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98年問題”：自殺、無差異殺人與惡性犯罪_風聞

智本社

2024年12月05日 19:31:57 來自湖南省

1998年，日本遭遇社會危機。

這一年，日本自殺人數激增至32863人，在此後的連續10年，每年自殺人數都超過3萬人，這使得日本一度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此前的10年間（1988-1997年）日本每年平均自殺人數約2.2萬人。

不僅自殺，無差異殺人與惡性犯罪在1998年之後也快速上升，日本社會遭遇泡沫危機帶來的各種麻煩與痛苦。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將這種社會現象定義為“1998年現象”[1]。

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終結於1990年泡沫危機，7年後亞洲金融危機成為壓垮日本的最後一根稻草，失業、不良債權以及債務糾紛像瘟疫一樣傳染至銀行、企業、家庭以及最脆弱的邊緣，自殺、他殺、離婚、抑鬱和絕望情緒籠罩，日本最終沒能逃脱這場社會危機。

本文以日本為案例探討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的關係，以及經濟政策在挽救社會中的作用。

01

自殺與社會危機

1997年，由渡邊淳一的小説改編的同名電影《失樂園》[2]上映，引發了社會轟動。

該片講述了一對中年已婚男女發生婚外戀的悽美愛情故事。影片女主人公松原凜子是醫學教授之妻，氣質優雅，秀外慧中，但與丈夫之間情感冷淡；男主人公久木祥一郎是出版社的主編，跟妻子的關係是典型的“客客氣氣”日式夫妻。公久木祥一郎在一次聚會上邂逅松原凜子，二人迅速墜入愛河不能自拔。

這段婚外戀註定不能被家人與社會倫理所接受，醫學教授掌握了妻子偷情的證據並將其揭發。於是，男女主人公陷入糾結與痛苦。

冬季到來，久木祥一郎和凜子怎麼才能永遠地和對方長相廝守。在輕井澤的別墅中，在最巔峯的時刻，久木祥一郎將含有氯化鉀的毒酒嚥下一口，把剩下的酒汁注入松原凜子嘴中，兩人緊緊摟抱，相擁而死，讓生命與愛情永遠定格在最美麗與濃烈的時刻。

導演森田芳光使用了大量的性愛畫面和唯美的視角，表達了一個司空見慣、為情而死的婚外戀主題，卻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甚至出現了“失樂園”現象。

1990年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經濟開始陷入泥潭，失業人羣增加，家庭收入下降，工作壓力大增，精神抑鬱蔓延，這使得日本家庭陷入經濟與婚姻危機，夫妻爭吵、疏離與無性婚姻迅速上升，長期壓抑的中年男女渴望在情感、肉體上得到安慰與釋放。

渡邊淳一敏鋭地感知並捕捉到當時日本中年男女陷入婚姻危機中的焦慮、空虛與渴望情感。《失樂園》的上映，無情地劃破許多中年夫妻那張遮蓋內心多年的面紗，將在無性婚姻、愛情自由與倫理責任之間反覆掙扎的糾結情感曝光於世，激發了他們突破內心的牢籠，大膽地追求性、愛與死亡的自由。

影片上映的第二年，《失樂園》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多項大獎，但也就在這一年，日本離婚率迅速攀升，自殺人數大增，婚姻危機與社會危機爆發。

根據日本警察廳的數據，1998年，日本自殺人數激增至32863人，在此後的連續10年，每年自殺人數都超過3萬人；而此前的10年間（1988-1997年）日本每年平均自殺人數約22000人[3]。

1998年之後，日本社會出現了可怕的“自殺潮”，使日本一度成為了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最糟糕的時候，自殺像瘟疫一樣在日本社會中傳染，一旦一起自殺事件被媒體報道，眾人紛紛研究方式、時間、地點與路線，並且爭相效仿之，出現“維特效應”。

富士山腳下有一片森林，叫青木原樹海，名字一聽很優美，每年大量日本人趕赴此地與世人告別，因此青木原樹海被稱為自殺森林。

福井縣北部的東尋坊，海浪滔天，海崖陡立，也是被日本人選定的自殺“聖地”。傳説，福井平泉寺有兩個僧人，叫做東尋坊和真柄覺念，兩人同時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姑娘。真柄覺念出於嫉妒，一天在海邊設宴，乘東尋坊不備將其推入大海。此地因東尋坊葬身而得名，海浪似乎也因此格外陰森幽怨。

一名退休警員叫茂幸雄，在2004年成了一個組織，叫“共鳴的心詩集/文集編輯部”，對東尋坊不定期巡邏，勸阻輕生者。他們還開發了一套紅外感應系統，當有人夜間來到東尋坊試圖跳海自殺時，便會自動播放：“怎麼了，別想不開”。截止到2014年，這個組織阻止了500餘人的自殺。

令我感動的是，東尋坊旁邊有一個電話亭，亭子裏放着很多硬幣，專門給那些輕生的人創造撥通生命熱線的機會。這是阻止他們自殺的最後希望。這是“生命的電話”（いのちの電話）[3]。

2006年，日本出台了全球首部遏制自殺法案《自殺對策基本法》，但無濟於事。

實際上，這是一場社會危機。1998年開始，日本自殺人數上升的同時，犯罪人數也在迅速上升，包括偷竊、無差別殺人和惡性暴力在內的刑事案件大增。

與其它國家相比，日本犯罪率一直很低，在38個經合組織國家中長期排名倒數。不過，從時間維度來看，1998年開始日本的犯罪人數明顯上升，其中盜竊案件佔大多數。

最值得警惕的是“無差別殺人”犯罪。

無差異殺人，在今天被定義為一種恐怖犯罪行為，這個概念最早來自日本。從1998年開始，日本警察發現有一類的傷害案件，呈現無差異特徵，即罪犯與受害者無任何關聯，罪犯選擇作案目標具有隨機性、盲目性。這種不可預測、針對人身傷害的犯罪行為，給民眾生命帶來巨大的威脅以及社會不安。

2013年，日本法務省發佈了一份《無差別殺傷事件相關研究》，分析了2000年3月末至2010年3月末52位無差別殺傷事件的犯罪者[4]。

財新週刊最近針對這份研究發表了一篇文章，提煉了“日本無差別殺人者畫像”，他們大致有這麼幾個特徵[4]：

犯罪者多為男性，性格敏感、自卑，且思維狹隘、偏激，多數犯罪者存在精神障礙；與父母關係多不和，多數未婚或離異，缺乏朋友，曾自我隔離、疏離人羣，並表現出自殺傾向、暴力行為或濫用酒精、藥物等問題，這種行為通常與曾經遭受霸凌、虐待或孤立，以及經濟困難、工作壓力等經歷相關；多數犯罪者在案發時處於失業或非正式就業狀態，且精神焦躁不安，對未來感到絕望，內心充滿不滿與怨懟。

犯罪學將無差別殺人理解為精神障礙類犯罪、突然應激性犯罪。不過，經濟學的引入，對無差別殺人的解釋更加充分。與過去、他人與預期相比較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容易使人產生攻擊性。由於無法分辨相對剝奪感的成因，有人會通過無差異報復來增強獲得感。考慮到犯罪的成本，他們往往選擇對弱者、毫無防備者無差異施暴。

從1998年開始，日本社會心理與現狀明顯惡化，自殺、他殺、無差異殺人，以及離婚、心理疾病大幅增加。

為何出現“1998年現象”？

02

失業潮與物哀情愫

文化，是一個重要視角。

在外界看來，日本人有一種病態的自殺情節。這種情節可能源自日本傳統的浪漫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情愫。

在日本平安時代，女作家紫式部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説叫《源氏物語》（創作年間1001年-1008年），這部小説講述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經歷和愛情故事，其表達的“物哀之美”對日本後人的審美和民族性格影響非常大。

所謂物哀情愫，類似於“櫻花落盡”的哀愁，對世事無常、歲月無情、美麗瞬間即逝的哀愁與惋惜之情。這或許跟日本所處的自然環境有關，大海、溪流、瀑布、火山、櫻花，美麗多變，令人不安，久而久之，日本人形成一種接受無常、定格美好的心理。

日本人對死亡的理解跟大陸國家不同。在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各種陰森、恐怖、驚悚、憂鬱的喪元素登場，讓全球觀眾大為震驚，受到驚嚇的網友直呼：這是“開墓式”啊！

日本文人有着強烈的自殺情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句當下流行的話，最早出自昭和初期的詩人寺內壽太郎。後來，文學家太宰治在《人間失格》中借用，並使之走紅。

太宰治是日本喪文化的領袖人物，被稱為“人間喪神”。他出生在津輕地區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但一生飽受精神折磨；21歲時和銀座咖啡館女侍一起投海，此後四次自殺，三次未遂；在《人間失格》發表的1948年，與崇拜他的女讀者山崎富榮跳玉川上水一起赴死，才得償所願。

除了太宰治，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等不少知名日本文人都選擇自己結束生命。定格美好可能是日本文人乃至日本人的一種情節，他們選擇在人生的頂峯之際選擇離開。或許，他們不願意被歲月摧殘身體與靈魂。最近“翩然”離去的我們的瓊瑤老師，是否也有此情節？

文化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是相對穩定的，對短時間的變化解釋力不足。如果把自殺、他殺、盜竊、離婚、心理障礙作為一個社會風險指標看的話，經濟的波動對社會風險指數的影響或許更加直接。而且，在經濟的解釋框架中，日本“物哀”情愫、喪文化、社會倫理以及羞愧性格的特徵更加明顯。

下面這張圖展現了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走勢與自殺人數之間關係。

隨着1990年泡沫崩潰，日本經濟快速回落，自殺人數緩慢上升；儘管當時房地產和股票資產大規模縮水，但大多數日本人仍存信念，認為經濟調整是暫時的，甚至1996年還存在短暫復甦，股市報復性上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壓垮日本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場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徹底崩潰，進而引發社會危機；1998年，日本GDP下跌1.3%，日本自殺人數猛增8000餘人，首次突破3萬人；此後幾年，日本GDP連續下跌，自殺人數居高不下，並在經濟最低谷的2003年創下了34427人的歷史記錄；直到2009年，日本自殺人數逐漸回落。

鏈接宏觀經濟與自殺人數的重要指標是失業。

下圖展現的是日本就業率與自殺人數之間的關係。隨着經濟狀況的惡化，失業人數持續增加，1998年開始，就業率滑坡，失業人數創下290萬人的新紀錄，大量失業人羣給社會與家庭帶來巨大的收入壓力與心理負擔，進而推高了自殺率，自殺人數也創下新紀錄；從1998年到2008年，日本就業率低谷期，每年自殺人數基本維持在3萬人以上。

日本內閣曾公佈過一份調查，在自殺動機中，抑鬱是第一位，佔40%；其次為疾病、經濟困境，均佔20%。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年底一月內在東尋坊獲救的16人當中，其中有7人因被裁員而尋短。

下圖展現的是日本男性自殺率明顯高於女性。儘管1998年日本女性自殺人數也有所上升，但很快平復，而且在經濟最糟糕的時候，也維持在1萬人以下，而男性則長期維持2萬人以上，為女性的兩倍多。在經濟崩潰時，日本女性的心理表現顯然優於男性。確實，由奢入儉難，從黃金時代墜入債務通縮螺旋，求昭和男兒的心理陰影面積。

這或許可以從經濟上獲得合理解釋。在昭和時代，勤快的男人工作養家，温柔的妻子顧家；到平成時代，經濟崩潰重創男性的收入、心理與家庭地位；同時，日本女性也逐步走入職場，職業女性的比例快速增加，家庭與社會地位也快速上升，這可能對抑制女性自殺率有幫助。

在轉型時期，一個國家的經濟走勢與女性的社會地位往往呈負相關，當宏觀經濟衰退，女性地位上升，女權主義興起。不過，當女性完成職業化轉型後，經濟壓力也將傳遞給女性，進而可能推高自殺率。在2020年疫情危機期間，日本男性自殺人數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但女性自殺人數大增15%，改變了2011年以來的下降趨勢。當然，這也可能體現了男性在疾病威脅中更耐摩擦的屬性。

令人憂傷的是，在日本，因經濟窘迫而選擇自殺的人，還不得不選擇最為經濟的方式告別。

日本自殺者為什麼選擇青木原林海、東尋坊，不是因為浪漫與趕時髦。所謂“聖地”，不完全是神聖之意，可能還有廉價的含義。在日本，葬身大海、自盡森林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果卧軌自殺，其家屬將面臨來自鐵路公司的高昂索賠，自殺若造成重大損失，索賠數額驚人。在出租屋跳樓、燒炭、上吊都不是好辦法，房東可能向其家屬索要鉅額的“凶宅”賠償金。一男子在出租屋內上吊自殺，即將與其離婚的妻子被房東要求賠償1000餘萬日元[5]。

因窮困而尋死，卻“死不起”，人世間最悲傷莫過於此。

03

對沖性與國家使命

“通脹要錢，通縮要命”，這是政府在經濟危機中必須有所作為的原因。

新古典主義主張小政府，將政府的經濟職責界定為降低交易費用。實際上，經濟學家沒有認真思考過國家存在的使命與職能，以及如何將國家納入經濟學中考量。

外敵入侵，國家出手，保障國民的生命。這是政府的職責。但是，經濟危機，國家要不要出手？反對者説，經濟危機與戰爭威脅不同，經濟危機不會死人，應該讓錯誤的行為付出代價，這叫市場出清。這種思考很普遍，但不徹底、沒有體現經濟學家的素養。

實際上，經濟危機也會死人。因經濟而死，分為直接死亡與間接死亡。

所謂直接死亡，因經濟貧困直接導致的餓死、凍死、耽誤治療死亡、自殺身亡、心理疾病死亡以及被殺。

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09年，以日元計價的GDP總量下降41.55萬億日元，自殺總人數多增104568人（與1986-1997年平均數相比）；GDP平均每下降3.9億日元，自殺人數就會新增1人。

所謂間接死亡，是指經濟下行導致人均壽命下降。

我在疫情期間寫過一篇文章，採納了經濟學家梁建章測算的一筆生命賬。經濟學家們根據各國數據測算：“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10天左右”[6]。

所以，在經濟危機時，政府出手拯救經濟，相當於拯救國民的生命，這是我們組建國家的使命所在。

當然，我並不認同凱恩斯主義的主張。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失靈，因此需要政府幹預，主張政府實施逆週期調節、擴大支出來拯救經濟。我把國家視為一種對沖市場，政府是國民的風險對沖機制。在經濟景氣時，政府需要為國民儲蓄、儲備信用，在經濟危機時，啓動財政與社保的功能，為國民對沖風險。可見我的《國家市場理論》。

日本的教訓是政府錯失了啓動對沖機制的機會。

這場泡沫危機導致日本家庭的財富損失相當於當時三年的GDP總值，與之相比的是，美國大蕭條僅毀滅當時一年的生產總值。日本有產家庭包括房產、股票在內的資產，一半以上付之一炬。最終，這場危機在1998年後演變為社會危機，整整一代人籠罩在通縮造就的悲觀情緒中。他們自稱“平成廢柴”。

日本社會為什麼在1998年突然“斷裂”？

這或許跟日本的經濟體制與民族性格有關係。

日本高度重視社會倫理與信用，在資產價格崩潰衝擊之下，所有人都選擇勒緊褲腰帶默默承受，債務出清的速度極為緩慢。當央行把利率降到零後，企業也不敢貸款，在默默還錢。“大而不能倒”的銀行不敢主動清理不良債權，更不敢破產。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在保護實際上已經潰爛的資產負債表。這就導致不良債權大規模積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扮演了誠實孩子的角色，北海道拓殖銀行、三洋證券、山一證券三大金融機構破產。金融加速器效應導致日本流動性枯竭，資產價格跌至冰點。橋本政府實施“金融大爆炸”改革，日本央行直接採購股票以拯救銀行系統，竹中平藏上台後大規模清理銀行不良債權，直到2005年才清理完畢。

在日本，債務違約遭遇的社會壓力比任何國家都大。日本人主張倫理秩序，羞恥感強烈，生怕給人添麻煩。心理學的研究認為，羞恥是最近死亡的一種情緒狀態。日本保留了武士道文化，他們認為，為承擔責任而自殺是一種懲罰自己、保全名譽的勇敢行為。當資產負債表被擊穿時，不少企業主、貸款人選擇掩蓋與隱瞞，一旦東窗事發，自殺概率大幅度上升。1998年後，日本上市公司一系列財務醜聞事件曝光。其中，一些沒能負罪自殺的高管被民眾批評為孬種。

日本人有着超乎尋常的隱忍以及突然爆發的性格特徵，美國人曾以“菊與刀”比喻之。很多平日“相敬如賓”的夫妻，哪一天可能突然離婚。那些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日本男人，他們每天依然禮貌地對待妻子與同事，哪一天可能突然自盡。

這種社會狀況直到2010年之後才開始好轉，2012年明顯改善，之後自殺人數、離婚人數和刑事犯罪數量均大幅度下降，其中自殺人數在2015年修復到泡沫危機前的水平。

那麼，日本的社會狀況如何改善的？

這或許跟安倍經濟學有關。2013年，安倍上台後開始擴張財政，並且任命黑田行長，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大量流動性注入債市股市，從而遏止了資產價格下跌的趨勢。2013年開始，日本股票、房地產開始觸底反彈，其中股票迎來了11年的大牛市。同時，日本企業終止了資產負債表衰退，開始借錢投資，推動了就業率的上漲。以日元計價的GDP開始增長，不過由於日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GDP並未明顯增長。

隨着資產價格觸底反彈與就業率的抬升，日本自殺人數在2012年跌破首3萬人後快速下降。

在GDP並未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自殺人數、刑事案件為何迅速下降？

秘密或許藏在政府財富分配與社會保障上。

下圖展現的是日本財政支出與自殺人數的關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政府帶頭實施擴張性政策，日本政府表現得更加堅決，財政支出明顯擴大，日本自殺人數在經濟危機中回落。在安倍時期，日本財政支出保持強勁，這可能是壓制自殺率的重要因素。

而安倍政府的財政分配結構或許是真正的鑰匙。

下圖展現的是日本老齡化走勢與日本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費用。很多人把日本自殺率上升歸結為日本老齡化加速，實際上在日本老齡化最嚴重的階段，自殺人數迅速下降。安倍政府大規模提高了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尤其是養老金水平，這才是緩解社會危機的關鍵措施。

社會保障是經濟危機的緩衝墊，是避免經濟危機惡化為社會危機的重要力量，也是保護千千萬萬個家庭與生命的最後防線。在經濟衰退與通縮階段，政府調整收入分配、擴大普通家庭的支出與保障，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羣、失業人羣的相對獲得感，以安撫焦慮不堪、幾近絕望的情緒。

2023年，日本自殺率得以修復，在世界衞生組織的排名中居於全球第26位，低於美國、高於法國；全球自殺率靠前的國家是韓國與俄羅斯。日本的犯罪率早已修復到極低水平，目前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最後，不要跟日本對比。

參考文獻

【1】孤獨社會，三浦展，謝文博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23年4月；

【2】失樂園，渡邊淳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6月；

【3】日本為何會出現“自殺潮”？千賀健史，張鋭嘉編輯，一條，2019年11月；

【4】無差別殺傷事件相關研究，藍玲，財新週刊，2024年12月；

【5】日本高自殺率的背後原因何在？祁州校尉，知乎，2023年7月；

【6】隔離的經濟賬，梁建章，2020年2月，網易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