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和一般性的社會科學可以研究中國問題，但不可以有中國特色_風聞

​　　這篇文章，批駁對象是《真理之光 | 為什麼要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及如何構建》（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350279），是觀察者網的用户轉發的。看末尾介紹，作者應該就是鄭永年教授，但不知道為何沒有直接署名，或者，是轉發者有疏忽也未可知。下面為方便一直稱作者為鄭教授。

　　鄭教授一開篇，就犯了概念性錯誤。他給出的“文化”概念的定義，不管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都過於寬泛，完全把科學包含在內了，這對專業學者而言是很難想象的。

　　文化是文明具體發展路徑特殊性的反映，這個發展路徑，對應的具體條件和具體時代不同，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和能力不同，都會反映到文化當中。這導致了不同文明的文化有顯著差異，文化總是多種多樣的。而研究一般性客觀規律的科學，則是與認識的主體（文明）無關，不同的客觀條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發展路徑，都不改變科學所研究對象，即客觀規律的客觀實在性和唯一性，符合被認識客體的是對的，不符合的是錯的，這裏沒有多元和多樣的生存空間。

　　鄭教授強行歪改文化的定義，將文化和科學混為一談，並都歸類於一個更寬泛的概念“知識體系”。我只能猜測他在為詮釋自己文章的主題故意如此。

　　無論是知識體系還是科學，中國人當然都要自主發展，而絕不能一味依賴外部輸入，這是毫無疑問的。而文化，本來就是自主產生的，無需再提自主二字，這也沒疑問。但自主產生和發展，並不等於全部和必定帶中國特色，哪怕完全是中國人從中國實踐中得到。面向一般性的科學成果，如果是真正的科學成果，就一定不帶中國特色，只有面向中國特殊性的科學成果才帶中國特色。這裏，鄭教授在用“自主”的説辭在試圖把水攪渾。

　　接着鄭教授用了些篇幅説明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這“三大體系”的關係，但一涉及關鍵問題，他就出錯了。現存“三大體系”缺失“中國性”，而更多的是體現“西方性”，這一點當然是事實，但在哪個環節和方面缺失“中國性”，他偏偏就不講。其實，把這個明明白白講出來，問題很好解決：中國人就是在一般性的研究上是缺失的——沒人善於做、沒人願意做，也沒人意識到應該去做。鄭教授對關鍵環節不講，卻提議説要“重構‘三大體系’”——為了特定環節的問題將整個體系推倒重構，這是個難以讓人理解的邏輯。

　　至少，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不需要推倒重構（發展當然有必要，但不需要推倒，而且馬克思主義西方人已經排斥好久了，根本就不是體現“西方性”和缺失“中國性”的領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也當然不需要推倒重構。

　　一般性的經濟學，中國人就沒有提出過基於模型和假説的一般性理論，需要的是推倒西方錯誤理論而重構，但絕不應該推倒基於模型和假説的理論構建形式——這是經過了至今為止古今中外所有實踐檢驗而未發現問題的，並且尚未產生更好的理論構建形式。所以，我們尤其不能因為中國特色的緣故而推翻它，更不可以迴歸祖先早已被實踐淘汰過的理論構建形式。

　　哲學，其定義從我們上高中就知道的很清楚：研究整個世界的最一般規律，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個定義直接就否定了“中國特色”或“外國特色”加入其中的可能。換句話説，一旦帶有具體國家或文明的特色，這個所謂的“哲學”就不是真正的哲學，即使在特定文明的語言習慣上稱之為哲學。中國人在哲學研究上的問題，其實就在於過於專注於特殊性——中國社會下的規範、道德、秩序和社會運轉機制，而不顧背後更普適的一般性。這導致了我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性理論（包括哲學），但只願意在特殊性上去發展，從不肯涉足一般性的新突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性上停留在馬克思時代，而西方有致命缺陷的五花八門的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大行其道，看似更有現代感和先進性而對年輕人具有很強迷惑性，這才是哲學研究領域的真正中國問題。

　　哲學不可以帶中國特色，其他研究一般性的社會科學也同樣，只要它們研究的是足夠一般性的客觀規律，研究對象的一般性屬性決定了它們的理論當中必須剔除任何形式的特殊性成分，儘管所有一般性研究在過程上都無可避免要從特殊性入手。發展中國特色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體系這種提法就是一種錯誤——只有面向中國特殊性的部分社會科學才可以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其他的社會科學，以及哲學，都不該談中國特色。

　　這方面，馬克思作為革命導師，給我們做出過很好的榜樣，他的理論三大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就不是“有德國特色的哲學”、“有英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和“有法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儘管他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是這些歐洲國家。他的出色工作，讓我們的先輩們不必深入瞭解歐洲五花八門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就能用他的理論來救亡圖存和搞社會主義建設，並且還和我們現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瞭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和文化，不親自來中國，怎麼能理解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馬克思的理論可以成功對外輸出，而中國特色的理論則在國外舉步維艱，必須在文明的實際碰撞和中國人在國外的實踐中才能有效交流，這問題就在我們自己身上。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是中國人自己要在一般性研究上多有建樹，而不是將西方人構建出的所有體系推倒再建立完全不同類型的體系。而完全推倒重構的思路本身，也會因為實踐檢驗的標準的緣故而失敗，哪怕西方人的體系裏也包含相當多的錯誤理論。

　　然後，鄭教授的文章轉入主談經濟了，但即使是這方面他依然在不斷犯錯誤。

　　首先，鄭教授把西方經濟理論的作用和錯誤性質理解錯了。他顯然沒意識到西方經濟理論對西方世界本身而言是大錯特錯，而只是以為把西方理論“搬運”到中國之後不適應中國國情和不解決中國問題才是錯誤。事實上，西方那些經濟理論指導他們自己的經濟就是不成功的——好多次經濟危機不斷爆發，為此引發過兩次世界大戰，最終西方現在無一例外都在走向衰落，這樣的事實早已人所共知了。但西方在他們錯誤經濟理論之外，還一直不斷能獲得大量的基於霸權的掠奪性利益輸入，並且他們有不按其經濟理論指引的經濟行為，或者也可以説，他們對待自己的經濟理論具有雙重標準的虛偽態度。這些，才讓他們同時也呈現出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假象。所以準確地講，西方經濟理論不適用於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他們自己，至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因為遵循西方經濟理論而正常發展。而鄭教授對此的認知顯然錯了，錯在對大量真正事實的無視和錯認。

　　其次，中國人中實事求是面對自己國情的人數不勝數，根本就不是任何外國人可比的。但鄭教授竟然還在持相反觀點，認定中國人只會從國外做知識搬運工而不顧中國國情，和九十年前一樣。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人只專注於具體實踐和特殊性理論研究，而沒有人從事一般性理論研究，或者説鑽進中國特色裏不肯出來，這導致了需要一般性理論解釋的時候，我們沒有自己的理論可用，也沒能力與時間、精力臨時自己新創，只得從外部“搬運”一些過來。這樣的問題被鄭教授錯誤認知和表述之後，只能陷入錯誤的惡性循環。

　　中國人現在需要的，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論和理論體系結構建立自己新的一般性經濟理論，這既不是繼續把頭更深地埋入中國特色當中，也不是迴歸祖先失敗過的理論體系。

　　對於經濟的“國別性”、“問題導向性”，鄭教授的論述不符合全部事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是不針對具體國別的，也不以發展具體國家的經濟為目標，他是在做基礎性研究，試圖揭示一般性的經濟規律，為其他上層研究提供支撐。而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在內，都是需要這種支撐的。而且，做這樣基礎研究的也不止馬克思一人，比如他的前輩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理論也是這樣。現在好多做這樣基礎研究的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的確是謬論，但我們為你不該因噎廢食去批判。而且，中國人最缺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恰恰就集中在這些基礎研究方向上，我們把這些研究方向給批判掉了，那再提什麼自主研究就成了空喊口號了。

　　鄭教授還説“西方經濟學自以為具有普世性主要是因為其方法論”，但他的攻擊的卻不是西方方法論的真正錯誤部分，而是試圖去否定面向模型和假説的現代科學共同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一直在接受所有實踐的檢驗而未曾出現問題，並且至今沒有出現過更好的替代者。

　　這個現代科學的共同方法論，實際上與西方人主流認同的方法論有重要差別，差別就在實踐檢驗上面，他們的認識論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不一樣。而且，我至少沒見到有人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下的這種現代科學方法論具體細化出來，所以我個人把它整理成文了，已經在別的文章給出過，這裏再次複製過來如下：　

　１、對被研究客體建立一定程度的簡化模型，針對模型構建出以嚴格的基本概念、基本假定為基礎的假説理論體系。

　　２、在模型／假説內，按邏輯規則所能做出的所有推論，都必須接受後面步驟的實踐檢驗，而邏輯只在理論體系內有絕對正確性，不適用於真實世界。

　　３-１、實踐檢驗失敗，徹底推翻理論之後重走上面第１步。

　　３-２、實踐檢驗未出現矛盾，但仍被評判為檢驗不充分，繼續接受檢驗直至可被判定為充分。

　　３-３、實踐檢驗未出現矛盾，且已被評判為檢驗充分，將採用特殊的方式繼續接受實踐檢驗，即假定理論正確，將其付諸指導隨後的實踐而不再專門去繼續檢驗，除非後續實踐結果出現新矛盾。

　　３-４、早已判定檢驗充分而指導實踐的理論，在新實踐中出現確定的不能解釋的結果，需要確定舊理論適用範圍，視作相對真理繼續在適用範圍內指導實踐。不適用範圍內則重走第１步去建立新模型和理論體系。

　　４、上述過程按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無限迭代下去，用“無限實踐過程”和無數相對真理趨近絕對真理。

　　５、實踐檢驗是否充分的判據，是以後續實踐成本為核心來控制的，這不是簡單的檢驗次數問題，也與是否符合邏輯無關，最重要的是實踐成本，尤其是大規模實施的實踐成本要可承受，並且儘量讓實踐結果更符合人們的需要。在各種包括極端條件的不同條件下，認識和實踐之間通常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有“大膽假設大膽求證”、“小心假設大膽求證”和“小心假設小心求證”的可能，這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選擇，不是千篇一律的——無論怎樣選擇，最核心的問題是控制好實踐成本，這是個複雜的事。

　　我整理出的這個現代科學方法論，是加入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無限實踐過程迭代檢驗真理的相關約束的，同時細化了細節問題。西方社會的方法論可能因哲學門派的不同有其複雜性，但共同點總是不可能完全認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尤其是無限實踐過程迭代檢驗這種論斷。這造成了他們往往實際上不同程度地不接受實踐檢驗。

　　一個例子是，他們的基本假設，就有可能被他們自己看作是在真實世界中（而不是隻是理論體系內）不必接受實踐檢驗的絕對真理。另一個例子是，理論體系內邏輯上沒問題，自圓其説，他們就可能理解為在真實世界沒問題。

　　而這裏，鄭教授顯然把正確和錯誤的兩種方法論的共同之處（面向模型和假説，有邏輯支撐）當成了攻擊對象，這種批判顯然出錯了。

　　而如果放棄面向假説和模型這種共同之處，一味談實踐檢驗的話，這其實就是對祖先早已被實踐所淘汰的古代認識方式的迴歸：祖先會給出論斷，不嚴格定義概念，不建立模型而直接談對真實世界的認識。這會導致不同的人可以對概念和論斷做無限多可能的解讀，傳播普及和可持續發展都會因此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並且，認識對象本身的複雜性也造成了實踐檢驗難以抓住重點和關鍵，不同的條件、時代下的實踐檢驗可能得出不同、甚至互相沖突的結論，也難以認識事物本質和背後真正的一般性客觀規律。

　　現在的這種迴歸，當然和古代不一樣，我們站在現代科學成果之上，會比古代的祖先能走得更遠，更不可能短期出大問題或在眼前的與西方競爭中失敗（這是西方本身的錯誤造成的，不是我們的完全正確造成的）。但這樣的迴歸最終也和祖先一樣，最終沒有前途和出路，這是不會變的。

　　鄭永年教授是個長期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學者，但他所犯的這些錯誤，是相當多的中國人在犯，甚至也想犯的，背後的原因就是中國人有不重視一般性認識的傳統，我們自以為被眼前的直接和特殊性的實踐需求所驅使，就事論事解決好所有特殊性問題就最終能解決一切問題和有好的前途和出路。但最大時間尺度下的歷史事實卻是，至鴉片戰爭為止的數千年來，我們用西方人數倍的有文字發展歷史，在早早領先的前提下得到了遠不如西方人的發展結果。當代眼前的事實也是，我們有更偉大和更成功的社會實踐，卻沒有馬克思時代下的一般性認識突破，連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沒有。現在的經濟理論上的問題，其他理論研究上的問題，以及話語體系的問題，其實根源都是這同一個：我們的一般性理論沒人研究和發展。鄭教授這裏給我們展示的，就是帶着傳統錯誤來研究現實問題的典型。

　　這個傳統錯誤不可能產生立竿見影的後果，畢竟眼前的實踐總能被處理好。但它最終一樣致命——一方面，缺乏全面準確的一般性認識所造成實踐的小偏差會積累起來；另一方面，一般性認識的產生過於滯後本身也帶來所有實踐都會付出更多成本和代價，總的發展速度會更慢，即使一直都成功也會同時走更多彎路。小偏差最終積累出大錯誤和總體發展遲緩，當然會是最大時間尺度下的致命問題，鴉片戰爭後的危機就是這樣致命問題的集中表現。對這個最根本的缺陷不充分反思和糾正，下一次這樣的危機一定會到來，只是未必以西方人的再次入侵的形式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