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利亞亂局根源:美俄介入,伊朗攪局,都不及部落林立的影響大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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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利亞內戰)
自今年11月2日以來,敍利亞內亂戰火再起。敍利亞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力量發生大規模持續性交火,使原本已趨向平靜的敍利亞局勢驟然變得嚴峻起來。反對派武裝來勢洶洶,8日早晨攻佔了敍利亞,收復大馬士革。
有消息稱,總統巴沙爾已下令和平移交權利,並離開敍利亞逃往莫斯科。但就目前來看,敍利亞局勢的最終結果仍然不明朗,但很可能長期成為大國博弈場。人們也許認為此次內亂又是美、以等國在後面作祟。實際上,敍利亞境內眾多林立的部落是其亂局的另一重要的潛在原因。本文即從此處入手,探討該國境內部落眾多局面的歷史淵源。

一、敍利亞早期的部落
敍利亞的部落歷史源遠流長。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敍利亞就已進入到部落社會。公元前4000年中後期,敍利亞雖然也出現不少城邦,但部落社會並未衰落下去,尤其是偏遠地區的部落仍然數量眾多。
拜占庭以及薩珊波斯帝國時期,兩大帝國都更加重視扶持當地部落作為自身的代理人,而不是把國家的觀念傳播給他們。
伊斯蘭教興起後,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各部落有所團結,但始終無法徹底消除部落。倭馬亞王朝時期,曾頒佈過一些針對部落的限制性政策,但同時又重視各個部落的純正性。他們禁止敍利亞阿拉伯部落與非阿拉伯部落通婚。這樣,大量的部落反而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

(倭馬亞王朝)
後來的阿拔斯王朝對帝國內部的部落勢力進行削弱,遭到反抗,因此阿拔斯時期各部落對王朝的支持力度有所減弱。越來越多的部落脱離王朝,而且部落之間的聯繫也變得越來越鬆散。
16世紀初,奧斯曼帝國佔領了敍利亞。在統治敍利亞之初,奧斯曼帝國曾試圖加強對各個部落的管理。但由於當地部落長期處於半獨立狀態,奧斯曼帝國管理起來頗為費勁。
17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集中精力向歐洲擴張,對於敍利亞部落的統治也逐漸鬆弛下來。到了帝國中後期,敍利亞各個部落基本脱離了政府,也不向帝國納税,簡直就成了統治盲區。而此時,各部落之間的爭端卻變得十分頻繁。

(奧斯曼帝國攻佔敍利亞)
20世紀初,敍利亞由法國委任統治。法國取代奧斯曼帝國,成為敍利亞的最高統治者。不過,法國人很快就發現這裏的部落勢力是一股令人頭疼的力量。於是他們學習奧斯曼帝國的強硬措施,對部落勢力用武力進行壓制。
不過,法國人很快就發現一味強壓效果並不好,往往導致部落勢力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法國不愧是老牌殖民帝國,手段老辣很多。他們改變策略,想辦法挑撥部落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使二者相互仇視。
接下來,法國將敍利亞“分而治之”。他們將該國東部全境和最南部專門劃分為部落區,並與定居區完全分隔開。這樣很容易阻斷部落與城鎮的聯繫。

(法國統治敍利亞)
對於各個部落,法國統治者還給予獨立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有意識地提高其部落意識。有威望、有影響力的部落首領還可以進入議會,充當法國統治當局的代理人。而敍利亞民族主義者與部落勢力分道揚鑣,二者再也無法走到一起,擰成一股力量對抗法國了。
二、獨立初期的敍利亞部落
1946年4月,敍利亞獲得獨立。那時的敍利亞仍然不算現代民族國家,農村下層民眾對部落和宗教的忠誠度要遠高於對國家的。
各部落的經濟和社會活動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開展的。生產資料和財產,包括牛羊、駱駝、耕地等都為家庭私有。年長男性往往是一家之主,他可以決定家庭中的所有事務。

(敍利亞獨立)
敍利亞部落民眾對於自己的部落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認同感。一旦遭遇其他部落的襲擊或者侮辱,常常會引發部落的報復,且這種報復是無差別的。因此,血親復仇和榮譽謀殺成為部落社會的一大特色。
部落首領也具有政教合一的色彩。他們通常是政治領袖,同時也是宗教領袖。首領及其家族成員享有很多特權,他們可以組建民兵以捍衞自己的權威,他們的家族成員不必參與生產勞動,卻可以控制部落的經濟和外交。
而部落民眾主要從事放牧和農耕。在幼發拉底河流域,農業較為發達。他們種植小麥、大麥和棉花等作物。而在南部和沙漠地帶,部落民眾主要從事畜牧業。

(敍利亞部落民眾)
在敍利亞部落社會中,習慣法的地位和權威遠高於國家法律。部落習慣法是將伊斯蘭教法中的個別原則與部落習俗結合起來的法律約定,一般不成文。習慣法與國家法律在判決罪行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比如血親復仇或榮譽謀殺,在國家法律層面一般都會認定為重罪。但如果根據部落習慣法,則被認為是正當合理的。再比如偷盜罪,國家法律往往會判定為較輕的犯罪。相反,部落習慣法會則認為偷竊有損部落榮譽而會被判為重罪。
敍利亞獨立之初,由於境內存在着大量的部落,因此與現代民族國家在社會組織和特徵方面有着明顯不同。敍利亞的阿拉伯部落不僅數量多,而且堅守傳統,勢力強大。國家與部落的關係必然會出現曲折。

(部落武裝)
三、阿薩德家族與敍利亞部落的關係
從1946至1970年是敍利亞議會民主和復興黨執政時期。那段時間內,總體上敍利亞各部落都受到來自國家的政治壓力,部落與國家政府之間衝突不斷,矛盾完全公開化。
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上台。阿薩德本人建立的是強權政府,不斷推動國家權利歸於一身。不過對於敍利亞眾多的部落,阿薩德政府走的是全面和解路線。
首先在政治層面,國家與部落重新結盟。阿薩德放下身段,勸説流亡部落首領返回敍利亞,而後者也給予阿薩德政權積極肯定。回國後的部落首領還專門穿上傳統服裝去拜訪總統,不僅向阿薩德宣誓效忠,還與之合影。

(哈菲茲·阿薩德)
阿薩德許諾,只要部落習慣法不與國家的政治原則發生衝突,就保證其合法性。部落首領們在國家的支持下很快恢復為道德權威和衝突協調人。他們中甚至還有不少人進入政府,成為議員、官員等。
阿薩德時期,敍利亞政府大力宣傳部落文化。為此,1970年,敍利亞政府還專門拍攝有關部落民眾生活、習俗的影視作品,多位導演和明星參與制作。
雖然看上去國家與部落之間的整合很成功,但不幸的是,敍利亞搞的是強人政治,國家政策與強人的觀念密切相關。換一個執政者,國家政策很可能也會發生變化。
2006年6月10日,哈菲茲·阿薩德去世。34歲的巴沙爾·阿薩德接續政權。他剛上台,便着手對政府重要部門進行人員調整和換血。與哈菲茲不同,巴沙爾傾向於使用社會精英和阿拉維嫡系。

(巴沙爾·阿薩德)
大批部落首領被逐出政府。敍利亞復興黨和軍隊的擴充重點也從部落調整為阿拉維派。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部落民眾,也不能進入企業或者教育機構。由此,巴沙爾政府與部落勢力漸行漸遠,國家與部落之間的融合態勢被打斷。
更糟糕的是,伊朗的什葉派和沙特的蘇菲派先後傳入敍利亞各部落中。相對於鬆散、世俗、温和的遜尼派,什葉派和蘇菲派顯得更加保守和接近原教旨主義。這也為後來部分敍利亞部落倒向“伊斯蘭國”埋下了隱患。
2011年1月,敍利亞爆發危機。不同的部落也與不同的外部勢力勾結,使得敍利亞危機異常複雜。美、俄、伊朗等國能夠在敍利亞進行角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各部落與這些國家相互勾結的結果。

(敍利亞政變)
隨着巴沙爾政府的倒台,敍利亞境內為數眾多的部落將何去何從?與新政府的關係又將如何?人們只能拭目以待。
文史君説
敍利亞的問題十分複雜,除了美、俄等強國的角力,其自身政治構架的缺陷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其中,為數眾多部落一直是阻礙該國發展的痼疾。其實也是中東、北非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共同難題。可以預見,要進入現代化的民族國家階段,敍利亞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Rasha Obeid:《國際力量介入敍利亞危機的影響研究》,吉林大學,2018年。
糜繼宏:《敍利亞衝突中的伊朗因素》,西北大學,2015年。
李雲鵬:《敍利亞歷史進程中的國家與部落關係研究》,西北大學,2021年。
馮瀟:《敍利亞化武危機中的美俄角力》,上海外國語大學,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