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士革的狼煙與迷霧_風聞

12月8日，敍利亞反政府武裝對外宣佈，“阿薩德的統治已經結束”。延宕了14年的敍利亞內戰在一週多的時間內風雲突變，敍局勢出現了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大變化。

俄羅斯外交部8日發佈消息表示，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在與敍衝突各方代表談判後已放棄總統職位，並指示敍政府和平移交權力，俄羅斯方面未參與談判。

12月8日，當地民眾聚集在敍利亞大馬士革街頭

5日起，大馬士革才響起連續的槍炮聲。無人瞭解確切的戰局，但戰事進展出人意料地迅疾——自11月27日敍利亞反政府武裝發動本輪針對政府軍的軍事行動以來，僅僅過去12天。現在來看，決戰應發生在大馬士革之外。

戰事誰主導

實際上在敍利亞反政府武裝12月5日佔領哈馬之後，敍利亞局勢相關國家外部磋商已加緊展開。12月7日，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國外長舉行會談，就敍局勢進行緊急磋商。會後各方達成原則性一致，即支持敍利亞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反對恐怖組織藉機在敍利亞壯大。然而由於各方對於恐怖組織的認定存在重大分歧，看似“共識”的表態卻是各自在堅持固有的立場。

所有的分歧，或將是未來的隱患，但已無關現在。

本次發起針對阿薩德政府軍事行動的是一個自稱“解放敍利亞聯盟”的力量組合，該組合由軍事反對派“沙姆解放陣線”主導，並有敍利亞國民軍的加入。沙姆解放組織早年曾是基地組織的敍利亞分支，被多國列為恐怖組織，常年盤踞在敍利亞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而敍利亞國民軍則受到土耳其支持，常年在敍北部地區活動，反對阿薩德政府與庫爾德武裝力量。

此次雙方達成合作意向，共同對阿薩德政府發難並一舉得手，速度之快出乎世人意料。雖然阿薩德政府已經崩塌，但敍利亞的動盪局勢並未因此發生質的改變：多年內戰沒有結束，民族和解尚未實現，代理人戰爭的屬性依舊深刻烙印在敍國內政治生態中。

敍利亞國內紛繁複雜的地緣政治矛盾和利益糾葛不會因為阿薩德政府的終結而自然消解，甚至可能由於合法政府的缺失令敍利亞的政治版圖進一步破碎，各方的權力爭奪將更為慘烈。

關鍵導火索

一年多來，受巴以衝突外溢波及，敍利亞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嚴重，阿薩德政府面臨的內部壓力不斷積聚。

阿薩德政府錯誤認為，反對派已沒有能力再次挑戰政府的主導地位，國內政局已經鞏固，故而錯誤地令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官兵退役並降低官兵薪酬，以此削減軍隊開支。在本輪衝突驟然升級之前，敍政府軍長期處於士氣低迷、缺乏必要訓練與裝備的欠佳狀態。

然而，促使反政府武裝放手一搏的關鍵導火索，還是近一年來的域內外地緣政治變局。

這是今年1月26日拍攝的敍利亞阿勒頗市區

域內，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同伊朗領導的地區“抵抗軸心”成員在多條戰線展開武裝對抗，並給哈馬斯和真主黨造成重大打擊。在新的地區形勢下，伊朗佩澤希齊揚總統奉行“自我剋制”的地緣政治路線，對地區盟伴的支持顯著縮減。目前來看，“抵抗軸心”成員相互協同、支援的難度加劇。

過去十餘年間，黎巴嫩真主黨和伊朗在敍利亞的軍事存在曾是協助阿薩德政府壓制國內反政府武裝的重要力量，但最近幾個月來，以色列多次越境打擊敍利亞境內的伊朗軍事力量，而黎以衝突更是對真主黨的跨境行動與再度武裝的能力造成重創。

無巧不成書。正是在黎以停火協議達成的當天，沙姆解放組織領導的“解放敍利亞聯盟”宣佈開始針對敍政府軍的軍事行動。

域外，烏克蘭危機延宕不絕，甚至有進一步激化、攤牌的傾向，嚴重牽扯俄羅斯對敍利亞的支持意願與能力。缺少了俄羅斯空軍以及先進武器的大力支援，敍政府軍在面對反政府武裝時的軍事優勢所剩無幾。敍利亞反對派正是瞅準這一時機，出其不意大舉發難，並取得了超預期的戰略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敍利亞衝突並非由巴以戰爭或烏克蘭危機直接外溢引發，而是由於多重地緣政治衝突長期延宕，地區力量平衡被打破，安全架構加速重組，曾經弱勢的軍政組織藉機壯大，進而對地區整體安全形勢造成顛覆性影響。可以説，這樣的變局要比單純的衝突外溢更具破壞性，長期負面影響也將更為深遠。

烽火十年間

2011年初，受西亞北非地區普遍政治動盪的影響，敍利亞內戰爆發。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由於地處中東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敍利亞局勢失穩讓域內外多支力量看到了擴張地區影響力的機會窗口。

很快，敍利亞成為了各方爭相染指的地緣政治棋盤，代理人戰爭成為了後續十餘年困擾敍利亞的敍事主線。衝突的延宕、管制的缺位、力量的真空，共同促使敍利亞成為了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温牀，而各支僅着眼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域外力量，固守着“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短視，放縱恐怖主義在敍利亞的蔓延，使本就複雜的敍利亞局勢進一步出現傳統安全風險與非傳統安全糾纏，温和政治反對派與極端暴力反對派交織的複雜形勢。

12月6日，在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外長侯賽因（中）、敍利亞外長薩巴格（右）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出席聯合記者會

十餘年的局勢動盪讓敍利亞社會滿目瘡痍。自2017年開始，在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三方的共同主導下，阿斯塔納進程成功促使敍利亞各方達成了建立“衝突降級區”的協議，並分區域實現了停火。直至2020年，敍利亞國內的武裝衝突總體上告一段落，敍利亞政府也有了休養生息、重新聚焦經濟發展的機會。但由於零星武裝衝突時有發生，加之新冠疫情影響，敍利亞的經濟民生始終未見明顯改善，這也是十年內戰給敍利亞帶來的深刻影響。

更大的迷霧

目前，已放棄總統職位的阿薩德的去向未明。而大馬士革更大的迷霧，還在於未來的國家治理。

在新的社會治理架構建立之前，敍利亞政治版圖的進一步破碎恐難以避免。敍利亞國內的反對派眾多，在缺乏包容性政治對話的背景下，敍利亞各派政治力量難以就未來國家的發展走向形成一致意見。

從武裝對抗角度來看，目前敍利亞仍處於多支力量割據的動盪期。雖然大馬士革已經易主，但是敍利亞東部仍然同時存在着部分政府軍、北部的庫爾德反政府武裝、自東向西不斷擴展的沙姆解放陣線，以及少量尚未剿滅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殘餘勢力。阿薩德政府的終結並不會自然形成另一支主導力量，各方都將繼續為爭奪更廣闊的勢力範圍而繼續對抗。這將對敍利亞後續的局勢穩定產生負面影響，並對政治對話造成阻礙。

2018年5月16日，在敍利亞霍姆斯省賴斯坦，警察在市內巡邏

伴隨着持續動盪，敍利亞的人道主義危機在所難免。僅過去的一週時間，已有數十萬敍利亞平民流離失所。政府的缺失、社會服務的缺位，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履職的困難，都將進一步加深敍利亞的人道主義慘劇。十年前敍利亞內戰開始時，大量敍難民向周邊國家流散，如今新一輪難民潮恐怕也將再次給地區國家帶來巨大的社會和財政壓力。

除此之外，非傳統安全風險的激增或許將成為敍利亞局勢動盪最大的安全隱患。十年前，正是由於敍利亞內戰，導致敍政府軍對邊境缺乏管制，伊拉克和敍利亞兩國同時出現巨大安全真空，引至大量信奉暴力極端主義的恐怖分子跨國流動，聚集在敍伊邊界，進而形成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給當地民眾、中東地區，乃至全球都帶來嚴重的安全挑戰。此次，類似情況或再度上演。各方若不能及時地遏止極端主義蔓延，非傳統安全風險與傳統安全風險將加速合流，造成的安全危機也將超越國家邊界，形成新的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安全挑戰。

敍利亞局勢發生突變，而敍利亞危機遠未結束。此時更需要各方加大外交斡旋力度，重啓聯合國主導的包容性政治對話，並鼓勵阿斯塔納進程再度發揮關鍵的協調作用，以期儘速實現敍利亞局勢穩定，為政治和解以及治理體系的重塑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