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對國家統一的隱形作用_風聞

公元1039年，翰林學士丁度給宋仁宗打報告，説朝廷下令修訂的那本書，《集韻》已經修完了。

宋朝人特別愛編書，而且是編那種大部頭的書。在仁宗朝之前，所謂的宋代四大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都已經編成了。仁宗朝也沒閒着，繼續搞這種官方主持的大型文化工程。這本《集韻》修了整整五年，今年竣工。而跟它配套的字書，叫做《類篇》，這一本，修的時間更長，一直到1066年，在司馬光的手上，才終於完結。

你説編書這事重要嗎？當時的人可能也不覺得，甚至史書裏都沒怎麼提這事。

站在當時的人立場來看，這一年，肯定是宋朝和西夏的戰爭更重要。但是，是站在1000年的時間尺度上看問題的，官方主持編訂《集韻》和《類篇》，對塑造中華文明的影響，恐怕要更大。

押韻是件嚴肅的事

這兩部書，一部《集韻》，一部《類篇》，他們都屬於字典，但是用法又不一樣。

在傳統上，《類篇》這種書叫“字書”，類似的還有《説文解字》《玉篇》等等。這類書的用法就是：你遇見一個字，既不知道怎麼念，也不知道什麼意思，那就去查字書。根據偏旁部首，找到這個字的説明。用法類似於今天的《新華字典》。

而像《集韻》這樣的韻書，我們現代人看着就有點奇怪了。它是把讀音按韻分成了206個小類。奇怪吧？看到一個字，如果不知道怎麼念，我在《集韻》裏就找不到它。這字典不好用啊。

其實這不是給我們識字用的，而是給古人寫詩作賦用的，對，除了你熟悉的詩，古代的賦也是要押韻的。比如，今天我要做一首詩，第一句剛憋出來，“畢竟西湖六月中”，哎？哪些字和這個“中”字押韻啊？一查《集韻》，哦，和“中”押韻的字有好多，比如“紅”、“同”，好，我就接着寫了，“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寫完交卷。當然這不是我寫的啊，是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你體會一下，我只要有了《集韻》在手，我知道自己的武器庫裏還有好多字呢，東、童、忠、蟲等等，這個韻部裏還有大幾百個字沒用呢。作為一個詩人，我是手中有糧，心裏不慌啊。

你可能會説：這還用查書啊？只要會説話，就應該知道每個字怎麼念，就應該知道什麼字押這個韻啊。

沒那麼簡單。你就想兩種情況。

一種是韻用得非常險，也就是這個韻部裏的常用字特別少，那就費勁了。熟悉詩詞格律的人可能知道，有幾個韻，字數特別少，古人叫“險韻”，危險的險。比如“江”韻，還有“佳”，韻，你可能一聽，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佳”，不難啊，什麼花、瓜、拉，不都能押韻嗎？不行，在古人的規範裏，那不是可以押韻的字兒。那佳和哪些字押韻呢？給你念念《笠翁對韻》裏的幾句。“冠對履，襪對鞋，海角對天涯。雞人對虎旅，六市對三階。”你聽聽哈，佳人的佳，居然和鞋子的鞋，天涯的涯，台階的階是押韻的。你瞧把《笠翁對韻》的作者李漁給為難的。這句子都很難懂，都得用很偏僻的典故才行。這哪像那些寬韻，就是字兒多的韻好些啊。比如“一東”的韻，你看《笠翁對韻》裏寫的，“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這多流暢、好懂？字兒多嘛。

古人為什麼一定要用險韻呢？自找苦吃？不是。這是為了顯能耐啊。

蘇東坡就有一首詩，是寫雪的，非要押《集韻》的“二十四鹽”這個韻，這個韻跟咱們前面説的一東比，是出了名的字少，不但字少，而且裏面還有不少是生僻字。先給你念念，“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chóu）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堆鹽？對，説雪花堆起來就像是一堆鹹鹽。喲，不怎麼美啊。形容雪，還是鵝毛啊，棉絮啊，飛花啊，更合適一些。再看下面兩句：“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檐。試掃北台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最後一句是説，我這兒北台上有一幅畫裏有馬，這雪把馬都掩埋住了，只剩下馬耳朵尖兒還露在外頭，“未隨埋沒有雙尖”。瞧把蘇東坡難的，這麼艱難才找到一個意象，一個符合韻腳的字兒，形容雪下得很大。但是不好意思，蘇東坡這首詩，嚴格説來，還是有一句出韻了，“夜靜無風勢轉嚴”，“嚴”在集韻裏，就跟“鹽”不是一個韻。你看，這麼嚴格的限制，大才子蘇東坡也沒轍。這還是蘇東坡，如果是才情一般的人作詩，是不是需要一本書，把所有能押韻的字兒都攤在桌面上，一點點兒地去湊？

這就是古人需要韻書的原因。還有一種情況，古人也需要韻書。

一個字兒的讀音，古今不一樣、各地也不一樣。你覺得不在一個韻部的，未必不是。比如説，“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斜”，和“家”、“花”在都屬於“麻韻”。反過來，你覺得在一個韻部的，也未必是。比如我問你，“東”和“冬”，這兩個字押韻嗎？我們讀着好像押韻，但是在《集韻》裏，這是兩個韻部。要是在一首詩裏面用了這兩個字押韻，內行人看了就要笑話了。

記得上大學的時候，古代漢語課要分辨入聲字。我因為是南方人，所以用家鄉話就可以分辯，比如“積極”這兩個字，“屋”字，我老家話念起來都很短促，是入所以聲字。北方同學就遭罪了，他們就只好生背。別覺得現代人才遭這個罪啊，古人一樣，很多音為什麼要分在兩個韻部，他們也不知道。比如剛才舉的這個例子，一東、二冬，到唐代的時候就已經不大區分得開了。他們也得生背。剛才説的，蘇東坡把“嚴”跟“鹽”弄混了，很可能，他生活的時代，這倆字在口語裏也已經分不開了。現在你明白了，古人為什麼需要一部韻書？作詩的時候，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嘛。尤其是《集韻》的大型韻書，裏面收了3萬多個字。那真是一本在手，作詩不愁。

你可能又會説了，為啥一定要這麼規定呢？這不是文學創作嗎？給點自由空間不好嗎？

寫詞和寫詩得分開論，寫詞在宋代，是士大夫的閒情雅趣，也不怕寫歌樓舞館，用韻就自由得多，經常能看到好幾個韻合着用。但是寫詩和作賦，在古人那裏，可不是什麼文學創作，那是非常嚴肅的事，尤其是在科舉的考場上。平時寫詩，韻腳用得對不對，就是個水平問題。但是到了考場上，寫詩作賦用韻對不對就變成了成績問題、名次問題。而在科舉考場上，那就變成了一個人乃至一個家族的成敗榮辱問題。能不嚴肅嗎？

宋代的科舉考試，到這個階段，已經很把押韻當回事了，説兩個故事，你感受一下。

宋仁宗親政後，有一個宰相叫李迪。這個李迪是真宗朝景德二年，1005年的狀元。不過，李迪這個狀元，還中得挺驚險的。皇帝跟當時的宰相説，李迪的文章最好，意思是這狀元名至實歸。但其實，禮部剛開始報上去的入圍殿試的名單，根本就沒有李迪。不是主考官們眼光不行，而是在之前的考試裏，李迪犯規了，他的賦，押韻就沒押對，這叫落韻。按照當時的規定，甭管文章寫得有多好，只要韻沒押對就是硬傷，一票否決。好在當時的參知政事王旦力挽狂瀾，他説一個讀書人，寫文章韻沒押對，只是有點粗心，不是什麼大事兒。李迪這才起死回生進了殿試，緊接着就中了狀元。你看，在1005年的時候，這種事，還有得商量。

但是再之後，就不會有這樣的佳話了。1023年，也就是不到20年後，另一個比李迪名氣大得多的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州一級的解試，就落榜了，原因一樣，也是因為落韻。誰啊？大文豪歐陽修啊。這個時候，不光是考生落韻了就會鐵定落榜，如果考官判卷子的時候，沒有發現落韻，一經查出，也要受罰。可見，韻押得對不對，在北宋的科舉考試中，繩子是越勒越緊了。

那為啥考試的規則會變得越來越古板呢？因為正是在這個階段，出現了所謂“鎖院”、“彌封”、“謄錄”等等考試黑科技，所有這些措施都指向一個目標——要公平。一場以公平為目標的選拔考試，當然會無限趨向要考客觀題，也就是那種錯了就是錯了、對了就是對了、一翻兩瞪眼、無可辯駁的考試標準。詩文的水平，見仁見智的，很難評定高下的，但是你押韻押得符不符合官方的標準，那是可以查韻書去核對的啊。這不就正好是科舉考試最想要的那種紅線標準嗎？你可以設身處地想想，如果你是當時的主考官，你把住這類紅線，才能夠讓落榜的人心服口服。反過來，你膽敢在這類紅線上對人網開一面，其他考生的口水都會把你淹死。所以王旦替李迪説話的那種佳話，在北宋之後，就再也不會有了。

這也進一步説明了，為什麼大宋朝這個時候一定要編一部權威的韻書了。這部大書往這裏一放，是非對錯就以它為標準了。這是科舉考場上的定海神針啊。

我説到這裏，可能還是有人會覺得，這個宋朝人哪，真是文弱啊。這一年，宋夏戰爭馬上就要打響，朝廷不去厲兵秣馬地備戰，還要吟詩作賦，搞什麼押韻，出什麼參考書，讓讀書人死記硬背。這樣培養、挑選出來的人才，怎麼有能力管理國家、應對挑戰啊？

如果你這麼想的話，那就還是低估了音韻這個事兒的重要性了。

語音是件國家大事

音韻這個事太重要了。對什麼重要呢？不是對文學創作，甚至不是對科舉考試，而是對中華文明本身。

要理解這個問題，咱們先把《集韻》這本書放一放，來説一個人。這個人你可太熟了，蘇軾，1039這一年，他兩歲，此刻，還生活在四川眉州紗縠行的蘇家老宅裏，也就剛剛會走。但是，此後的60年，蘇軾走遍了大宋疆域的東西南北。

他的家鄉眉山，算是大宋疆域的西部。然後，再過17年，他們父子三人就要出川，離開家鄉，到京城趕考。此後，不管是因為做官，還是因為貶謫，蘇軾的足跡，往東，去到了杭州、湖州，快到東海邊了，往北去到了定州，那已經是宋遼邊境了，往南，一貶貶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也就是海南島。還有，他也在今天的安徽、湖北，算是大宋疆域的腹地做過官。最後，他死在常州，葬在河南。

可是，你想過沒有，蘇軾走遍三山五嶽，所到之處，他説什麼話？怎麼跟人交流？現在中國各地有方言，1000年前的宋朝，那更是如此啊。蘇軾可是一個四川娃，19歲之前都沒離開過家鄉，他去開封趕考，中了進士，上了朝堂，怎麼跟皇上對答？怎麼跟同僚辯論？後來去當地方官，又怎麼主持政務，怎麼結交當地人呢？

這裏先説個普遍的誤解，看見網上有人用今天的河南話讀宋詞，説那才是讀宋詞的正音。咱們必須説，那可就差了十萬八千里了。那真相是什麼呢？

有一個小故事。話説真宗朝的宰相寇準和丁謂，有一次在政事堂辦公，閒聊的時候，就説起天下哪裏的語音最正？寇準是北方人，丁謂個南方人，他倆各自的家鄉話就不一樣。寇準説，那得是洛陽話，注意，他説的可不是當時的京城，開封話，而是洛陽話。但丁謂不同意，丁謂説，四處都有方言，唯有讀書人的口音是最正的。丁謂可算是一語道破天機。對，蘇軾走遍大宋，説的不是京城裏老百姓的話，什麼開封話、河南話，而是全天下讀書人通用的話。

丁謂説的讀書人的話，是一種什麼話呢？

這就要説到這套《集韻》了。別看《集韻》是在仁宗朝編修的，但這本字典給每個字標的音，既不是當時北宋都城開封老百姓的口音，也不是當時其他什麼地方的口音，而是一種有復古色彩的讀書音。《集韻》標的，就是當時讀書人的口音。

順便説一句，寇準的説法，也就是洛陽話最正宗，其實也不算錯。為啥？因為《集韻》的前身是《廣韻》，廣韻的前身是隋唐時期的《切韻》，而《切韻》，有學者就認為，代表了南北朝晚期的洛陽和金陵的士族所使用的語音。所以，寇準和丁謂的觀點都有道理。

今天的語言學者有一項成果，就是復現了宋代讀書人的口音，比如有人讀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你可以品一下，宋朝人是怎麼朗誦“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

得強調一句，這只是現在學者的推演。古人到底怎麼説話，我們可能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但是你肯定聽出來了：這不是河南話，更有一點接近今天的廣東話、福建話或者浙江話。

好了，下一個問題來了：漢語方塊字，統一字形，還比較容易，秦始皇就做到了嘛，書同文車同軌嘛。但是，在疆域如此遼闊、地形如此複雜的古代中國，要實現語同音，太難了。那時候既沒有廣播電視錄音機，蘇東坡在老家的時候，也沒聽過有推廣普通話的國家政策啊。那中國人的老祖先又是怎麼做到的呢？現在看來，那是一套奇妙的組合拳。主要就是三招：韻書、科舉詩賦，學堂誦讀。這套拳，宋朝打得尤其漂亮。

第一招，就是制定語音標準啊。標準是什麼啊？就是韻書啊。剛開始是文人自己編，到宋代就有了官方修的《集韻》嘛。國家花這麼大力氣編韻書，可不光是規定了什麼字跟什麼字能押韻，而且每個字都給出了官方審定的讀音。這種事作為國家工程，皇帝親自下詔，組織讀書人編字典，而且由朝廷下令刊刻頒佈，這個文化自覺，就是從大宋朝開始的。

第二招，就是推廣，最好的推廣方式，就是考試啊。現在你明白了，為什麼科舉考試一定要考詩賦？其中一個原因：有這一條管着，讀書人就更能下功夫學習正音。全天下的讀書人，只要你想參加科舉，就自動統一在同一個語音系統裏了。科舉考詩賦，考的不光是文學才能，也是語同音的水平，這恰恰進入官僚系統的必殺技，你不光是識文斷字，還得跟皇上，跟五湖四海的同僚能交流才行。

前面説了，口音是會變的，所以，也不是一本韻書編好了就萬事大吉，事實上，從宋朝以後，官方頒佈韻書，就成了一個傳統，歷朝歷代都在修修補補，一直到晚清，1901年的時候，廢除了八股文、試帖詩，它才算告別歷史舞台。

你説不對啊，科舉考試不都是答卷子嗎？不用出聲啊，怎麼就統一口音了？這離不開第三招：學堂誦讀。

我們小時候上學，都有早讀課，要整齊地大聲朗讀課文。要知道，這是中文教育的一個獨有的現象。反正在西方的學校，你是不大會聽到什麼“教室裏傳來琅琅的讀書聲”的。

對，漢語裏，有兩個指代學習的詞，“讀書”和“唸書”，你看，都是帶聲音的。這不是一種修辭，而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基本形式。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寫他小時候怎麼上學堂的，就有這麼一段。私塾先生老師大喝一聲——

“讀書！”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

其實不光是念，如果是傳統的學堂，還有調兒，像唱歌。小時候還見過老先生這麼讀書。我是不會了，有機會你可以試聽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語言學家趙元任的錄音，他吟誦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請注意，各地的方言吟誦並不一樣。趙元任先生是常州人，所以這是常州讀書人的吟誦，換了一個地方的讀書人，吟誦會不一樣。每個人，每篇詩文也都不一樣，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並不完全是照譜唱歌。但是哪些字是同音字，哪些字互相能押韻，又都在韻書的框架之內。

正是靠着四散在中國鄉村、城鎮的學堂，不管是官辦的太學，還是民間的私塾，靠着學堂裏琅琅讀書聲，中國的讀書人，學會了一種可以讓他們可以出門做官、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共同語。這種話，在歷史上被叫做“官話”。

你別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其實歐洲的拉丁文也是類似的現象。歐洲的大學裏，語言一度只教拉丁文。各個國家自己的民族語言，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19世紀以前，英國人上大學，並不會去專門研究英國文學作品，這些上不得枱面，都是自己在家裏隨便讀一讀的。要考察一個人念沒念過書，不是看他的母語如何，而要看他的拉丁文功力怎樣。這麼一來，拉丁文便成了知識階層、文化精英的身份象徵。懂拉丁文的，就是文人雅士，不懂拉丁文的，就是普通百姓。

你可能看過《魯賓遜漂流記》，講的是魯濱遜荒島求生的故事。小説快結尾的地方，有這麼一個情節，魯賓遜和僕人一道，從野人手裏救下了一個白人。書裏是這麼説的——

當我的僕人星期五正朝他們射擊的時候，我拔出刀，割開綁在那個可憐的受害者身上的草繩。給他手腳鬆綁後，我扶他起來，用葡萄牙語問他是什麼人。他用拉丁語回答：“基督徒。”

你看，這個故事就有意思了，魯濱遜自己是個英國人，他當時之所以用葡萄牙語問，是他生活的那個年代，葡萄牙才是海上霸主，在這麼個鳥不拉屎的荒島上，突然遇到個跟自己樣子差不多的白人，大概率是葡萄牙人。其實呢，這個人是個西班牙人，他其實根本沒聽懂魯濱遜那個半吊子的葡萄牙語，但是顯然，這個人也覺得魯濱遜沒準兒是個歐洲人，所以他就拿歐洲通行的拉丁語來回答了。

在那一刻，在遠離歐洲萬里之遙的南太平洋上，兩個歐洲人，通過歐洲共同語拉丁語，實現了溝通。

現在你就明白了，詩賦之學、音韻之書，在中國古代之所以那麼重要，不是因為文學藝術閒情逸致，它是偌大的一箇中華文明的強力粘合劑。

讀書人精神共同體

過去我們總是講，秦始皇搞的“車同軌、書同文”，統一文字是中國文化的強力粘合劑。但是，提醒你的是，中國古人還搞了一個我們不太注意的大工程，就是語同音。這其實更隱蔽、更困難，實際效果看，也更有用。

你不覺得嗎？中國文化的粘合效應也太好了。我們已經很習慣自己生活在一個大國。家裏老人從哈爾濱飛到三亞去過冬，或者一個上海人飛到烏魯木齊出差，5個小時。這個距離，要是放在歐洲，那就是從東邊的白俄羅斯，飛到西邊的葡萄牙，中間要經過波蘭‌、德國‌、法國‌和西班牙‌。但是在中國，這也就是個國內航班。

不僅是空間大，而且時間也長。一箇中央集權的、多元一體的、超級疆域的大國，居然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就出現了，距離我們今天在的宋仁宗，超過1000年，從宋仁宗往後，又過了將近1000年。中間雖然也有分分合合，但就是沒散攤子。這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的獨一份。簡直就是個奇蹟。

注意啊，這是在農耕時代的技術條件下做到的。農耕時代最大的社會現實，就是人口分散，有無數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村落啊。這種村子，和外界的人員、物質、信息的交換都很少。在這個社會基礎上建設一個統一的大國，也太難了吧？想想印度就知道了。同樣是小農經濟，在英國殖民者到印度之前，它更像是一個地理概念。在那片土地上，有無數的種族、部族、語言、宗教、文化，彼此既不認同，更談不上統一。就算是今天，印度獨立快80年了，全國還是有1000多種方言，全國發行的法幣盧比上，印着15種語言的文字。但是中國做到了，長期統一，即使統一被打破也總有機會回覆原狀，這是怎麼做到呢？

北大法學院蘇力教授的這本《大國憲制》。其中就提出了很多解釋。這本書給我的見解就是：這可不是什麼天然的因素導致的，這就是中國人祖祖輩輩持續努力的結果。

舉個例子，過去有一種説法，説歐洲之所以小國林立，是因為那邊的地形支離破碎，不利於統一。而中國呢，在東亞這片大陸上，北有大漠，西有高山，東邊南邊全是海，就圍出了這麼一個獨立的空間，所以有利於統一。其實這個説法經不住推敲。

別的不説了，中國境內有長江這樣的天險，第一座長江大橋，那還是1949年之後才建的。古人其實是很難跨越的。還有，像太行山、秦嶺這樣的天然分界線；像關中、四川這樣的易守難攻的地理單元。但是你再看歐洲，不僅山地面積比中國要少得多，它裏面的的河流比如多瑙河也不大，不但不成為地理障礙，還很適於通航。所以它不僅不構成阻隔，反而可以打通歐洲的地理。即使對於古人來説，從歐洲大西洋沿岸一直走到伏爾加河，一路都是平原。按説這種地理特點，更易於形成統一國家啊。但是很奇怪，是中國而不是歐洲形成了統一的國家。為啥呢？

還有一種説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説中國之所以統一，是因為方塊字。乍一聽，這個觀點有道理。對啊，西方人用的拼音文字，各地人説話漸漸地不一樣，書法寫下來的文字就不一樣，時間一長，沒法溝通，所以就分裂了。而中國人很幸運啊，用的方塊字，字形和讀音本來就分開的。所以，各地説話雖然互相聽不懂，但是文字是統一的，是能交流啊。

但其實，這個邏輯也有問題。方塊字並不意味着就是字形不變的文字啊。要不為啥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還要搞什麼“書同文”呢？就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參照其他六國文字，全國統一以小篆作為官方文字。這説明，只要沒有中央政府的強制，即使是方塊字，在使用中是很容易亂的啊。

這兩個例子都在説明同一個道理：哪裏有什麼本來如此的好條件？都是祖祖輩輩的中國人用行動創造出來的。就像彼得·德魯克説的，“預測未來的唯一方式，就是創造它。”

如何能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讓一部分人，就是讀書人，雖然不是絕對的語同音，但是他們之間至少能交流，這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

請注意，這種努力要對抗的，還不僅是自然進程：大家分散在各地，交流得少了，所以語言文字漸漸就不統一了。其實，還有一種更積極、更主動的力量，需要去對抗，那就是地方精英的天然的離心主義傾向。

得承認，人羣中就是有一幫能幹，而且不甘於人下的傢伙。他們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不能成為全國性的精英，他就必然成為地方上的精英。你別覺得這是聳人聽聞。看看歐洲的歷史就明白了。

歐洲中世紀的時候，書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這和中國古代的書同文是差不多的。但是説話呢？沒辦法統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國也差不多吧？結果呢？結果就是一旦某個地方出現了精英，利用當地的方言創造出了偉大的作品，這種方言，就很難再消失了，操這種方言的人，隱隱然就會出現要獨立，要成立主權國家的傾向。而這種方言，就會成為未來這個主權國家的官方語言。

這樣的例子還少嗎？但丁對意大利語、普希金對俄語的貢獻就在於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馬丁路德。德語原本只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歐地區的方言。馬丁路德用這種方言翻譯了聖經，統一甚至可以説就此創造了標準化的德語和德文。這件事的後果可不會侷限在語言領域，他一定會往政治領域發展，德國這個國家就從此輪廓清晰、逐漸成型的。

聽明白這個道理，再回來看我們古代中國，就會倒抽一口涼氣啊。如果全國精英之間的語言溝通問題始終解決不了，這個國家可能在歷史的中途也就解體了。

但是這件事在中國確實沒有發生。除了我們前面講的在語音上的努力：制訂官方標準音、編《集韻》這樣的工具書、推廣科舉考試、學堂誦讀等等，其實還有很多制度配套。舉個例子：“異地當官”的制度。

一個人考上了進士，在家鄉享受光宗耀祖的榮譽可以，但就是不能在家鄉當官。如果讓官員在自己的家鄉當官，很容易導致官民勾結、地方勢力固化。要當官到別的地方去當。但是，這會帶來新的問題：官員都是外地來的，跟當地老百姓語言不通，怎麼處理政務？打官司，老百姓説話你也聽不懂啊。別忘了，科舉可是全民遊戲，考中當官的是少數人，還有大量落榜的讀書人呢，他們也受過一定的官話訓練。這裏頭，很多人就成了紮根本鄉本土，配合官員工作的“吏”。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局面:

第一，這種異地當官的制度，從大國的視角來看，有個很大好處，就是讓受過教育的人，變成了天下的精英，而不是地方的精英。讓一個人的才能在全國其它地方，而不是他的家鄉發揮作用，地方上就不容易鬧分裂、鬧獨立。甚至，那些教育特別發達，特別能出進士的地方，等於變相用讀書人支援了其它地區。

第二，異地為官，還有一個好處。你想啊，一個人去外地當官，你新來乍到的，肯定沒多少抹不開面子，非得照顧的親戚、朋友、熟人吧，那當地老百姓就比較容易相信，你能秉持公心。更有意思的是，因為會説官話的畢竟是少數人，當地的土豪和外來的官員打交道，要是自己説不了官話，那中間就可能站着個翻譯，暗中勾兑就不大方便了，這多多少少少也能遏制一點腐敗。

第三，那些吏雖然熟悉當地情況，也容易勾結豪強，比如，《水滸傳》裏面的宋江，那就是典型的吏啊。那跟當地勢力勾結得！有人劫了生辰綱，他能給通風報信放跑了；他自己殺了人，衙門裏也有人庇護他。站在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説，這樣的人還得了？但是放眼整個權力結構，他們的影響力畢竟只是在當地，他們的手裏畢竟沒有很大的權力。説到底，他們還是要聽官員的。

你看，這麼一個能夠形成制衡關係的一個權力結構，它的底層基礎設施之一，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聊的官話，或者詩賦音韻之學。

更進一步看，中國的士大夫們，雖然出生在各自的本鄉本土，但他們只要上學讀書，他們就會隱隱然地結成一個語言共同體；只要他們考上科舉當上官，他們就會區別於家鄉的所有人，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更進一步地，他們還會結成一個精神共同體。

這個精神共同體具有很強的超越性，超越鄉土，超越家族，甚至超越時空、超越現實。

現在講的是1039年，再過7年，到了1046年，范仲淹就要寫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樣的名句了。

你看，這樣的句子，超越了任何具體的鄉土，它的尺度是“天下”；也超越了任何具體的人，他的胸懷裏既有廟堂，又有江湖。而這個句子本身也在超越時空，直到今天，還能在我們的心裏迴響。

這才是中國讀書人真正的精神空間。這裏面有美文、有詩篇、有往聖絕學、有太平理想。這種理想，隱形中支撐了中國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