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專家對生育的爭議性提問，恰恰折射出低生育時代一個關鍵的人口治理問題_風聞

近日，某段專家在會議上關於女性生育問題的提問引發社會公眾廣泛關注，相關爭議在各大平台迅速發酵，輿論多持批評立場，認為此言論沒有考慮到女性生育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只考慮到人口這一問題，而沒有看到人口後面的“人”本身。事實上，近年來，關於生育、養老、人口的相關話題經常引發輿論熱議，其背後的成本考慮和政策配套也是公眾關切的焦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大人口觀’，從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出發，深入研判人口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複雜影響，在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時充分考慮人口變化因素，推動人口與財政、貨幣、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生態、區域等政策形成系統集成效應。”為回答這一問題，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應該追根溯源，解決生育問題這一表象背後所藴含的深層次經濟和社會根由。本公眾號特推出本組文章，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編者按

低生育時代中國人口治理選擇

——基於共同富裕視域

沈凱俊｜杭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彭希哲｜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0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實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與此同時，部分富裕政策也加速了分配不均等和個體主義觀念的蔓延。越來越多的青年羣體離開父母，或數載寒窗，或謀職創業，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的低生育現狀逐漸成為影響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潛在風險。為了緩解低生育現狀，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繼“單獨二孩”“全面二孩”後，出台了“全面三孩”政策。但是，我國新生人口數依然下降，從2021年的1062萬下降至2023年的902萬，提前進入了人口負增長時代。這對於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戰，我國亟需採取有效舉措以應對生育政策效果不顯著問題，保證適齡女性想生、敢生、能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健全社會保障以及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早在2021年，我國便出台了《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開始試點探索先富帶後富機制，希望通過緩解分配不均等問題，讓青年人重拾生育信心。然而，隨着先富帶後富階段持續推進，我國人口治理方式越來越難以借鑑以部分富裕為導向的西方經驗，亟待將我國國情的特殊性與西方社會應對低生育的普遍性相結合，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低生育時代人口治理之路。

這首先需要釐清我國與西方國家在人口治理目標上的差異。**人口治理作為一項具體的治理主題，基本訴求是通過調節人口要素以協調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相應的人口治理必須與國家治理相契合，**現階段國家治理目標之一是通過共同富裕實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渡到中級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按照從“脱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再到“共同富裕”的邏輯層層推進。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再僅僅是理念呼喚和價值訴求，而且有了明確的路線圖，即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再到2050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那麼，在當前共同富裕的國家治理目標下，我國人口治理體系該如何調整以應對人口低生育現狀，走出中國人口轉變之路呢？為了回應這一命題，本文主要對以下問題展開討論：一是探討人口轉變理論中國化的現實基礎，二是分析我國傳統人口治理的實踐邏輯，三是探究共同富裕視域下未來人口治理的路徑選擇。

人口轉變理論中國化的現實基礎

（一）人口轉變的傳統理論

人口轉變狹義上是指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包括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等指標的變遷，廣義上包括家庭、生育和觀念等的轉變。從人口轉變理論出發來看，在工業革命之前，社會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普遍雙高，自然增長率呈現緩慢的複雜增長形式。

**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認為，人口結構將從生育率和死亡率雙高的模式，先變成生育率高而死亡率低的模式，再轉向生育率和死亡率雙低的模式，最終生育率逐步穩定到更替水平附近。**為了解釋歐洲生育率繼續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現象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的原因，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馮德卡（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把生育決策與社會流動等因素聯繫起來，從後現代社會特徵中尋找原因。一方面，該理論認為婚姻和家庭模式轉變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顯著特徵，傳統婚姻逐漸轉變為非序列形式乃至缺失模式。另一方面，該理論認為人口轉變的內生驅動力是觀念的轉變，由於人們的自我意識已經發展到了尊重和自我實現階段，觀念出現了從家庭主義到個體主義的過渡。

**家庭現代化理論與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亦有交叉，其出發點在於家庭結構的變遷，主要探討家庭和婚姻轉型的驅動力，是在家庭視角下闡述人口轉變機制。**綜合來看，兩者都有相似的時代背景，人口或者家庭轉型的驅動機制也頗為相似。20世紀60年代前後，伴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家庭現代化理論認為家庭按一定範式演進，主要從主幹家庭向與配偶同住家庭轉變。該理論也為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奠定了基礎：一是強調個體主義觀念與配偶同住家庭制度之間的適應性，二是強調家庭制度與工業化之間的適應性。雖然這種家庭演進範式在中國沒有全部得到驗證，但是該理論的價值在於提出了個體及家庭變遷的概念和標準。況且，家庭現代化理論確實準確預測了部分演進特徵，例如從擴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轉變等。

（二）人口轉變理論的中國化

不論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還是家庭現代化理論，初衷都不是為了解釋中國人口轉變現象，因而在中國化的應用過程中不可避免面臨解釋困境。列思泰赫認為，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仍需要時間驗證。從內生驅動力角度來看，部分研究認為，中國的個體主義觀念無法完全展開。從外生驅動力角度來看，部分研究關注到了經濟發展和分配方式的差異，以及西方與中國不同的國家治理目標和應對不均等的分配方案。

1.內生驅動力：個體主義觀念的本土化轉向

傳統人口轉變理論不約而同地將內生驅動力歸結為家庭主義向個體主義的觀念轉變，認為是個體主義觀念使得婚姻對個體吸引力下降，同時解綁了婚姻與生育，導致生育率降至更替生育率以下。但是，觀念轉變不是非此即彼，單一線性演進的範式並不完全適用於我國國情。在中國社會，尊老孝老傳統及其衍生出的倫理資源源遠流長，迄今依然是基本的社會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雖然青年羣體可以選擇進入婚姻的時間和生育的模式，但是青年與父母在婚姻、生育問題上的代際博弈與妥協也廣泛存在。這些變化恰恰反映出個體主義觀念的本土化轉向。

從中老年羣體視角看，這類羣體普遍以家庭主義觀念為主，在親子關係上集中體現為通過代際支持無償為子女分擔壓力。中年時期，這部分羣體遵循代際資源向子女傾斜的原則，發揮着大宗物品的經濟支持作用。老年時期，這部分羣體從房產、彩禮等經濟支持轉向提供撫幼、家務等照料支持。在這一過程中，少部分中老年羣體觀念偏向個體主義，希望從照顧孫輩等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既不要求子女提供代際支持，也不主動為子女照顧孫輩、料理家務。

從年輕羣體視角看，以權威型孝道文化為核心的家庭主義確實呈現一定沒落趨勢。年輕羣體所認可的家庭主義更偏向代際互惠合作，大多數家庭中撫育和贍養等功能仍然是兩代人甚至三代人合力完成的。同時，極致自我享受的個體主義觀念尚未大規模出現，一人住、一人食、一人遊的青年獨居浪潮還只是少數。備受中國青年羣體推崇的個體主義日益中國化，並且去蕪存菁地融入孝道文化中，原本作為負面觀念的家庭主義也逐漸掙脱宗法制束縛。

**總體來説，人口轉變的內生驅動力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本土化轉向。**個體主義觀念受到我國傳統孝道文化的影響，逐漸融合成“家庭個體主義”。在外奮鬥的青年羣體既是家庭形式核心化背景下的個體主義受益者，又是代際功能網絡化背景下的家庭主義受益者，開始出現先在大城市闖蕩打拼、而後回家鄉託底婚育的現象。這種雙本位制度讓現代的孝道文化歷久彌新，呈現以新孝道文化來託底當前生育現狀的可能性。

2.外生驅動力：應對分配不均等的中國方案

觀念轉變乃至人口轉變的外生驅動力很大程度上源於分配的不均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人口轉變和家庭轉變為什麼都是在工業革命背景下展開，因為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並進一步加劇分配的不均等。勞動者一邊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一邊要養育孩子，自然是缺乏足夠資源的，這也成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推力。針對分配不均等問題，西方給出了“福利社會”方案，中國給出了“共同富裕”方案。

在西方社會，福利社會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一個環節。目的是拉動需求以治理過剩性危機，但核心的分配問題依然無法解決。正如《資本論》所揭示，為實現剩餘價值，資本的流通過程要求抬高工人工資，讓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消費成為資本週轉和循環的推動力。換言之，福利社會是讓利潤至上的資產階級“自覺犧牲”以換取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運轉。資本主義社會縮小貧富差距，不過是更好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權宜之計。當然，西方也曾出現過不少追求共同富裕的思想，勾勒過很多理想社會的圖景。但在西方現代文化中，共同富裕不僅被認為不可能，甚至被認為不必要，屬於一種烏托邦社會。

**相較於西方社會，共同富裕在中國社會中有一以貫之的文化傳統。**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中國社會一直有均平和大同思想，談及財富觀是謂“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談及生養觀是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共享”和“平均”的思想在歷史變革中愈發深入人心：唐末時期，均平思想已經開始顯現於農民起義中。宋初、元末、明末和清末的農民起義軍也分別喊出了“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催富益貧”“均田免賦”“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等口號。民國時期孫中山先生亦提出“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等口號。隨着中國共產黨誕生和新中國成立，中國將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奮鬥目標，結合歷史傳統以及改革的實際經驗，進一步對共同富裕思想進行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

整體而言，“共同富裕”經歷了兩次歷史性跨越：一是理論上的跨越。隨着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説繼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在批判資本主義分配不均等基礎上，在理論上重點指出共同富裕的前進方向，實現了從烏托邦到科學的跨越。二是實踐上的跨越。中國共產黨摸着石頭過河，將共同富裕逐漸付諸實踐——從“先富帶後富”思想的提出，到2021年浙江試點創建共同富裕示範區，再到2035年和2050年遠景目標的確立。目前，共同富裕與人口高質量發展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共同富裕中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個優享目標，都立足於人口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方案使我國有機會緩解分配不均等問題，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

3.中國人口轉變的四個階段

從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出發，反觀西方人口轉變理論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嬗變可以發現，一方面，我國家庭主義與個體主義觀念的博弈，避免了非此即彼的觀念轉變；另一方面，我國踐行先富帶後富策略，較好應對了工業革命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等問題。

如下，本文根據人口轉變的內生驅動力以及外生驅動力，將人口轉變劃分為四個階段進一步分析（參見圖1）。**第一階段為共同貧窮下人口快速增長階段，對應1949年至1990年。**這一階段社會財富較少而分配較為平均，計劃經濟體制下個體主義觀念較弱。在此階段人口快速增長，相應的我國人口治理出現了從放任生育到寬鬆計劃生育再到嚴格計劃生育的轉變。**第二階段為部分富裕下人口緩慢增長階段，對應1991年至2021年。**這一階段愈發側重於市場經濟，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得社會財富逐漸增多，但財富分配不均等問題也隨之加劇，市場經濟下個體主義觀念增強。此階段人口緩慢增長，我國相應的人口治理出現了從放鬆計劃生育到全面三孩的轉變。**第三階段為先富帶後富下人口負增長階段，對應2022年至2050年。**這一階段始於我國在浙江省率先試點探索創建共同富裕示範區，更加註重社會財富分配。第二階段的人口慣性使得人口開始負增長，我國相應的人口治理理念出現了從注重人口數量向注重人口質量的轉變。**第四階段為共同富裕下人口複雜增長階段，對應2050年之後甚至更長的時間。**這一階段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在此階段，人口生育率不一定會繼續下降，人口可能重新出現複雜增長態勢。

我國傳統人口治理的實踐邏輯

在共同貧困和部分富裕階段，我國人口治理主要借鑑西方經驗，以“富裕”為核心調整人口策略；步入先富帶後富以及推進共同富裕階段，則要求我國的人口治理必須區別於西方經驗，以“共享”為核心調整人口策略。

（一）共同貧窮階段：人口問題導向

1.共同貧窮階段下的人口快速增長時期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基本都處於“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長”的第一次人口轉變的中間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出生率為3.6%，死亡率高達2.0%，自然增長率為1.6%，屬於典型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型人口再生產類型。隨着戰爭後的經濟社會重建和醫療技術的進步，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居高不下，我國逐漸實現了由“高、高、低”向“高、低、高”的人口再生產類型演變。這一階段總人口由5.4億人增長到8.3億人，各年人口增長率普遍較高。這一特徵一直維持到20世紀90年代，生育率逐漸降至更替水平，完成了經典理論意義上的第一次人口轉變。

這種人口轉變處於新中國探索共同富裕的初期，社會總體不富裕的狀況決定了我國此時處於共同貧窮階段。為了儘快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新中國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也奠定了城市和農村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基礎，初步實現了“共享”目標。尤其是1950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土地兼併致使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同時，為了維護工業建設和經濟發展，我國採取統購統銷政策，通過定產、定購、定銷方式解決各地徵購任務，並配合城鄉户籍和就業管理的系統化，形成了我國這一時期的人口和口糧管理體系。這一時期如毛澤東所指出，社會主義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但是，這種一起富、一起強的共同富裕策略受到了當時生產力的制約，只有共享而無富裕的低質量共同富裕，決定了全國產品供需只能維持低水平的平衡，統購統銷等制度只能實現低質量的平均主義分配。

總體來説，計劃經濟雖然保障了全民的基本生活條件，但這種保障受限於生產力水平，只是低質量的共同富裕。

2.人口問題導向下的人口控制策略

在社會財富積累孱弱的共同貧窮階段，人口快速增長也意味着人口問題和人口負擔。這一時期，正如《人口原理》所擔憂的人口危機一樣，人口快速增長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問題。《增長的極限》認為，人口快速增長會帶來經濟增長停滯、資源消耗殆盡等問題。**這一階段我國人口治理廣泛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主張通過人口乾預來促進經濟發展。**當時主流觀點認為，與發展經濟相比，控制人口快速增長所投入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收益更大、見效更快。

在此背景下，人口問題導向促使我國調整人口治理策略——計劃生育政策出台。早在1954年，鄧小平提到“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5年，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共中央對衞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明確適當地節制生育。1956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第一次在黨的大會上公開闡述節育問題。1957年，毛澤東使用計劃生育替代節制生育，闡述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計劃生育政策初步形成。1973年，計劃生育正式納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劃，提出“晚、稀、少”的策略。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這一階段的人口增速明顯下降，但由於此前嬰兒潮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育年齡，總人口繼續大幅增加。

總體來説，在社會財富積累孱弱的共同貧窮階段，問題導向下的人口控制策略是歷史必然。作為當時人口治理政策的重要輸出，1970年代開始實施並在1980年代逐步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至今依然有較強的政策影響力和政策慣性，計生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第一次人口轉變。

（二）部分富裕階段：第一次人口紅利導向

1.部分富裕階段下的人口緩慢增長時期

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認為，生育率會靜止在更替水平附近，並不會發生顯著的減少。事實上，我國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便低於更替水平，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時期。2000年以後，我國總和生育率基本維持在1.5至1.6。從最近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總和生育率降低至1.3，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年齡提高到28.98歲。種種跡象表明我國人口發展進入緩慢增長期。

早在1978年至1986年改革開放的摸索期，中國共產黨針對共同富裕已經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見解。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南方談話後，鄧小平進一步提出共同富裕的方法論，即通過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進而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時期，中國主要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以先富帶後富為主要特徵的共同富裕實踐路徑。而後，我國幾代領導人沿着這條路徑逐漸完善共同富裕的內涵。比如，江澤民在物質共同富裕基礎上，提出了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即“既要着眼於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時又要着眼於人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系統規劃了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這是第一次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外化為具體的奮鬥目標。

2.第一次人口紅利導向下的人口數量策略

**在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部分富裕階段，人口緩慢增長會在短時間內收穫更多的人口紅利。**很長一段時間這種低生育現象被看作一個暫時現象或者是收穫人口紅利的標誌性現象。但是，較低生育水平長期持續所形成的累積效應，即勞動力無限供給消失，使得第一次人口紅利難以為繼。當眾多東亞國家沿着西方第二次人口轉變之路前進時，我國開始主張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以期繼續維持人口紅利。由於人口治理轉變相對於人口轉變有一定滯後性，1995年至2011年間仍然維持獨生子女政策，2002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11年開始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此後，又進一步提出了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可以説，第一次人口紅利導向推動了我國人口治理作出了提升人口數量的決策——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乃至全面三孩政策，試圖獲取更長時間的人口紅利。

總體來説，在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部分富裕階段，第一次人口紅利導向的人口數量策略選擇更多是被動迎變之舉。中國人口轉變的驅動力外顯為國家治理政策的變遷，過去包括土地改革後的分家分户、計劃生育、城市化等相關政策。在分配不均等的部分富裕時期，市場經濟滋生了更強的個體主義觀念，使得人口轉變驅動力從政策被動更多地轉向觀念主動。鼓勵生育政策儘管可以讓國家收穫更多人口紅利，但是當時由於其無法從根本上影響個體的生育觀念，人口治理政策效果並不顯著。

（三）先富帶後富階段：超越人口紅利導向

1.先富帶後富階段下的人口負增長時期

2022年，我國人口規模結束了長期以來的增長趨勢，這是21世紀以來首次出現的人口負增長現象。在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齡化疊加背景下，育齡婦女數量和總和生育率逐年下降，人口負增長短時間內不可避免。尤其是中國育齡女性羣體規模持續下降，即便總和生育率或有一定程度回升，也只是部分地抵消了育齡女性數量下降的影響，難以呈現出生人口數量顯著增加的政策效果。

這一時期，我國加快“先富帶後富”的探索路徑。2021年，我國在浙江創建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區，國家愈發重視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享”。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八次提到“共同富裕”，全面闡釋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內涵、本質要求和實現過程，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一系列共同富裕理念和舉措，也有助於緩解市場經濟催生的財富分配不均等和個體主義觀念等問題，讓更多的青年人重拾生育信心。

2.超越人口紅利導向下的人口質量策略

眾多研究表明，人口負增長是人類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過程，以鼓勵生育數量為核心的生育政策難以根本提升生育率。因此，相應的人口治理策略應轉向以生育支持為切入口，提升個體福利，進而影響育齡人羣的婚育行為。與此同時，生育支持政策的成效不應再用生育數量來評估，而應把建立完善的生育支持體系作為提升人口質量的制度建設的主要抓手，強化家庭養育能力進而提升人口素質，並在推進家庭建設的過程中改變生育意願和生育水平，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在此背景下，超越人口紅利導向促使人口治理逐漸從重視人口數量向人口質量轉變，試圖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素質獲取更長時間的人口紅利。

**相對而言，第二次人口紅利已經強調了人口素質的重要性，但是暫未系統性挖掘老齡人口潛在的價值。**羅納德·李（Ronald Lee）將第三次人口紅利表述為老年羣體勞動參與率提升的紅利，希望將老年人的社會角色從傳統的消費者轉變為長壽經濟的生產者。先富帶後富階段需要更持久的人口紅利，共同富裕正是激發第二次人口紅利和第三次人口紅利的關鍵。以浙江省推動共同富裕“1311”工作體系為例，該體系主要包括：一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根據2024年國辦1號文，當前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是“銀髮經濟”。高質量挖掘銀髮經濟，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也是激發第三次人口紅利的主要內容。二是縮小三大差距。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別。在持續縮減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後，老年羣體將有更多的勞動參與機會，積極融入社會。三是公共服務優質共享。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優享目標，都體現了政府對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四是基層治理現代化。依託未來社區和未來鄉村的打造，老年羣體可以通過志願服務，提高公益勞動參與率，創造老年價值。可以説，關於老年羣體的共同富裕舉措是實現第三次人口紅利的基礎。

共同富裕視域下我國人口治理策略

隨着我國不斷深入推進共同富裕，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能否穩定乃至部分回升，使得人口負增長階段順利過渡到人口複雜增長階段呢？我國未來的人口治理策略應當有所側重，適應當前的觀念和分配體系，着力提高養育水平。相應地，我國人口治理的發展取向需要從以往滯後型、控制型轉向前瞻型、適應型；具體方向需要從以人口福利為導向轉向以家庭福利為導向；價值導向需要從個體主義趨勢轉向家庭個體主義；核心抓手需要平衡“富裕”與“共享”，注重分配公平，實現人口高質量發展。

（一）規劃“以制度適應人口”的治理體系，發展取向從滯後型、控制型轉向前瞻型、適應型

**我國曆次人口治理主要是藉助滯後型政策干預調節人口發展，實現國家短期的治理目標。**尤其在部分富裕階段人口緩慢增長時期，由於生育政策調整相對滯後，錯過了家庭主義觀念濃厚的生育時期。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人口治理需要進一步轉變思路，使治理及政策調節邏輯“以制度適應人口”。尤其在人口負增長治理階段，不應僅針對低生育率問題建立一系列對策集合，而應根據國家治理方向使人口規劃制度有機嵌套於國家整體治理體系，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人口治理需要從滯後型轉向前瞻型。**人口治理相較人口轉變的滯後性體現為被動應對，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處於更替水平之下，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相對錯失了提振生育率的黃金時期。對此，我國人口治理需要把握兩個方面的前瞻性：一是方法論上的前瞻性，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人口治理策略應強調有核心的多元治理。具體而言，強調黨和政府這一核心要對人口轉變等重大挑戰作出前瞻性、可持續性規劃。同時，依然需要尊重市場的自我調節與社會生活的多樣性，繼續依賴多元主體間的相互補位，處理好市場、社會與政府間的關係。二是認識論上的前瞻性，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人口治理策略要找準核心驅動力並對症下藥。具體而言，要認識到治理的主要問題，不能將衍生問題作為重點治理目標而根除，不強求通過直接調節或控制人口來解決衍生問題。儘管將超低生育率作為人口治理的核心問題有一定依據，不可否認人口問題思維確實能夠緩解部分問題，但是這種思維治標不治本，生育率重回更替水平幾無可能。事實上，人口治理的核心問題是調節人口轉變的驅動力，包括對於個體主義觀念趨勢的治理以及對於分配不均等的全局性應對。

**第二，人口治理需要從控制型轉到適應型。**控制性治理一般採用“以人口適應制度”的治理模式和政策調節邏輯來被動應對人口轉變帶來的治理風險，社會對人口轉變的判斷往往是基於負面視角，對人口轉變驅動力前提認識不足。適應性治理是指通過增加全局性服務供給來改革既有個體主義觀念趨勢和分配不均等的現狀，從而不斷適應並間接調節人口常態。如前所述，我國20世紀80年代開展的計劃生育順應了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外生驅動力，加速了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到來。現如今，中國人口正面臨第二次人口轉變，這種人口轉變的驅動力更多地體現為觀念驅動和分配驅動，更多地要求“以制度適應人口”。

（二）具體方向：從注重人口福利轉向注重家庭福利

我國人口政策導向經歷了從人口問題到人口紅利、從人口數量到人口質量的轉變，邁向共同富裕階段要進一步從注重人口福利升級為注重家庭福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從人口問題到人口紅利、從人口數量到人口質量，本質上是對於人口價值與定位的重新判斷，體現了認識論層面的深化和發展。**一是人口問題與人口紅利的判斷侷限性源於人口與人手的對立。傳統的治理視角一般將人口的消費屬性和生產屬性對立，着重強調“口”的負擔與風險。但隨着現代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生產關係不斷演變，消費與福利再分配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環，人口的消費與勞動價值將不再矛盾，而是趨於互補互構。人口問題抑或是人口紅利爭議也將逐漸消散，普遍接受高生育率累積效應能夠帶來長期人口紅利。二是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判斷侷限性源於忽視了人口本身的“人腦”屬性。“人腦”代表信息化時代中科技創新帶來的價值，“人腦”帶來的價值遠超傳統的“人手”，人口質量的重要性也將逐漸取代人口數量的價值。尤其是共同富裕與長壽時代高度重合，需要重新衡量生命尺度，傳統學習、工作和退休的人生階段都將逐漸模糊化。這將賦予老年人新的角色，尤其是當前體力勞動需求在持續減少，科技極大地解放了人力資本，老年人的價值將被進一步開發。激發第三次人口紅利，就需要運用新思路讓老年人通過更靈活的方式進一步參與勞動力市場，傳授知識技能和經驗。

**其二，共同富裕階段要求進一步從注重人口福利升級為注重家庭福利。**在西方國家，由於工業化進程開啓得較早，傳統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漸向社會保障層面外化，其以人口為治理單元，相應衡量方式是人口福利。而我國工業化進程始終沒有瓦解家庭基本功能，家庭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緩衝。但是，由於我國現有的人口福利是分散在不同領域的，尚未形成系統化的家庭福利體系，這使得面向家庭成員的人口政策頻發矛盾，包括隔代撫養在內的家庭基本功能受到限制，例如“延遲退休”和“全面三孩”政策導致的照料之間的邏輯衝突。這也是由於我國人口治理方略還沒有完全實現家庭層面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福利的整體效率。因此，我國開展與設計人口福利政策時，有必要在強化家庭作為基本單元的效能的同時賦予家庭更大的自主權，通過有效整合各項福利資源提高家庭應對風險和履行責任的能力。

（三）價值導向：家庭主義主導，兼顧個體主義

人口治理需要在家庭主義和個體主義觀念之間取得平衡，遵循家庭主義為主導，兼顧個體主義的原則。比之於西方社會，我國強調個人對家庭的貢獻，把每個家庭成員黏合形成有機的家庭結構。這種顯著區別於西方的家庭主義觀念，有望重新在個體主義趨勢下佔據主導位置。其中，需要重點區分兩點：

**第一，共同富裕過程中需要捨棄的是趨向自利的自我主義，並非捨棄強調自主權利的個體主義。**個體主義觀念趨勢有其合理性，個體主義是一種現代文明追求自身價值的重要取向，是對每一個人生命的珍惜，是對每一個人個體權利的保護，以及對每一個人個體自由的尊重。個體主義的盡頭逃不開“向死存在”的結構。尤其是倘若未來獨生子女呈常態化，那麼，儘管這一代獨生子女仍有叔伯姨媽，下一代獨生子女則可能不僅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叔伯姨媽。無論個人在中青年時期取得多麼輝煌的成就，都難逃生老病死。是否有親人的慰藉，是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的關鍵。然而，當下社會普遍忌諱臨終和死亡研究，不少青年人只知生不知死，一邊感嘆生命無常，及時行樂；一邊步入內卷，內心對無常充滿恐懼。

《我們的日子》劇照

**第二，共同富裕過程中需要捨棄的是導向宗法制度的家族主義，並非捨棄強調代際互惠的家庭主義。**傳統家庭主義消亡有其合理性，這是由親緣關係、血緣關係關聯而過分束縛個體合理慾望的觀念，現代化的發展消解了家庭的許多傳統功能。現代家庭主義是一種“生生不息”的結構，這正是我國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契合點。隨着相互型孝道逐漸替代權威型孝道，以代際互惠為核心的家庭主義將為人口治理提供強大的家庭文化倫理支撐。以孝道為核心的家庭個體主義將重獲主導地位，極大拓展家庭資源以及應對人口轉變的資源格局。尤其是在生產力更為發達的當下，想要真正扭轉人口低生育現狀，核心是轉變治理內生驅動力。一方面，生育政策要繼續凸顯尊重生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這是我國人口治理價值取向先進性的體現；另一方面，人口治理價值導向要以家庭主義為主導，兼顧個體主義，這將是我國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提高的重要標誌。

（四）核心抓手：平衡富裕與共享

當下，人口治理政策的核心抓手是緩解分配不均等性，平衡好富裕與共享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使我國人口轉變和人口治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第二次人口轉變較為一致。隨着我國進入“先富帶後富階段”和“共同富裕階段”，這一轉型路徑選擇決定了我國人口治理也必須區別於西方經驗，以共享為核心調整人口策略。其要義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我國人口治理核心抓手在於平衡富裕與共享。**共同富裕包含兩方面內涵：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分好蛋糕。這兩個方面既緊密聯繫又相對獨立，例如我國既出現過共同貧窮階段，也出現過部分富裕階段。平衡富裕與共享，要求共同富裕必須包含以下特徵：一是享有主體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二是評價方式不是單一富裕，而是全局富裕。全局富裕既要求我國城市和農村以及東部、中部和西部實現全域富裕，也要求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實現五位一體全面綜合發展。三是提升路徑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有先有後的富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四是具體施策不是福利主義，而是勤勞致富，共同富裕強調持續提升人們創造財富的能力，在共同參與基礎上實現共同享有。

**其二，平衡富裕與共享的共同富裕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而且體現在精神層面。**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認為，個體主義的復甦是基於人的發展已經到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自我滿足和有尊嚴”的階段。在生產力高度發達階段，人們確實會從勞動中更多地解放出來去感受生活。當以共同富裕視域去反觀“自我滿足和有尊嚴”的階段，會有更高層次的理解。共同富裕是一種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富裕和共享的文明新形態。如果只有物質層面的發展富裕，沒有精神層面的文明提升，那麼，一個社會難言進步，人類也難言幸福。個體主義導向只是自我滿足和有尊嚴生活的基本方式，家庭個體主義導向將是更高層次的自我滿足。在中國的制度優勢和文化觀念影響下，平衡好富裕與共享，未來中國有走出低生育時代的可能性，也將會走出不同於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轉變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