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數學發展的關鍵人物:Jean-Pierre Bourguignon(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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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導讀:
讓-皮埃爾·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1947-;以下簡稱JPB)教授是國際知名數學家,研究方向為微分幾何和理論物理。他曾任法國數學會主席(SMF,1990-1992)、歐洲數學會主席(EMS,1995-1998)、歐洲研究委員會主席(ERC,2014-2019)和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所長(IHÉS,1994-2013)等職。由於其傑出的數學成就,布吉尼翁獲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葡萄牙科學院外籍院士、倫敦數學會榮譽會士。同時,他還曾榮獲法國物理學會Paul Langevin獎和法國數學科學物理Rayonnement Français獎。
本文是馬丁·勞森(Martin Raussen,1954-;以下簡稱MR)教授今年初(2024-1-24)對其採訪長達2個小時的內容整理,發表在《歐洲數學會雜誌》(EMS Magazine)133期。採訪內容分為16個主題:
1. 學校及導師
2. 一位年輕數學家的肖像
3. 數學職業生涯
4. 在美國的新聯繫
5. 數學成果和方法
6. 科學管理
7. 歐洲數學會(EMS)和 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IHÉS)
8. 純數學和應用數學合二為一
9. 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IHÉS)
10. 歐洲研究理事會(ERC)
11. 烏克蘭
12. 全世界的數學
13. 教育的作用
14. 外展
15. 家庭很重要
16. 旅行
所涉主題和視角廣泛,跨越多個時空,不乏對個人成長經歷、當今數學發展的挑戰(戰爭、ChatGPT等AI人工智能、數學教師待遇)、歐美亞非數學比較、數學統一體(純數學與應用數學;數學與物理、科學、藝術、工程、教育、政治等關係)的創造性思考和有益啓迪,也有對陳省身、吉姆·西蒙斯、卡拉比、邁克爾·阿蒂亞等已故數學家名人的有趣佚事追憶等,值得數學史、數學文化和教育的廣大愛好者閲讀了解。譯文較長,分為上下兩篇,本文為下篇。上篇參見《歐洲數學發展的關鍵人物:專訪數學家Jean-Pierre Bourguignon(上)》
撰文 | Martin Raussen
翻譯 | zzllrr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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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研究委員會(ERC)
MR:當你即將卸任IHÉS所長職位時,你又成為歐洲研究委員會的主席。這又是一項最高層的行政工作,但這一次並不是首先推廣數學。你必須代表整個歐洲科學領域,包括自然科學、醫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等。數學在這場遊戲中只是一個次要角色;與生物學家或醫學界人士相比,數學家的數量並不多。這一定需要你做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這一定很艱難。請問可以展開談一下嗎?或許你也可以給想要申請ERC的數學家一些建議?
JPB:也許你不知道,在我擔任歐洲數學會主席之後,我與一羣人打交道,他們認為歐洲層面上科學家沒有被適當地組織起來進行遊説。在生物學家的帶領下,我很快參與了名為“歐洲科學倡議”( Initiative for Science in Europe,ISE)組織的創建。在那裏,我們憧憬着類似 ERC 這樣的機構,但我們不知道如何將其實現。但可以肯定的是,ISE成為創建 ERC 的主要遊説者。
然後我還直接參與了斯特拉斯堡歐洲科學協會(EuroScience)的創建。事實上,它是法國CNRS為發展與歐洲的關係而設立的一個小委員會的產物。在那裏我遇到了很多後來在 ERC 層面變得非常重要的人。例如,我第一次見到了赫爾加·諾沃特尼(Helga Nowotny),她後來成為 ERC 科學委員會的第二任主席。我與歐洲其他學科科學家的接觸可以追溯到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此外,在成為 ERC 主席之前,我還是多個歐洲科學開放論壇(EuroScience Open for a,ESOF)科學委員會的成員。我退出是為了避免利益衝突。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一直與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科、不同方式方法的人打交道,與這些人交談是我作為科學家生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我建立了一個有趣的網絡,其共同目標是幫助在歐洲層面上促進科學發展。
機緣巧合下,我還結識了另一位在歐洲科學界發揮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人,何塞·馬里亞諾·加戈(José Mariano Gago)。加戈是一位物理學家,曾多次擔任葡萄牙科學部長。他決定必須對葡萄牙科學進行國際評估。他逐門學科尋找願意參與此類評估的人。我多次成為負責評估葡萄牙數學的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的主席是在美國工作的葡萄牙數學家艾琳·豐塞卡(Irene Fonseca,1956-),她現任美國數學會(AMS)副主席。在擔任IHÉS所長期間,我成為馬里亞諾·加戈的朋友,他會打電話給我尋求建議。隨後,他與比利時前教育部長菲利普·布斯坎(Philippe Busquin)一起成為創建 ERC 的關鍵人物,後者在世紀之交成為歐盟研究科學創新委員,為創建ERC真正奮鬥。達到這個階段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幾個大國不贊成。德國反對,法國保持中立。丹麥、瑞典、荷蘭、愛爾蘭、奧地利等較小的國家認為歐洲研究委員會可以為他們乃至整個歐洲帶來積極的影響。關鍵會議於2005年在都柏林舉行,主席國是愛爾蘭。正是一個大國部長在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才使得 ERC 的成立成為可能。然後我成為了 ERC 數學啓動小組的第一任主席,那是一次美妙的經歷。小組成員真的很想了解數學!
有些人似乎認為我在這段時間為擔任主席做準備,但事實並非如此!當然,我關注着 ERC 的發展情況。儘管如此,但我仍無法知曉在某個階段它的進一步發展會與我有怎樣的關聯。事實上,EMS在我決定接受主席提名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為候選人的唯一途徑是由機構提名。時任 EMS 主席瑪爾塔·桑茲-索爾(Marta Sanz-Solé,1952-)打電話給我,要求我提交簡歷,以表明我有興趣成為候選人。我回答道:“瑪爾塔,我已經為自己的明年做好了計劃,從2013年到2014年秋季。抱歉,除非你找到其他想要提名我的人,否則我不會提交我的簡歷。”然後在提名結束前幾天,發現了其他支持者,其中包括EuroScience和CNRS。
最後,我必須認真考慮我是否有興趣擔任這份工作。事實上,2013 年9月,我已經達到了 CNRS 的退休年齡,不再擔任IHÉS所長。我想為我的繼任者伊曼紐爾·烏爾莫(Emmanuel Ullmo,1965-)留下一個自由的空間。為此,我和妻子計劃用整個2013/14學年環遊世界,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待了三個月。我們想從斯坦福開始,然後前往紐約、香港和北京。而且,每次,我們都會有一位孫輩陪伴。那時我們有四個孫子女。由於我被選中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我決定在2013年3月發送我的簡歷。然後就展開了選拔過程。我首先被遴選委員會選中並接受了面試,然後在7月4日作為最終三位入圍者之一,接受 ERC 科學委員會和專員的面試。突然之間,我們和孫子女們的所有計劃都泡湯了!在斯坦福的頭三個月,我們只能帶着兩個孫子女。他們去了一所美國學校,這對我們作為祖父母來説是一次美妙的經歷,我相信對他們來説也是如此。另外兩個孫子女仍然因為不能和我們一起旅行而感到沮喪。
MR:可以理解!我仍然記得當我們得知你實際上被選為主席時,EMS 執行委員會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JPB:這對我來説是一個驚喜。我只想至少接受選拔委員會的面試。否則的話,可能就意味着支持我的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得知我被推薦擔任該職位時,我感到非常驚訝。法國部長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我是三名最終入圍者之一!專員剛剛通知她。當時我碰巧在紐約。我意識到我可能必須改變我的計劃。
在 ERC 的這些年真是太棒了:與各種高水平科學家以及 ERC 的工作人員的接觸都非常令人滿意。
MR:你必須搬到布魯塞爾嗎?
JPB:哦,是的,我必須這麼做。這是職責的一部分。我很幸運,因為卡洛斯·莫達斯(Carlos Moedas)專員非常值得信賴,我必須與他互動。我們的關係非常直接、簡單。我們並不能總是達成一致,但這不是重點。他會聆聽我的話,尊重我,我也會尊重他。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現任里斯本市長。我很幸運。科學委員會也是由非常優秀的人組成的。
壞消息是我的繼任者失敗了,僅在混亂的三個月後,ERC 科學委員會就要求他離開。我至今仍納悶的是,為什麼一開始就沒有意識到提名這個人是有風險的!
MR:你還得再堅持一年!
JPB: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也是出乎意料的!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妻子不太高興。事情發生在疫情期間,我待在家裏,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電腦前。2020 年秋季的壓力相當大,因為歐洲地平線(Horizon Europe)正在與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EP) ,以及與歐盟委員會進行財務談判。我利用了我長期以來在那裏建立的關係網。儘管有疫情,我仍然可以快速與人取得聯繫。歐洲地平線最初的預算非常令人失望;EP 設法將其增加了一點,但仍然沒有達到我們希望的程度。
ERC 工作人員提供的支持非常棒。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與世界上許多機構都有過聯繫。我必須説,ERC 的工作人員非常特別,非常專業且忠誠。他們知道如何一起工作。我非常喜歡這個環境。
與歐盟委員會方面的一些人合作比較困難。那裏的員工平均素質也很高,但他們常常害怕犯錯誤。他們往往非常保守,總是希望確保沒有人會嚴重反對他們提出的任何建議。這當然不是理想的氛圍。另外,我必須説,許多人拒絕這樣一個觀點,即科學和做研究的方式並不一定遵循一般規則,這常常令人沮喪!
MR:他們全神貫注於法律問題,對吧?
JPB:是的,他們想保護自己。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説,ERC 由科學理事會負責的想法是無法忍受的。
MR:你認為數學家現在充分利用了ERC嗎?
JPB:真不夠好。沒有足夠的數學家申請。許多數學家不明白 ERC 是為科學界而建立的。評審你的申請的小組由你所在領域的專家組成。許多數學家認為 ERC 的撥款數額太大。這不是既定的規則。人們應該為自己想做的事情申請適當的經費。評審你申請的人是你的同行,他們知道你的項目需要什麼。如果你申請的資金過多,這對你來説並不是一個加分項。我知道機構有時會迫使人們申請更多資金,因為他們要得到自己的份額。你應該抵住這種壓力,提出一個適合你的項目申請方案。
當 ERC 於2007年啓動時,投入數學的資金幾乎等於投入計算機科學的資金。現在這個比例是1比2。而且兩個領域的增長並不是1比2。數學家們沒有充分利用ERC。ERC 為數學家提供的資助金額通常約為最高金額的一半。這個數量可能是合適的!有些項目需要更多資金,有些則不需要那麼多。對於許多機構來説,僅僅獲得 ERC 資助就能在知名度和受人尊敬方面產生影響。比起經費多少,這一點更為重要!我不斷地重申這一點,但我認為我並沒有成功地傳達這個信息;也許我沒有以正確的方式表達出來。
MR:嗯,那麼在這裏重申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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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MR:我們可以換個話題嗎?温和地説,歐洲大陸現在因俄烏衝突而受到衝擊。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不久的過去,俄羅斯數學家和俄羅斯數學都非常重要和有影響力。烏克蘭數學家敦促EMS暫停與俄羅斯數學的所有關係。EMS 僅暫停了受國家直接影響和資助的俄羅斯數學會的會員資格。你認為這是正確的決定嗎?
JPB:非常複雜!俄羅斯一些大學的校長髮表了支持入侵的聲明,這對我來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然而,在個人層面上,科學家們與同事保持聯繫仍然非常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説,學術團體介於兩者之間。根據它們設立和運作方式,其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可能因國家而異。必須在個人層面上非常仔細地檢查,以判斷一個學術團體實際上是否獨立。
MR:你個人也致力於幫助烏克蘭數學家。
JPB:我必須説烏克蘭保衞自己的方式非同尋常。當俄羅斯軍隊開始入侵時,沒有人會想到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高。戰爭仍在繼續,造成許多人喪生,這是可怕的。到了某個時候,戰爭就會結束。烏克蘭科學家考慮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重建工作可能會緩慢而複雜;損害可能會繼續影響許多人的日常生活。支持科學可能不是首要任務。為了給烏克蘭數學家創造更好的條件,他們提出了一個想法——創建一個處所,一個研究所,以便在國內儘可能進行高水平的數學交流。這就是設立烏克蘭國際數學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Mathematics in Ukraine,ICMU)的想法。該研究所應該為特別是年輕人,提供繼續在國內進行高水平數學研究的可能性。該研究所的運作方式將由烏克蘭的數學家決定。我的職責是幫助他們籌集資金建立這個研究所。
MR:你是監事會成員。
JPB:是的,我擔任監事會主席,根據烏克蘭法律,監事會相當於董事會。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成功地找到資源。所以,我有點失望。法國政府回應了我的期望,向 ICMU 提供了20萬歐元,這正是我們所要求的金額。最近,克勞斯·奇拉基金會(Klaus Tschira Foundation)承諾捐贈10萬歐元,甚至可能通過配對捐贈更多資金。目前,我們繼續向其他政府和基金會尋求幫助。
來自丹麥的約爾根·埃勒加德·安德森(Jørgen Ellegaard Andersen,1965-)正在他的國家幫助我進行這項工作,同樣,在歐洲其他國家的數學家也做同樣的事情。關鍵人物當然是烏克蘭數學家。華沙波蘭科學院的瑪莎·弗拉先科(Masha Vlasenko,1979-) 和洛桑聯邦理工學院的瑪麗娜·維亞佐夫斯卡(Maryna Viazovska,1984-)尤其活躍和投入;我們經常互相交談。與他們及其同事相比,我的貢獻很小。我有一些募集資金的經驗,希望能比以往更有效率。
戰鬥還沒有結束!我認為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們必須能夠向年輕人展示,即使你留在烏克蘭,也有可能與世界範圍內的高水平數學完全建立起聯繫。
MR:ICMU 的長期願景是什麼?它會成為人們能夠前來訪問一段時間的中心嗎?
JPB:他們選擇的模式,我認為是正確的,類似於英國艾薩克·牛頓研究所(INI)、法國埃米爾·博雷爾中心(CEB)或者美國伯克利西蒙斯·勞弗數學科學研究所(SLMath,前身MSRI)。ICMU 將圍繞訪客和當地人關注的主題組織為期三到六個月的活動。這就是烏克蘭人想要實現的目標。
他們仍然需要一個適合這個目的的地方。為了組織活動,他們將獲得各個社團和基金會的支持。例如,倫敦數學會剛剛同意支持一些活動。我相信他們將來能夠為每場活動籌集到一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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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數學
MR:在我們的一生中,來自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數學和數學家變得更加重要。中國、印度和巴西是令人敬畏的例子。而且這種發展肯定會繼續下去,對吧?
JPB: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第三世界”這個表述。我認為中國在很多科學領域根本不是次要參與者;在數學方面,中國現在甚至處於領先地位,實際上對世界數學非常重要。這與國家的規模、長期投資、科學家的奉獻和素質有關。
印度有點不同。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傳統,當然,印度科學界也發生了很多事情。該國也在向前邁進,但進展不一。從數學上講,巴西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儘管近年來由於多種原因,情況一直很困難。
我接觸了很長時間的另一個大洲是非洲,那裏的情況很複雜:一些國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進步,而另一些國家則面臨着非常困難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這導致許多科學家,特別是數學家,搬走了,因為不可能再安全地居住在那裏。
我是貝寧一家研究所,即位於波多諾伏的數學與科學物理研究所(IMSP)科學委員會的主席。事實上,它的創始人讓-皮埃爾·埃津(Jean-Pierre Ezin,1944-)是我的第一個博士生,也是第一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貝寧人。後來,他擔任非洲委員多年,負責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IMSP 運行着一項由世界銀行資助的非常重要的卓越計劃。許多學生來自其他非洲國家。他們在培訓質量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儘管如此,一些實際的事情可能會變得很困難。例如,由於需要遵守極其嚴格的行政規則來防止腐敗,他們很難花掉自己擁有的錢。不幸的是,這個項目很快就結束了,而且不清楚它是否能夠以某種方式繼續進行,儘管它在培養非洲高水平科學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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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作用
MR:你經常強調數學和其他學科,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素質教育的重要性。你認為,提供和提高年輕人的計算能力和對數學的好奇心的最佳策略是什麼?
JPB: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不幸的是,近年來在西方世界,我們看到了一種倒退,尤其是在法國。這尤其與吸引優秀教師(特別是數學教師)的難度有關。現在有很多公司想要聘請數學水平高的人,並且他們提供的薪水遠高於教師的薪水。教師的工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我最近查了一下,加拿大教師的平均工資相當不錯:加拿大中學教師的起薪比法國高44%,最終工資還要高得多!因此,很難找到好老師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這項工作比以前變得更加困難。這就是我姐姐告訴我的:她做了一輩子老師後退休了,最後幾年過得非常困難。
我們必須認識到,孩子們在校外獲取信息的機會已經大大增加。如果你想了解某件事,只需拿起手機即可獲取信息。不過,如果你想以正確的方式接收這些信息,則需要接受培訓以檢查信息是否合理。至少在法國,學校不是為了教你這些而設立的。我們可能需要深入思考學校應該如何組織,以及在這種背景下的教師的最佳角色是什麼,因為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法國,80%的小學教師沒有任何科學背景。當然,政府部門會培訓他們教授基礎科學,特別是基礎數學。現在,如果老師讓孩子們感覺他們所教的科學或數學很難,孩子們就會認為它很困難,即使內容實際上是很基礎的。不僅內容重要,你傳達什麼樣的感受、什麼樣的熱情、採取什麼樣的做法也都同樣重要。我們都知道,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説,產生影響的是那些真正讓我們感覺到他們所教的東西很重要的老師。
當下亞洲國家和西方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父母對科學培訓的重視程度。如果孩子們知道父母關心他們,這對他們來説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他們覺得無論他們如何表現,父母都會支持他們,他們的行為方式就會不同。
我認為處理好教育問題非常重要。事情正在迅速變化。想象一下 ChatGPT 對學校評估可能產生的影響。當這些工具可用時,你如何佈置作業練習?你如何確定孩子們自己完成了作業?我們必須集體重新思考形勢;這不僅僅是數學。人們必須對此投入很多思考;然而,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至少在法國!這非常重要!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真正取得驚人進步的國家,都是那些多年來把教育放在首位的國家。韓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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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
MR:外展(Outreach;這裏可以理解為廣義的科普活動——編者注)活動對於數學界很重要;你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你能舉一些例子,提供一些建議嗎?
JPB:這和我自己對藝術的興趣有關,雖然我不是藝術家。在某些場合,我有機會(通常是巧合)與藝術界人士接觸。舉個例子:世界著名的日本攝影師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在巴黎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舉辦了一場展覽,展示了東京大學的一系列數學圖形的攝影作品。這些都是巨大的照片。基金會打電話給我,説杉本聽説我是幫助編寫目錄的合適人選,至今我仍不清楚原因。那時我還不認識他。該目錄的設計方式如下:在右頁上,是一張他拍攝的某種曲面的照片,而左頁是這個曲面的方程,並解釋為什麼它在數學上很有趣。我就寫了那部分。那是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觸;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我參觀了他在紐約和東京的工作室。他的同伴在銀座有一家很棒的畫廊。這種聯繫真是出乎意料!
之前我曾私下參觀過卡地亞基金會幾次,但這次的合作讓我成為館長埃爾維·尚戴斯(Hervé Chandès)的朋友。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説他想舉辦一個關於數學的展覽。這就是促成“數學,一個美麗的別處(Mathematics, a Beautiful Elsewhere)”這場展覽的起點,其法語標題是“Mathématiques,un dépaysement soudain”。順便説一句,這個標題借用了格羅滕迪克的説法。這次展覽並不是關於數學本身,而是關於藝術家和數學家之間可能產生的相互吸引。我幫助挑選了一些可以做出貢獻的數學家。這是一次非凡的經歷,因為藝術家都是領軍人物,數學家也是傑出人物。
有些人不喜歡這個展覽,認為它沒有講述任何數學知識。這不是它的目的!展覽吸引了80000名參觀者,與平常卡地亞基金會展覽的參觀人數基本一樣。它還在巴黎以外舉辦了一些後續活動:例如,卡地亞基金會在上海舉辦了基金會館藏作品的展覽(中文為“陌生風景”——編者注),其中就包括這次數學的展品。我恰好路過,在那裏我又觀看另一位著名攝影師雷蒙·德帕東(Raymond Depardon)的電影,這是展覽的一部分,由邁克爾·阿蒂亞爵士、米哈伊爾·格羅莫夫、唐·扎吉爾(Don Zagier,1951-)、妮可·厄爾·卡露伊(Nicole El Karoui,1944-)和我自己主演!
這是一次非凡的經歷,我非常享受。格羅莫夫的貢獻非常大;在另一次後續行動中,他參加了一檔關於他的一本書的廣播節目,解釋了他認為科學中最重要的奧秘,並與他在展覽中展示的內容相關。這本書在法國非常成功;英文的標題是“神秘的大循環:數學、世界、心靈”(Great Circle of Mysteries: Mathematics, the World, the Mind)。所有這一切根本不是計劃好的,它只是利用周圍合適的演員自然而然發展起來的。
另一個這樣的例子是奧利維爾·貝庸(Olivier Peyon)執導的紀錄片《我是如何討厭數學的》(How I came to hate math),有法語和英語雙語版本。我的貢獻是帶奧利維爾到數學家聚集的各個地方:海得拉巴的國際數學家大會(ICM)、美國國家數學科學研究所(MSRI)、上沃爾法赫數學研究所(Oberwolfach)、IHÉS 等,讓他有機會見到數學家,瞭解數學家們如何交流。這部電影還包含對吉姆·西蒙斯的長篇採訪,他剛剛去世,我非常感謝他。籌集資金拍攝這部紀錄片非常困難。但最終,也許製作這部電影的製片人賺了一些錢。當然,這次經歷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與電影導演奧利維爾·貝庸共同參與了在法國和比利時多地的電影宣傳。每次,都會與參加活動的人(通常是學齡兒童的家長)進行有趣的交流。
MR:EMS 狄德羅論壇(Diderot Fora)怎麼樣?
JPB:關於狄德羅論壇,可以追溯至我擔任EMS主席時期,其基本思想有兩個:一是建立一種適合歐洲的小型會議形式,不同於大型學術會議;二是展示數學與其他活動之間的重要聯繫。這些活動在三個不同的歐洲城市舉行,每個城市都會組織一次小型會議。三地可以通過視頻會議進行交流和溝通——那是很多年前,這當然比現在更困難!其中一些論壇非常成功,另一些則不太成功。米雷耶·查萊亞-莫雷爾(Mireille Chaleyat-Maurel,1945 -)在狄德羅論壇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非常成功的論壇中,我們在維也納、巴黎和里斯本組織了有一場關於“數學和音樂”的活動。在巴黎,這場活動在IRCAM舉行,即皮埃爾·佈列茲(Pierre Boulez)創辦的研究所,最終導致 IRCAM 成立了一個數學團隊,以一些不尋常的方式探索數學和音樂結合。關鍵人物莫雷諾·安德里亞塔(Moreno Andreatta)現在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並已搬到斯特拉斯堡。IRCAM內仍有一組研究人員繼續圍繞這一主題開展工作,這是狄德羅論壇的直接成果,其影響比預期更大、更持久。
經過相當長的中斷後,狄德羅論壇最近又復活了:在赫爾辛基、波爾圖和布拉格舉辦了一場關於“數學與建築”的活動,非常有趣。現在,這種安排再次與旅行限制直接掛鈎了。
讓我談談我非常喜歡的另一項外展工作:在 ERC 期間,我堅持認為我們應該以非常規的方式來推動這個項目。説服人們這樣做並不容易。我們發起了一次徵集活動,邀請大家提交有關如何以不同方式介紹研究項目的提案。其中一項提案建議使用基於網絡的漫畫或卡通片,這種方式非常成功!我可以確信這一點,因為幾位設計網絡漫畫的藝術家在網絡漫畫完成後繼續與ERC的科學家合作。雙方都讚賞這種合作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東西。其中一些漫畫已被印刷並參加了法國昂古萊姆其中一個重要的漫畫節。當我離開 ERC 時,我收到了實體漫畫作為禮物。我知道這些卡通片背後的設計師團隊認為這是一次非常具有啓發性的經歷。
MR:你不僅善於抓住突然出現的機會,而且還善於開拓新的機會!
JPB:嗯,這種方法也可能會失敗,你永遠無法預料!ERC 的傳播團隊擔心我們會顯得不夠嚴肅,那些圖畫會導致人們不認為這些項目是認真的。有些漫畫非常有創意,它們讓你能夠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學術研究。我真的很享受做這些事情,與非常特別的人合作。我們數學家往往不夠開放和大膽,我們太害怕失敗。你必須從實際意義上去理解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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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很重要
MR:我想以同一個問題結束,這也是我和克里斯蒂安·斯考(Christian Skau)常常在與阿貝爾獎得主的訪談中作為最後一個問題提問的。暫時忘記數學,請描述一下你的主要私人興趣,你的內心想的是什麼?
JPB:我和妻子有三個孩子和六個孫子女。我們與孫子女們聊得很多,這對我們的生活一直非常重要。我的妻子非常有耐心,因為我往往不知道假期意味着什麼。在家庭生活中,有時你需要把專業工作停下來,這對家庭很重要,但我在這方面很糟糕!現在,我的妻子抱怨我做了太多不同的事情,這確實是的。當我應該退休時,我成為了 ERC 主席,這是我一生中最緊張的時期之一。一開始她和我一起在布魯塞爾。一段時間後,她意識到我出差的次數太多,她一個人待在布魯塞爾沒有意義。當時家人和孫子女們都在巴黎,她決定返回巴黎。我在 ERC 的歲月實際上是艱難的六年,尤其是在生命中的這個時刻,時間比以前流逝得更快了。
我們的父母對我們也非常重要。我們和他們非常親近。母親去世後,父親獨自生活,我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從巴黎到里昂看望他,減輕住在隔壁的姐姐的壓力。這很簡單,我還在 IHÉS,可以乘坐快速列車。我的父母給了我很大的啓發,因此陪伴他們度過生命的最後階段對我來説非常重要。
孫子女們也一樣!我們的一個兒子現在住在柏林,我們每三四個月去一次柏林,至少待一週。我的孫子要我送他去學校。他和他的父親講法語,和他的母親講土耳其語,他的母親是土耳其人,因為他要上學而説德語,他也聽得懂一些英語,因為他父母互相説英語。他只有七歲;我覺得這太棒了!與我的孫子用法語或德語交流非常愉快。不幸的是,我不會説土耳其語,這是一門偉大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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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我發現我們職業的美妙之處在於,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結交很多朋友。這些是我們經常交流並且非常彼此瞭解的朋友。我認為這是一項巨大的特權。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有機會多次訪問亞洲,對此我非常感激。陳省身教授多次邀請我到他退休的南開大學,這是一份很棒的禮物!另一篇是在1990年他接受我的一次精彩採訪[3, 4]。
我上次訪華是在2023年7月,是我第43次到訪中國,上次訪問日本是去年4月,也是我第43次訪日。我的妻子也非常喜歡訪問這些國家。我們在中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休閒旅行,慶祝了我們的結婚50週年,我們驚喜地發現,在某些站點,我以前的一些中國學生設法得到了我們的日程安排並歡迎了我們。
布吉尼翁在陳省身紀念館演講,2011年。丨圖源:南開大學陳省身研究所
我也去過韓國不少次。韓國是很多歐洲國家應該學習的國家。韓國社會變化非常快,主要手段就是教育。例如,韓國長期以來是世界上男女分化最嚴重的國家。現在,韓國是世界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國家。
MR:這很有趣,我以前不知道。
JPB:在於六十年來給予教育的絕對優先權。儘管那個時期的政府並不總是那麼友好,但他們仍然把教育放在絕對的優先地位。這表明教育如何改變一個國家,值得我們學習。
MR:最後説幾句話?
JPB:簡而言之:很多時候,人們認為你必須制定策略並按部就班地遵循它。但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的經驗是:如果機會來了,就抓住它!有時,你可能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但機會不會有第二次。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你必須對其他人持開放態度,即使是對那些一開始思想不太開放的人,以後也可能會有融合的可能性。即使你沒有預料到它們,它們也可能會發生,你必須抓住它們!
MR:我非常感謝你抽出兩個小時的時間,以一種非常開放的方式讓我們深入瞭解你的生活和優先事項。
JPB:要感謝你和 EMS 給我們這個機會!
關於作者
馬丁·勞森(Martin Raussen,1954 -)是丹麥奧爾堡大學的名譽教授。近年來,他的研究重點是將有向代數拓撲方法應用於計算機科學中併發理論的幾何/組合模型。他於2003年至2008年擔任 EMS 通訊主編,並於2011年至2016年擔任 EMS 副主席。
參考文獻
[1] J.-P. Bourguignon, Les variétés de dimension 4 à signature non nulle dont la courbure est harmonique sont d’Einstein. Invent. Math. 63, 263–286 (1981)
[2] J.-P. Bourguignon, Ricci curvature and Einstein metrics. In Global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global analysis (Berlin, 1979), Lecture Notes in Math. 838, pp. 42–63, Springer, Berlin (1981)
[3] J.-P. Bourguignon, Entretien avec un optimiste, S. S. Chern. Gaz. Math. 48, 5–10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Shiing Shen Chern, an optimist. In Chern – A great geome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ogr. Geom. Topol., pp. 261–267, Int. Press, Hong Kong (1992)
[4] J.-P. Bourguignon, Shiing-Shen Chern – If possible do nothing. Video interview, Los Angeles (1990) https://youtu.be/vConuqi5vT0
[5]J.-P. Bourguignon, Taking the long view. In Thirty years of EMS, pp. 7–29,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Helsinki, Finland (2021) https://euromathsoc.org/thirty-years-of-ems
[6]J.-P. Bourguignon, H. B. Lawson and J. Simons, Stability and gap phenomena for Yang–Mills fields. Proc. Nat. Acad. Sci. U.S.A. 76, 1550–1553 (1979)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zllrr小樂”,譯自Raussen, Martin. “Interview with Jean-Pierre Bourguignon.”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Magazine 133 (2024): 24-38.
原文地址:https://euromathsoc.org/magazine/articles/209#S0.SS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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