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美印裔學者：高增長低就業重污染，怎樣才能避免印社會崩潰？_風聞

編者按

近年來，印度發展的矛盾現實引起各方關注。**印度，一面是對成為具有世界重要政治經濟影響力的崛起大國孜孜追求，一面是難以解決的數十億人民面臨的失業、貧困、不平等、暴力和氣候災害等社會危機。**為分析並解決這種矛盾，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紹卡·莫迪在其著作《印度支離破碎：從獨立至今一直遭到背叛的人民》（India is Broken: A People Betrayed, Independence to Today）中以應對就業挑戰為切入點，分析了各級領導人應對印度現代化過程中引發且愈發嚴重的社會規範喪失、政治問責失效等問題，進而指出解決印度困境的最佳方式——**建立公民社會。**其認為改善印度問題應以基層自治為切入點，建立社會規範進和促進合作，逐步培育公民意識與責任感，由此印度才能肅清政治腐敗，**建立人類發展、環境管理、應對氣候變化三位一體價值觀，**避免印度社會和政治的崩潰。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章，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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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思考印度的過往還是將來，都必須重視就業問題。**良好的就業是經濟發展的本質。**其不僅對增加經濟福利和保障人類尊嚴來説不可或缺，而且也是經濟發展與抗議政治之間的接觸點。

2019年，共有1250萬名印度年輕人申請印度鐵路公司的3.5萬個文員、計時員和鐵路站長職位。雖然他們幾乎都擁有大學學位，但該公司的報錄比高達1:350。兩年後的2022年1月，這些求職者縱火焚燒火車車廂、破壞財物，因為鐵路公司甚至連如此吝嗇的就業承諾都無法兑現。嚴峻的現實是，如果要僱傭所有適齡印度人，印度經濟需要在未來十年內創造2億個工作崗位。而伴隨着過去十年來就業人數的不斷下降，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自獨立以來，印度經濟發展創造的新就業機會太少了。**對於超過80%的印度人來説，非正式部門的就業成為他們的安全網。他們長期無所事事，掙着低於或勉強高於貧困線的工資。2016年的廢鈔事件、2017年的商品服務税改革、2020年和2021年的新冠疫情都對非正式部門帶來了沉重打擊，但卻沒有為依靠非正式部門餬口的工人提供任何新選擇。事實上，技術的發展加速了工作崗位的流失，尤其是在零售和批發貿易領域。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放棄了尋找工作。

面對這種慘淡的前景，許多學者和官員開始追憶往昔：他們懷念印度 1990 年至 2000 年的高 GDP 增長率，並渴望從中汲取希望。**然而，這種令人稱道的增長背後是空前繁榮的世界貿易、大量投入的自然資源以及印度國內金融建設共同推動的經濟泡沫。**儘管印度富人已經積累下驚人的財富，但創造就業的能力依然薄弱。最嚴重的貧困狀況有所緩解，但仍有20%的印度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另有40% 的印度人生活岌岌可危，隨時有可能重新陷入貧困。大部分印度人都生活在這一脆弱地帶——透過政府製造的數據迷霧，他們仍然生活在那裏。

獨立後，印度始終面臨着一個不變的問題，即**缺乏促進共同發展的公共產品：**教育、醫療服務、正常運轉的城市、清潔的空氣和水，以及反應迅速、公正的司法機構。除了就業機會稀缺外，公共產品的缺失或質量低下使得大量印度人的生活不得不掙扎於無休止的屈辱和暴力威脅中。

**印度的問題根深蒂固，所以在政策上或技術上都不存在一勞永逸的靈丹妙藥。**自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的政治和社會一直是規範喪失和問責制惡化的受害者：政客們以謀取權力和個人財富為主要目標，傾向於使用簡單的短期政策來解決那些本應通過複雜的長期解決方案處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儘管這種增長不可持續），印度曾有過改革的機會。但即使在這些時期，黑暗的本能依舊在躁動：相比於努力供應公共產品、為所有人提供機會，政客們更樂於將自己打造成可以提供稀缺公共產品的救世主，且這些公共產品往往是易於宣傳的免費物品。

社會反映政治。正如印裔博弈論家、經濟學家帕塔·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所解釋的那樣，在道德規範崩潰時，每個人都認為其他人會作弊，因此每個人都會作弊以領先於其他作弊者。在這種“自我平衡”中，人們沉迷於欺詐和掠奪行為是完全合理的。由此，金融詐騙猖獗，假冒偽劣藥品氾濫，地下水水位下降，垃圾堆積成山。

如今，印度正陷入這樣的道德陷阱中：**行為準則失守、政治責任缺失。**此外，印度人民的生命與生計也面臨嚴重風險。瀕臨枯竭的河流扼殺的可能不僅僅是經濟，還有整個生活方式。印度的氣候危機業已來臨，可能加劇不計後果的環境退化造成的破壞。

一、迫在眉睫的生命與生計風險

**在獨立後的歲月裏，河流枯竭成為印度發展和民主失敗的悲劇象徵。****印度的河流一面與高耗水的農業抗爭，一面在充滿混亂與污染的城市擴張中掙扎。**它們無力對抗建築業大亨和沙礦黑手黨，這些人迎合了印度新富們對高層公寓、現代冰雕、華麗商場、河岸和水上公園的貪婪慾望。新建建築影響了印度地下水循環，封閉了曾經吸收過量雨水並向地下蓄水層和河流供水的水體。因此，城市飽受洪澇之災。此外，沙礦黑手黨還成為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河沙的疏浚以及因此造成的其他破壞，進一步耗盡了河流的自然流量，使其幾乎無法清理或恢復。

2021年8月，一聲響亮的氣候危機警報響起。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指出，隨着人類向大氣層排放碳量持續上升，作為碳匯的海洋、森林、土壤等自然清潔系統也遭到破壞。2021年11月，世界各國領導人齊聚格拉斯哥，共同參加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並承諾加快應對全球變暖。然而，其承諾遠未達到將全球氣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業革命時期高出1.5攝氏度內的目標。印度地處熱帶、臨海，冰川融化造成印度洋温度持續上升，使其特別容易受到全球變暖的影響。多年來，大興土木和採礦及森林砍伐更削弱了印度抵禦極端氣候事件的能力。災難可能比印度高層想象的更近。

**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正激烈爭論印度應在何時實現淨零碳排放。**這場爭論固然重要，但卻轉移了對保護人民免受全球變暖多維度影響這一緊迫問題的關注。

在過去幾十年裏，印度經歷了更頻繁的極端熱浪。高濕度和嚴重的空氣污染使得印度的熱浪尤為致命。2022年，印度經歷了122年來最熱的三月和第三熱的四月。這已充分説明了未來的危險。在這兩個月裏，持續不斷的高温天氣與降雨不足同時出現，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尚不清楚，但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北方邦的小麥產量損失已是覆水難收。小麥減產還引發一連串負債農民自殺事件。隨着全球氣温升高，未來十年內的嚴重熱浪可能使印度人成為氣候危機的首要受害羣體，不僅可能奪去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還會造成毀滅性的收入損失。

**印度農業也面臨着乾旱、蝗蟲和極端降雨事件的三重衝擊。**除了降低生產率外，更乾燥、更炎熱的季節還會導致更多的營養不良和疾病出現，迫使着更多來自乾旱和半乾旱農村地區的農民和農業工人前往城市避難。但是，隨着海平面的上升，他們最嚮往的目的地——沿海城市——本身也將難以生存。到2050年，孟買主要商業區納裏曼角（Nariman Point）的80%將被淹沒。隨着高温高濕情況愈演愈烈，城市工業工作的生產率和收入也將下降。

氣旋歷來是印度東海岸的特色。但2010年前後，阿拉伯海氣旋活動的增加使得位於西海岸的孟買也很可能成為大氣旋的受害者。**由於“污物堵塞的排水系統”和水體上的施工，一場氣旋將給孟買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2020年6月初，熱帶氣旋尼薩加（Nisarga）登陸孟買，使得上述推測幾乎變為現實。

**印度對環境保護的漠視和氣候危機在地質脆弱的喜馬拉雅山區交織出了爆炸性的影響。**冰川融化後留下的岩石在暴雨中形成碎石，從山坡上一泄而下。在喜馬拉雅山河流上修建的水電站和莫迪總理在喜馬拉雅山實施的查爾達姆（Char Dham）高速公路拓寬項目都需要砍伐森林。這無疑增加了可能出現的碎石數量，加劇了山體滑坡的致命威力。**當這些碎石從山上衝下時，可能破壞人類居住區。碎石到達平原後，還可能破壞河岸並改變河流的流向。**現在，暴雨引發的山體滑坡在印度西南海岸的西高止山脈也變得常見。

這些威脅生命和生計的事件，包括極端熱浪、乾旱農季、極端降雨、海平面上升、氣旋和冰川融化，預計都將變得更加頻繁且更具破壞力。除了印度經濟孱弱的就業創造能力外，河流乾涸和氣候災難也預示着社會和政治的崩潰。

二、在印度的自相矛盾中，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

**缺乏政治問責制並不是印度政治的缺陷，而是印度政治的特點。**飛漲的選舉開支增加了對公共腐敗的依賴，越來越多受到刑事指控的個人滲透進國家議會和邦立法議會。**與此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在持續不斷的暴民暴力中蓬勃發展。**而暴民們厭倦了舊有的暴力形式，開始不斷提高賭注——最近他們開始呼籲對穆斯林進行種族滅絕。政府官員支持印度教暴民的行為：他們拆除穆斯林擁有的房產，聲稱這些房產是非法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實際上已經埋葬了所有的規範和政治問責——政府壓制公眾異議、恐嚇記者、破壞司法系統，從而使腐敗、政客罪犯化和印度教暴力幾乎無所顧忌。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第22條軍規”般自相矛盾的怪象，是因為不負責任的政治家不會對自己問責。**為什麼營養、健康和教育這些議題一直在印度的政策議程中被擱置，而始終沒有成為政策優先事項？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需要做什麼，而是因為修建水壩、河岸和立交橋仍然是所謂“發展”的重點，正如在廣袤的森林裏擴大采礦特許權一樣。這些活動為政客和企業主提供了比提升基本衞生和教育服務質量更有利可圖的機會。印度政府的舉措常常給人一種電影《土撥鼠之日》的感覺：事情似乎即將改變，但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20世紀90年代初，德里郊外垃圾填埋場起火導致大量腐爛垃圾產生甲烷等有毒氣體。事後，儘管制定了無數行動計劃、投入了無數盧比來清理垃圾填埋場，但垃圾依然沒有減少，火災也不斷髮生。即使有防範詐騙和保護環境的保障措施存在，也全被置之不理。法律形同虛設。系統中個別的善沒有轉化為所有人的共同繁榮。

**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識分子仍沒有正視這種自相矛盾的困境，即一邊忽視切實提高福利的政策，一邊保留媚俗的政策。正是由於缺乏這種正視，數不勝數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簡單的政策解決方案，並希望這些方案能夠推動印度經濟向前發展。**許多人痴迷於“勞動力市場改革”，幾乎將其視作靈丹妙藥。然而這種“改革”——一種將解僱工人變得更容易的委婉説法——不會實現創造更強大、就業機會更豐富的經濟這一目標。相反，由於削弱勞工議價能力和壓低工資，這些措施將使經濟陷入低工資-低生產率的低水平平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不滿情緒和憤怒只會越積越多。勞動力市場改革只有伴隨着足夠的社會保障機制和足以確保體面生活的最低工資標準才有可能奏效。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堅持的那樣，勞動力市場中必須引入公平和道德準則，而不是隻追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進行無限制的競爭。印度需要貨幣貶值來替代壓低勞動力工資的做法，而這正是富豪權貴們所不願意看到的。

對印度來説，以某種形式確立的全民基本收入將有助於建立一個安全網。**這一網絡的建立不僅是為了那些最貧窮的人，也是為了數億個面臨經濟下滑威脅的不穩定家庭。**正如美國總統拜登引用他父親的話所説，人們需要“一點喘息的空間”。在印度，全民基本收入將大大提高女性的經濟自主權，幫助她們撫養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孩子。但是，要實現合理的全民基本收入面臨着嚴峻的政治挑戰，即需要取消對富人和有影響力人士的補貼，並提高他們的税率。

**許多評論人士試圖繞過上述長期政策挑戰，寄希望於現代技術能幫助印度跨越到更光明的未來。**目前。數以億計的印度人擁有智能手機。許多人善於利用應用程序來讓生活變輕鬆，也有許多人善於傳播虛假新聞和仇恨信息。聰明的企業家加上智能設備確實可以創建很多新公司：印度擁有一大批令人眼花繚亂的“獨角獸”企業，這些公司通過提供基於互聯網的服務，估值已達十億美元。基於計算機的學習方式可以加速教育的傳播，且有助於提高教育質量。印度公司在生產和安裝太陽能電池方面也取得新進展。只要這些電池可以大範圍鋪開，印度人就可以以低成本廣泛使用清潔電力，從而刺激產生新的就業機會。全球和印度的風險投資家隨時準備着為下一代技術和企業家提供資金。

**然而，技術並不能取代財政資源和社會行動。**如果沒有優秀的人類教師，計算機輔助教學的收益將微乎其微。事實上，研究發現如果數字化內容無法與有效的教學實踐相結合，可能會使學習成果變差。正如最近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用於監控管理營養計劃進程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無法代替為兒童及其母親提供營養食品的資金和組織。**更危險的是，當原有規範被打破時，技術本身可能會被濫用或故意用於非法用途：**企業與官員沆瀣一氣，利用技術手段繞過即時監測技術並規避複雜的環境保護法；作弊團伙藉助技術繞過閉路電視攝像頭，並關閉考試中心的錄音機；網絡犯罪分子繞過雙重身份驗證安全措施，通過技術虛構400萬名虛假受益人，進而竊取近4億美元的“總理農民補貼計劃”（PM-Kisan）資金；印度林業官員利用先進遙感軟件，將城市中綠化較好的地區、草原和沙漠灌木叢統統歸類為森林，進而聲稱森林覆蓋率一直在增加，無視獨立調查顯示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面對這些弊端，印度人常常呼籲取消民主，轉而依靠威權主義者。**印度歷史上的兩位威權主義者，第一位是女強人，第二位是男強人。他們表現出了同一個特點，即威權往往通常伴隨着殘忍和暴力。儘管推崇者認為威權主義者推動了印度經濟和社會進步，但印度的經濟中為弱者和弱勢羣體服務的那部分卻遭受負面影響。整個國家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結構都瀕臨崩潰。

誠然，印度的民主沒有令其人民滿足。但印度未來的希望只在於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要讓印度的民主制度發揮作用，必須捫心自問一個道德問題：我們想成為怎樣的國家？

三、需要新的公民意識

**我們必須走向一種新平衡：在這一平衡中，每個人都期望他人誠實，且大多數人都會誠實行事。**這種“誠實平衡”將促進互信與合作，以推動大家共同完成創造公共產品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長期任務。

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作品是印度走出自我強化的“自我平衡”的最佳指南。**帕特南及其合作伙伴指出，構建公民社會（Civic Communities）是政府應該追求的前進方向。**在公民社會中，公民通過加入體育俱樂部、合作社、互助會和文化協會來互相承諾。這種關係促進了平等、寬容和共同進步的規範生長。這些規範又構建了人們對他人知情權和嚴肅參與公共生活的承諾。公民社會中的政治領導人往往受過良好教育。他們提倡更平等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並往往尋求通過調解來解決衝突。公民社會中的公民也通常相信他們的領導人是誠實的，相信法治在社會中佔據上風，相信其他人也將誠實行事。這些美德最終將引導人們追求公共利益，而不是純粹的私人財富。

由於從自我社會走向集體社會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帕特南及其合作伙伴認為，**唯一正確的辦法應是從小處着手。**其指出，小規模的制度組織讓人們有機會親身實踐互惠行為，而反覆的互惠則可以建立複雜機構運作所需的信任。從小處着手還可以營造一種可靠信息溝通傳遞的文化，從而矯正不完整、不完善和故意歪曲信息的傾向。這種傾向使社會焦慮、不信任和衝突持續發生。

在印度，我們在熱心公益的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不懈努力中看到了公民社會的可能。但這些活動從未具有實現共同繁榮的規模或力量。與孟加拉國政府將非政府民間組織視作發展夥伴不同，印度政府往往將這些組織視為對手，且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限制其活動。

**印度當下的任務是將重視公益的非政府工作與政府的權力和制度資源相結合。**要培育具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最可行的方式應當是將治理權下放，即政府權力和財政資源從中央和邦政府下放至鄉縣政府。自獨立以來，政治家和政策領導人一直推崇權力下放。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終於在西孟加拉邦和卡納塔克邦取得了些許進展。1993年，為鼓勵權力下放，拉奧總理領導的國大黨政府推動議會通過了兩項憲法修正案。然而即便如此，中央和邦首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政府權力和財政資源。

1996年曾出現一線希望。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發起的倡議下，在全印教育和醫療服務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喀拉拉邦開始嘗試影響深遠的政府權力和財政資源下放。結果正如帕特南所預料：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伴隨着權力下放，喀拉拉邦公民參與公民組織積極性有所提高。調查受訪者，尤其是女性受訪者表示，她們開始更積極地呼籲地方政府官員改善邦內公共物品的提供情況。**與積極呼籲相對應的是，受訪者表示教育、醫療、兒童保育和住房保障的情況均得到切實改善。**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曼諾（James Manor）發現，這種積極的反饋頻繁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權力下放實驗中。

評論家擔心，村委會和鄉縣議會的流氓領導可能劫持下放資金用於個人生活或事業。這種行為不僅不能獲得積極反饋，反而可能阻礙經濟發展並繼續擴大社會不平等。這種擔憂被過分誇大了。在《印度支離破碎：從獨立至今一直遭到背叛的人民》（India is Broken: A People Betrayed, Independence to Today）一書中，我們已經看到，幾近失靈的攫取政治在印度中央和邦一級已經根深蒂固。與之相比，鄉縣政府更加貼近人民，更有可能實行問責制。喀拉拉邦和其他地區權力下放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喀拉拉邦前邦財政部長、權力下放實驗主要推動者之一托馬斯·伊薩克（Thomas Isaac）曾指出：“喀拉拉邦的權力下放實驗讓人們‘感受到了什麼是可能的’”。他承認，這項實驗“很脆弱”。這種脆弱性在成功的鄉縣政府與邦政府之間的角力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最近的一次角力中，喀拉拉邦政府不顧鄉縣領導人的強烈反對，於2020年6月批准了阿提拉皮利水電站項目（Athirappilly hydroelectric project）。該項目將加速西高止山脈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從而加劇日益頻繁的暴雨可能對喀拉拉邦造成的破壞。一場轟轟烈烈的基層運動（其本身就是地方自治文化的產物）迫使邦政府放棄了該項目。然而，儘管此次運動取得了勝利，前方卻仍有着更多障礙。強硬的公共機構和個人對氣候變化嗤之以鼻，堅持進行破壞環境的建設項目。

儘管存在挑戰，但鄉縣自治是建立社會規範進而促進合作和加強政治問責最有希望的途徑。這條道路可能是印度肅清政治腐敗、建立人類發展、環境管理、應對氣候變化三位一體價值觀的最佳、甚至唯一的希望。未來的任務十分艱鉅。即使按照最樂觀的設想，鄉縣政府自治也仍然無法解決印度的就業問題。但是這不能阻止前進的步伐。鄉縣自治的成功可以激發全印公民意識的覺醒。否則，印度社會和政治的崩潰將不僅影響印度，也將使全人類為之憂心。

**作者簡介：**阿紹卡·莫迪（Ashoka Mody），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