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熱搜，不是張譯一個人能擺平的_風聞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這個事情還是不能迴避。

前天，一條熱搜找上了張譯——

原因是去年張譯主演的《他是誰》，其中一個案件與“南大碎屍案”接近，家屬認為一些情節不尊重受害人名譽。

要求公開道歉，並撤下相關內容。

而喊話主演張譯，是希望更多人關注此事。

這麼看，其實並不是張譯的事。

真正的矛盾在於——

影視改編和真實案件， 能否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天從這個熱搜説開來。

01

“南大碎屍案，”是在90年代的刑偵案件裏屬於破案難點極高、作案手法兇殘的案子之一了。

一條鮮活的生命，在消失10天后，被人發現已經成了2000片的碎肉，並且屍體也被加熱至熟。

因為離奇又懸而未決，在網絡上不斷被重提。

各種解説視頻，網絡分析貼，都在瘋傳。

其實，這個案件不是第一次被改編了。

在1998年，王大進將此案寫入中篇小説《紀念物》，並在《收穫》上發表；

周浩暉的《死亡通知單2·宿命》也以此案件為原型；

2016年，實驗性網絡廣播劇《尋找刁愛青》，開創“追案劇”……

然後就到去年的《他是誰》。

還原案情。

包括，在網上所流傳的遇害人常聽搖滾樂等爆料，也都被放在了電視劇裏。

而讓家屬最不滿的一個細節是。

劇中“餘艾芹”一角，私生活上受到指摘。

這場糾紛目前還無法下定論。

而於此同時。

真實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都成為影視改編的熱點。

電影《93國際列車大劫案》《第八個嫌疑人》《除暴》。

最近的《我是刑警》，就同時涉及“1·28”持槍搶劫案、鶴崗團伙糧庫盜竊案、黑龍江母子被殺案、周克華案和凱里爆炸案等等。

而這些真實案件的影視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觀眾所期待的。

真實與虛構。

原型與作品。

類似的衝突也許還會越來越多。

我們能否找到一條合理的邊界呢？

02

《他是誰》因對受害者的私生活改編而在劇作層面陷入爭議，不是孤例。

2014年，陳可辛的作品《親愛的》上映。

這個講述人販子的妻子將被拐兒童養大，出獄後“進城尋子”的故事，在當年引無數觀眾淚下，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

女主角“李紅琴”，原型名叫高永俠。

當年陳可辛為了拍攝高永俠的故事，特地找到現實裏被拐兒童的生父幫忙聯繫，並獲得高永俠的許可進她家拍攝了一些東西。

這也是《親愛的》映後花絮的由來。

但在電影上映後，高永俠卻宣稱要告製作方侵權。

因為她並沒有被告知電影裏的角色增加了“給記者下跪”、“與別人睡覺”這樣的虛構情節，讓她在現實生活中遭別人指指點點。

導演陳可辛也承認，自己在創作過程中並沒有和高永俠接觸太多。

對於高永俠的侵權指控，他表示：“如果對某個人生活造成影響，我代表劇組和自己向她道歉。”

無獨有偶。

一部遲遲未上映的電影《操場》，改編自2019年的“操場埋屍案”，因為在家屬授權方面出了問題，爭議一度爆上熱搜。

受害者的妻子在獲悉電影即將開拍後。

表示自己和其他親屬雖然對事件改編成影視作品並無異議，但並未收到製片方的授權申請，哪怕委託了律師幫忙維權，但對方依然毫無動靜。

未獲授權而拍攝。

不少網友對這樣的做法並不能容忍，電影又飽受選角爭議，上映遙遙無期。

真實事件改編，是否一定要經過當事人或家屬授權呢？

其實，目前的法律並沒有硬性規定。

只是規定——

對於描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若文中針對特定人進行侮辱、誹謗或者披露隱私損害其名譽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九條）

在傳統觀念裏“死者為大”，一旦發生糾紛，大眾的情緒更容易站到受害人和家屬一遍。

但就算不涉及悲慘的命案。

哪怕是正面讚揚的影視作品，也可能面臨被起訴的風險。

比如《我不是藥神》。

電影上映後，原型陸勇在社交媒體發佈了聲明，表示自己從未授權給片方。

豆瓣9.0的《後翼棄兵》。

因為一句台詞——

女主哈蒙在對戰蘇聯對棋手時，解説員説到：“蘇聯有諾娜·加普里達什維利，但她是女子比賽冠軍，從來沒有和男性較量過。”

諾娜·加普里達什維利於是向Netflix提起訴訟，指控該劇“性別歧視和歷史不準確”。

因為其在當年已經至少與59名男棋手比賽過。

法律並未強制要求影視改編獲得原型的授權。

這更像是片方自己的考量。

如果不獲取授權。

就得承擔相應的風險，比如訴訟賠償，或者輿論對口碑的影響。

除了被動等待風險之外。

是不是還可以主動承擔點什麼呢。

03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已經成為是電影宣發時必打的賣點。

而觀眾對於這類型的電影，也是趨之若鶩，畢竟這類的故事自帶流量，像是去年突然定檔又撤檔的《遠航》，就是根據“山東魯榮漁2682號慘案”改編。

33人出海，其餘22人全在船上被殺，最後只有11人活着回來。

這案件本就是“全員惡人”，程度堪比恐怖小説、電影，此後，也有不少改編這個案件的電影，比如《祭海》《死亡船》《深海迷航》《死亡船》……

而導演翁子光當年也準備着手拍這個故事，並取名為《海祭》。

但，在如今何時能開拍，都還是遙遙無期。

真實的故事不好拍。

我們是知道的。

正因為導演要還原故事的真實性，在尊重這個故事的社會意義還要注重其人文關懷。

才讓“真人改編”的故事總容易被“真實”掣肘。

就算是有諸多限制。

但，還是有些不錯的罪案改編的電影。

這裏不得不提到2015年的港片，《踏血尋梅》。

電影原型，是08年著名的“雛妓碎屍案”。

來港的14歲少女王佳梅，被嫖客丁啓泰殺害，碎屍。

一開始，導演翁子光並沒有在電影裏避諱血漿和裸露，尺度是完完全全的“三級片”。

但他為什麼沒有落入“消費死者”、“美化奇情”之嫌？

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翁子光在採訪中曾提到的——

對於“奇案”的處理方式，影視改編最要不得的不是大尺度，不是逼近審查紅線。

而是如何不草率地對待受害者，不是單純向觀眾們展示一場命案的發生，用受害者和家屬的血淚為票房賺吆喝。

他説：

“奇案是個偽命題，把受害者故事拍出來，某種程度上能讓其他經歷悲劇的人釋懷，療傷，理解到再沉痛，再艱難都要活下去，才是重點。”

“家破人亡的當事人如何自處，那些複雜思緒才是要細訴的。”

關鍵的不是不去觸碰傷口，而是觸碰的姿態。

因為傷口再舊，也有仍在為它流淚的人。

借影視的力量傳遞人文關懷，甚至用受害者的故事引發社會思考。

這些看起來“麻煩”的後續，卻是今天我們所爭議的，“奇案”改編的根本。

就像電影裏，哪怕血漿多，性愛多。

但面對王嘉梅（原型名字：王佳梅）這一主角被殺之前的生活描寫更多。

通過翁子光的鏡頭，我們看到是一個來港的大陸少女，因為身份和地域的諸多不融合，經歷了一系列與這座城市的舒展所背道而馳的個體的攣縮。

原生家庭的陣痛。

佳梅鬧情緒後，媽媽反手就是一巴掌。

“誰叫你窮”，成了佳梅來到香港的“原罪”。

物質條件的渴求。

精神的空虛，對愛情的嚮往。

電影裏用一個“買耳環”的細節，講述了王嘉梅內心最深的訴求。

她用賣淫的錢去商店買下一對昂貴的耳環。

用一種小女生的心態，試圖證明自己已經漂亮、成熟地完成了社會化，融入了這個光鮮的城市。

直到被殺前，她終於脱下這對耳環。

也脱下自欺欺人的希望。

影片的最後，導演翁子光也通過男主的口，表達了對王佳梅家人的共情，與對逝者的哀悼。

你可以看得出來，在翁子光刻畫王佳梅這個角色時，並沒有脱離她所映射出來的社會背景。

在這個巨大的城市之下，像王佳梅這樣年輕的生命，被如此輕易地吞噬殆盡，是她在這個城市中感知的巨大迷茫，她迅速抓住了這個城市最表層的浮華，卻無力承擔其背後的污穢。

她的死，也在某種程度反映了社會對於“外來人”的漠視，以冷漠，以格格不入的姿態，將王佳梅排除在外。

神劇《黑鏡》的編劇查理·布魯克曾説過這樣一句話。

他越來越不滿基於真實的犯罪拍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

當一部被打上“真人真事”改編的劇很受歡迎時，往往它反映的不是真實，只是用黑暗面的標籤吸引了一幫空洞的觀眾而已。

而最讓Sir記憶深刻的，是《踏雪尋梅》的女演員春夏在獲得金像獎後。

獲獎感言除了感謝團隊、感謝父母，最後也提及了電影涉及的真實事件，以及那個真正的受害者。

謝謝遠方的王佳梅小姐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姿態對面對真人真事？

是因為傷痛，就必須塵封。

還是在揭開傷痛，同時用關懷和治癒，嘗試阻止傷口在社會中滋生蔓延？

説到這裏。

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是。

在今天資訊越來越密集，傳播迅速，真假信息也魚龍混雜的當下，一樁血案怎樣才能免於被廉價地消費。

透過它，追問那個無法告破案件的時代，與籠罩在彼時陰影下的社會羣像。

這是舊案重提最基礎的意義，也是文藝創作理應擁有的追求。

最後。

希望南大碎屍案早日告破。

逝者也好，家屬也好，都能得到遲來的正義。

在這一天到來前，整個中國社會都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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