬大處理權處置司法系統中真正的不平等，而在司法系統，不平等的事端是不勝枚舉的。他確實有大規模赦免數以千計因持有大麻而依據聯邦法律被叛有罪的人（儘管在這次赦免令頒佈時，沒有人僅僅因為這一罪名而身陷囹圄），以及更早些時候因與同性發生關係而被定罪的退伍軍人。但在司法部，還有八千項寬大處理申請等待評估，白宮理當審核儘可能多的案例，赦免那些比總統自己的兒子更值得寬大處理的人。

（本文是《紐約時報》網站當地時間12月4日發佈的一則社論。原題“The Dangerous Precedent of Biden’s Pardon”。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初步譯文有所校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