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學生討論吳柳芳事件_風聞

    有同學問：“我想聽聽您對於前體操運動員吳柳芳“擦”的評價，一方面我覺得“擦邊”以牟利肯定不對，但另一方面現在廣泛的社會輿論又在支持她，把這種自由當做一種對於現存分配體制的反叛，我又覺得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現在有點迷惑了。”

    我説過，問題一般有事實（“真的嗎？”）、邏輯（“為什麼？”）與價值（“所以呢？”）三個層面。那我們就來一一討論。

    可以確認的有關事實基本是這樣的：

    國家體操女隊前隊員吳柳芳做直播跳舞，被東京奧運會女子平衡木冠軍管晨辰批評“擦邊”。吳柳芳一度被平台停止關注，但許多網民支持吳柳芳，認為她退役後境遇不順，自食其力並不可恥，反倒是管晨辰養尊處優，對生計艱難的師姐毫不共情，真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或者説比“何不食肉糜？”還要壞，因為晉惠帝只是不理解，但並沒有對饑民落井下石。結果，吳柳芳抖音號被恢復關注後，粉絲從5.4萬漲到了600萬（現在據説破1000萬），而管晨辰則繼續遭到一些人的攻擊。

    不過，根據“識微商情輿情監測系統”顯示，2024年11月22日0時至2024年12月02日16時，有關“吳柳芳”的輿情信息約為147.7萬。通過觀察趨勢可知，輿情於11月24日達到最高峯。該時段內，有關“吳柳芳”的輿情主要集中在短視頻平台，相關輿情量約佔總量的41.8%，其次為社交網絡（約佔40.6%），新聞APP（約佔15.8%）。該時段內，有關“吳柳芳”的輿情情感傾向以中性為主，佔53.6%；其次為負面輿情，佔29.0%。正面輿情較少，佔17.4%。我不太清楚這裏説的“正面”“負面”是不是對吳柳芳的正面或負面評價，如果是的話，那就和“廣泛的社會輿論支持吳柳芳”有一定出入。但即便如此，這裏面佔大多數的“中性輿情”對吳柳芳應該也是一種“理解但不贊同”的態度，這種態度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支持”，但可以説是“相當程度上的同情”。

   再看邏輯層面，吳柳芳為什麼能得到這麼多人支持或同情呢？

   一位名叫“經略幽燕我童貫”的博主這樣分析：

   “這次讓大家一起挺吳柳芳的，在我看來，其實是我們都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説難聽點，我們還不如她呢，吳柳芳好歹曾經拼了命捲進了國家隊，而我們大部分人只不過是平庸的廢物而已。在任何一個領域，都只有小部分人能夠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大部分人都是廢物，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本來嘛，廢物自然有廢物的覺悟，我們從來不嫉妒成功者。如果管晨辰不説那些話，我們是非常尊重她作為奧運冠軍曾經為國爭光的這個經歷的，她在賽場上的那個袋鼠搖很可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是這些成功者高高在上，頤指氣使，主動出擊來招惹我們這些廢物了，説一些“你個廢物也配活着？你這麼活着不覺得丟人嗎”之類的正確的廢話。這就把一個事情上升到了階級矛盾的層面了，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毛主席告訴你“親不親，階級分”了：

   是啊，你鯉魚跳龍門跳過去了，那我們呢？我們這些廢物活得不體面，是我們不想體面嗎？我們當年也曾拼過命去夠那個龍門啊，為什麼我們失敗了我們就該死呢？”

   那位提問的同學認為吳柳芳的同情者是對現存分配體制的不滿，而在“經略幽燕我童貫”看來，未必如此，大多數同情者的心態是“你們精英欺負人要有個限度”：

   你們跳過了龍門，爬上去了，撈着了。怎麼跳、怎麼爬、怎麼撈的？我們不管了，因為你們做的那些事，乾淨也好，齷齪也好，我們很多人當年也想幹，也試着幹過，就是沒幹成，願賭服輸，我們接受。

   你們“跳過龍門”以後，只顧自己鮮花着錦，烈火烹油，利益固化，資源壟斷，閥閲門第，私相授受，不願意“先富帶後富”，我們也不管了，因為換了我們可能也沒這個覺悟。

   可如今你們不但要斷了我們僅剩的幾條活路，還要道貌岸然地教我們怎麼做人，説我們這羣廢物low到不配活着。這我們真的就不能忍了，因為我們再怎麼“換位思考”也想不通：你們對我們不幫不扶不管不顧也就罷了，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喪心病狂，一定要對我們置之死地（不留活路是想讓我們死，侮辱人格不也是想讓我們“社死”嗎？）而後快呢？

   所以按這位博主的思路，問題仍然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以及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提到的“為承認而鬥爭”——人的最後底線不一定是多少物質利益，而是作為人而得到承認。一旦這一點都被突破，他就只能背水一戰乃至“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而另一位叫“編劇祝明”的博主則認為，部分男性支持吳柳芳，可能是出於一種“廉價的救贖心態。他説：

   “前些年，2006-2016年左右吧（但沒有數據哈，但是你們可以和年長的男性親朋交流一下），夜總會是非常盛行的，很多男性都私下去過。這些男性，一般都是有一定社會資源的男性，多數是應酬去的。商務宴請有，公款吃喝也有。

   ……

   當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男性，又沒有自己花錢，就與一個“被物化的女性”結伴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首先，這個女性會肯定和誇讚這個男性，但同時，多數這種情況的女性也會賣一賣慘，説説自己生活的不易，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當然，真假參半）。

   一般有良知的男性，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混淆了的救世主的心態，就是大家吐槽會説的：“勸妓女從良”。這種情境的男性，會對這種情況下的女性產生同情也很正常。（沒有自己花錢這件事很重要，因為如果是自己花的錢，就會知道，購買的是特定服務，就不會搞混淆。）

    但私下逛過夜總會，和私下刷過擦邊視頻一樣，都是不能拿到枱面上講的事。事情不能講，存在的共情和理解卻是真實的。“我去過夜總會，我知道他們的處境，所以我很同情像她一樣的女孩。”網絡俗語又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然而，這句話的前半句話，是年長男性確實不願意公開講的。所以就造成了只能講後半句話，但因為少了前因，讓大家無法理解他們的觀點和內容。

   講的通俗一點……就是：只要你曾經在夜總會摸過姑娘的小手聊過人生（還沒自己掏錢），確實會感覺必須在關鍵時刻為像她們一樣的女孩説幾句話。”

   “編劇祝明”認為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心態，他不作道德評價，而且認為這總比私下摸了人家的手看了人家“擦邊”，到了人前還要義形於色地罵人家“下賤”要好些。

    這也算一家之言吧。

    照我理解，“編劇祝明”是想説：因為去過夜總會摸過姑娘的手而支持吳柳芳的這部分男性也還算是善良的，可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善良卻是這樣不純粹、不徹底、不完整乃至有些猥瑣的。

   而我看過一部1982年的影片《勿忘我》：

   女知青雯雯的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她下放的村子裏的一位叫周虹的中年村醫（他是文革前就下放到農村的“右派”知識分子）阻止了她輕生，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併為她補習文化。文革結束後，雯雯在周虹的教育幫助下，學業優異，考上了大學，而在長期的相處中她也愛上了年長她20幾歲的周虹。到北京上學前的晚上，雯雯來到周虹的房間想向他表白，而周弘雖然也喜歡這個女孩，但他不願意耽誤雯雯，只給她留了一封信勉勵她為了祖國和人民好好學習，默默地離開了。

    周虹對雯雯的所言所行就是一種純粹的善良。純粹的善良往往表現為願意為了一個自己本來並無責任也並不虧欠的人而全力付出，並且拒絕從受助者那裏得到“回報”。然而正是這一點既讓雯雯感動又讓她生氣：雯雯用父母平反後補發的工資買了一批醫學書籍送給周虹，周虹卻問她花了多少錢要還她，氣得雯雯大吼：“好，那就還吧！當年你救了我一命，值多少錢？這些年給我補課，學費是多少？我都還你！手頭不夠，銀行還有！”周虹自然不能收雯雯的錢，也就只好收下她送的書，這才讓雯雯破涕為笑，因為在她看來，這就算周虹承認他和雯雯之間不是“回報”與否的關係，而是她想要的另一種關係了。

   相信每個人都會敬重周虹這樣的人，會將這種善良稱為“高尚”，稱為“俠肝義膽”。不過我們也知道這是電影，而且表現的是一個與我們漸行漸遠的年代。而在當下的現實中，我們很多人的善良卻會表現得像“編劇祝明”描述的那樣，有些變形、變味，乃至有些矯情與滑稽（“我幫你聲辯是因為我摸過你，也是為了以後更心安理得地來摸你。”）。

   是什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呢？人心大概總是善惡駁雜，而且大多數人是善多於惡的，那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讓人們把惡的那一面表現得那樣理直氣壯魅力十足以致現在的影視劇都帶出了“反派崇拜”，而將善的那一面表現得那樣扭蒼白、怯懦、扭曲、油膩呢？

   這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當然，對這一事件還有很多其它的分析，我就不一一細説了。總之，解讀有關吳柳芳事件不同看法的生成邏輯，有助於我們從更多角度去認識當今社會，更精準地把握不同人羣的境況、訴求與心態。

   至於怎麼從價值上評價吳柳芳這件事，其實我和大多數人看法是一樣的：

    1.“擦邊”不好。網絡直播中的色情化傾向是錯誤的、不健康的。尤其是它物化女性，讓很多年輕女性誤以為自己唯一的魅力就是容貌和身體，這其實壓抑或妨礙了女性去發展和運用自己真正的聰明才智。

    另外，有多項醫學研究表明沉迷於色情信息會損害人的大腦：

    2014年，劍橋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瓦萊麗·馮（Valerie Voon）的團隊對那些習慣觀看色情事物的年輕男女進行大腦的斷層掃描，結果顯示：習慣觀看色情的人大腦活躍區域與那些吸毒者看到毒品的活躍區域相似。

    同年，德國的兩位心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西蒙娜·庫恩（Simone Kühn）對64名健康的成年男性的實驗顯示：在色情上花的時間越多，大腦右側紋狀體中的灰質體積就越小，而這一部分會影響我們的高級認知功能及其所控制的行為。

    即使撇開這些道德問題不談，如果直播“擦邊”被容許，女主播們都來“擦邊”，那就會導致“擦邊”的邊際效益遞減，因為這時大家互相競“擦”，你只有擦更多的邊才能吸引到流量——這就是我們常説的“內卷”。像吳柳芳這種有一定頭銜的人都“下沉”到這個賽道來“卷”，勢必逼得更多的普通女主播要麼進一步突破底線互相狂卷，要麼被踢出賽道。這從經濟學角度看，也是一種“底層互害”的雙輸結局。

   2.但我們確實不能一味居高臨下地指責“吳柳芳”們。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年會發布的《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2023-2024）》顯示：截至2024年5月末，我國網絡表演（直播）行業主播賬號累計開通超1.8億個（多平台非去重數據），其中90%的賬號年收入不到5000元，而年收入超過10萬元的只有0.5%。可見絕大部分網絡主播的處境還遠遠不如吳柳芳。國家對數量如此龐大的主播羣體不能只有規範和處罰，還應發揮社會合力，對從業人員進行教育培訓，提高其素質，使其有能力做出有特色的內容，促進直播行業的多樣化、高質量發展。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一點：管晨辰對吳柳芳的指責，不管出於什麼動機，客觀上反而帶火了吳柳芳。絕大多數普通主播是連這種被“罵”的機會都沒有的。如何多方聯動，向普通主播傾斜更多的資源與機會，把“流量”這個蛋糕切得更均勻一些（直播業內的兩極分化是很嚴重的，2023年收入最高的一位頭部主播據稱有32億元的進賬，而該年度的網絡直播全行業總營收為2095億元），也是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的一個很具體很實在的課題。

   每個普通人都應該活得精彩而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