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焦慮_風聞

對於趨利執法、遠洋捕撈這事，我聊過好幾回。

之所以冒着風險聊聊，主要是出於中產階級的焦慮。不是想通過聊這個話題，帶動什麼流量，而是希望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的人，能夠想想辦法進行解決。

畢竟，中產階級是最希望國泰民安的羣體。

中產階級在整個社會中，大概是最尷尬的羣體。事情大致看明白了，但傻樂做不到，想走走不了。如果因為一些不可控的事情不斷疊加，導致社會的某些方面出現下滑，中產階級可能會跟着一起倒黴。

出現趨利執法、遠洋捕撈的底層原因，是司法地方化和執法權限無地域邊界的雙重結合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執法、司法機關應該以專業為主，辦案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應受地方政府的任何影響。

但從實操中來説，地方的執法、司法機關多多少少受制於地方的財政，跟地方財政收入有着相當的利益關聯。如果某個地方財政困難，甚至到了發不出工資的程度時，地方的執法、司法機關難免受制其中。

而在中國進入互聯網電商時代後，全國範圍內的產、運、銷基本都被打通。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經濟困難地區的基層執法機構，想要獲得異地的某個案件管轄權，都變得比以往容易很多。

解決趨利執法的核心，是要建立一套客觀中立、公平公正，讓各方都信服的執法和司法機構。

不是説不讓執法，也不是説對民營企業的一些違法行為，不進行打擊。

而是説，要建立一套讓各方都信服的中立機構，這個中立機構不存在任何趨利或地方保護的可能或傾向，在實操上讓人覺得能夠完全排除這些利益干擾，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進行法律裁判。

核心是實操，不是理論。

因為不同案件有很多不同的細節，同一個事實可能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讀。如果執法和司法機構不能完全做到客觀中立，一定要戴着有色眼鏡看待某事，或者一定要從有罪角度進行解讀的話，則作為弱勢方的民營企業，有時很難逃脱。

客觀中立的機構，也需要給民營企業充分的自我辯護機會。

如果做不到這些，便是先富起來的一批人，逐漸向境外轉移資產。

因為他們在境內覺得不安全。

我們當初的經濟發展路徑設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

先富帶動後富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讓勞動者在跟資方的二次分配談判過程中，有更多的博弈能力；先富起來的人在境內進行二次消費、二次投資等；對先富起來的人，多徵收一些税，通過税收進行境內項目建設，疊加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把這部分財富分散到底層勞動者手中。

但如果先富起來的這些人，把資產轉移走了，則後續的先富帶動後富，在客觀上便難以出現。

這可能會導致出現後續的經濟發展回落，失業率上升等問題。

每年10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首當其衝，就業可能變得困難。

而大學生羣體，血氣方剛，社會經驗不足，是社會中最容易被挑動的羣體。如果任由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到了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社會出現其他不可控場景。

而如果整個社會的基本規則秩序因此出現偏差，則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當然，還是那句話，只是因為出於中產階級的焦慮，所以寫寫這些文章。不一定都對，一家之言，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