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園的茶座, 何以成為醖釀京派文學的温牀? | 文化縱橫_風聞

季劍青 | 北京大學中文系

【導讀】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公園，實際上是現代西方城市的建置。**公園之“公”，對應於現代國家的“公”民，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意味。**由於近代城市市民的居住環境普遍簡陋，公園為所有人平等地提供了宜人的休憩與交往空間。

**以公園為線索，可一窺中國城市生活的現代轉型。**上世紀初，我國各大城市在規劃中開始引入西方的公園理念，且常在公園中設置圖書館、演講台和體育場，意在鼓勵市民鍛鍊身體、規範公共行為、宣傳現代知識。

不同城市的公園，基於城市自身的屬性又各有不同。**北京作為故都，其公園多以帝京遺產為基礎，上海的公園則以租界興建的西式公園為主，輔以一些對社會開放的私人園林。**不僅如此，公園作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間，是近代知識分子交遊集會的重要場所。**新文學流派、文化啓蒙運動、革命運動的積極分子的固定活動場景之一，便是北京那些王公貴族曾經嬉遊的傳統園林。**而對於平民來説，由於門票不菲，仍舊更習慣去各類寺觀中休閒遊樂。因此，北京的公園很大程度上並沒有那麼“公”，而是懸浮於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上的。與此相比，上海諸多私家宅園向公眾免費或低價開放，倒是使這座城市更具有公共性了。

本文為《文匯報》2023年6月11日刊發的文章，原題為《****“公園北京”的現代性》，****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公園北京”的現代****性

近年來民國北京研究成為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熱點。相對於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而言，作為古都的北京歷史遺產更為豐厚，現代轉型也更為複雜。但也正因為此，對於探討中國城市的現代經驗來説，北京研究或許包含着更豐富的理論潛力。出於這樣的自覺，不少學者嘗試通過對民國北京史的深入考察，探討不同於西方主導的都市現代性的“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林崢的《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便是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

作者在“緒論”中明確提出“公園作為一種方法”來探討北京之現代性的獨特意義。清末至民國年間，一系列皇家禁苑相繼開放為公園，這種對帝京遺產的轉化、改造與利用，最典型地體現了近代北京對待傳統的態度：“不是將‘老北京’客體化、博物館化，而是將其納入‘新北京’的日常；過去與現在不是一刀兩斷，而是過去生長在現在之上，獲得新的生命。”全書圍繞這一思路，選取萬牲園、中央公園、北海公園、城南遊藝園和陶然亭五個個案，生動地展示了近代北京公園中新舊交融與互動的圖景。

▍****“以遊樂之處，養成社會精神”

      北京的公園既多以帝京遺產為基礎，它們多少繼承了北京作為首都的國家維度。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開闢社稷壇為中央公園，便充分考慮到它對於民國首都的象徵意義，不僅選址“當九衢之中，近接國門”（《本園創辦之經過》），開園日期亦有意定在雙十節這一天。此外，民初北京的公園開放運動本身亦離不開國家的支持，主持中央公園建設的市政公所督辦朱啓鈐，同時也是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中央公園董事會中，政府高官亦佔據主體地位。而在中央公園之前，1907年在三貝子花園基礎上創辦的萬牲園更是清政府主導規劃的產物。這是近代意義上北京的第一座公園，也開啓了鼎革后皇家園林壇廟開放的先聲。      作為自西方引入的現代建置，公園不僅為市民提供了休閒遊覽的空間，更藴含了保育身體健康、規範社會行為以及輸入現代知識的啓蒙價值觀。萬牲園創立之初，便包含了“以遊樂之處，養成社會精神”（《論開博覽園事》）的用心，並有意與“國政之維繫”聯繫起來。中央公園也明確以“市民的精神，日見活潑；市民的身體，日漸健康”（《社稷壇公園預備之過去與未來》）**為建設的目的，將人的身體與精神納入政府管理的範圍。**公園裏設有圖書閲覽所、網球場、音樂堂等多種文體設施。1925年以地壇為址興建的京兆公園，更是將公園的教育功能發揮到極致。園內建有“世界園”，地上繪製世界地圖，遊客入園後可對世界大勢一目瞭然，另外還設有通俗圖書館、演講台和公共體育場等。凡此種種，都可以明顯看出主事者的啓蒙訴求，體現了他們自上而下的教化眼光。

《公園北京》一書最精彩的地方，就在於聚焦特定人羣對不同公園的各具特色的使用，以此結構全書。作者選取五座公園，與傳統士紳、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團體這五種人羣的生活及表現一一對應，由此呈現與分析近代北京公園的多種功能。不難看出，除了曇花一現的城南遊藝園外，其他公園的使用者帶有明顯的精英色彩，彼此之間亦有重疊之處。

1930年代，中山公園涼棚茶座

**▍**從公園茶座到《小公園》副刊  

在這五所公園中，中央公園與北海公園均與新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央公園的茶座——尤其是著名的來今雨軒——是民國北京新文學最重要的文化空間之一。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胡適、魯迅、錢玄同、周作人、徐志摩等新文化人，均是中央公園茶座的常客。**在新文學史上，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即在來今雨軒舉行。1923年起，胡適、徐志摩等定期在中央公園茶座聚餐，成為後來新月派的雛形。到了三十年代，沈從文執掌《大公報·文藝》副刊期間，定期在來今雨軒舉行聚餐會或茶會，召集京派的成名作家或後起之秀談文論藝。饒有趣味的是，由蕭乾主編、主要面向文藝青年的《大公報·小公園》副刊，有意識地將公園中的茶座搬到報紙版面上，從中發掘有資格參加“線下”聚會的年輕作者，從而構成了一個象徵性的文化空間，與中央公園形成同構的關係。公園茶座與報紙副刊分別作為物質的空間和隱喻的空間，彼此支援，相互生髮，共同成為醖釀京派文學的温牀。

中央公園（1928年更名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舊影

中央公園吸引京派文人，得力於其便利的位置和清幽的環境，北海公園在這兩方面亦不遑多讓，且因其毗鄰北京大學，更受到新青年的青睞。**上世紀二十年代，北大及其周邊成為新文化與新文學的中心，由於中央公園已為上一代的新文化人所佔據，1925年新開放且更契合青年學生的精神氣質與審美趣味的北海公園，遂成為他們的領地。****《公園北京》別具隻眼地揭示了北海公園與以“新青年”為主體的新文學之間相互建構的關係，“後者賦予前者以詩意的烏托邦色彩，前者則幫助後者確立某種羣體性的精英身份”。**北海公園作為審美烏托邦的意象，恰恰提示了新文學的普遍主義取向。這種超越性的文學想象，也暗示了公園與北京本地生活之間疏離乃至暌隔。

北海團城，佚名，約攝於1940年代

書中專章討論的另一處人文名勝陶然亭，也與新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陶然亭地處宣南，是清朝京師士大夫結社雅集的勝地。民國以後，伴隨着士大夫文化的衰歇，陶然亭逐漸荒廢敗落。**然而在五四新文化感召下有志於社會改造事業的革命青年，卻看中了因偏處一隅人跡罕至而便於展開活動的陶然亭。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等進步社團多次在此召開會議，互通聲氣，彼此聯絡，在革命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饒有意味的是，以陶然亭為中介，早期革命者亦暗中接續了傳統士大夫的經世關懷，發展出一種新型的超越北京本地的普遍視野。      陶然亭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有高君宇與石評梅悽美而不失壯烈的愛情故事。英年早逝的共產黨人高君宇生前常與女作家石評梅到陶然亭散步，兩人去世後先後安葬於此，成為陶然亭新的風景與典故。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曾指出中國的園林名勝保持着豐富的符號學特徵，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清代陶然亭即以香冢、鸚鵡冢等墓葬遺蹟聞名，墓碑成為此地獨特的文化符號。高石墓在匯入這一傳統的同時，鐫刻進了不朽的革命記憶。職是之故，1952年陶然亭成為建國後北京興建的第一所公園，並很快成為革命紀念的勝地。      無論是寄寓於北海的新文學想象，還是銘刻於陶然亭的革命記憶，都超出了北京自身的社會生活圖景。北京公園的創建者和使用者，擁有着不受地方限制的全國性的乃至世界性的視野，這使得北京的公園在很大程度上懸浮於這座城市之上，這也提醒我們去思考它們的“公共性”的限度。“公園北京”延續了清朝帝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在地的一面多少受到了壓抑和遮蔽。皇家禁地開放為面向公眾的公園，凸顯了全新的政治價值理念，但象徵意義實際上大於現實實踐中的公共性。在實際運作中，公園不菲的門票費用和種種規範性的秩序要求，往往將普通市民排除在外。

**▍**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秩序  

實際上，在現代公園誕生之前，北京城並不缺少滿足平民休閒遊樂之需要的場所，尤其是城內外的各類寺觀，往往集宗教活動、廟會節慶及遊賞宴樂等功能於一身，成為北京市民最愛光顧的地方。更有意味的是，現代公園依託全年一貫的星期休息制，因而主要服務於國家公務系統中的官僚、教師、學生、知識分子等新興羣體，而北京舊有的遊玩之地則帶有鮮明的季節時令的色彩（參見鞠熙《民初北京公園理念與傳統公共空間轉型》）**。**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秩序。進入民國以後，伴隨着現代公園的興起，北京傳統的遊覽娛樂空間日漸凋敝。1935年，金受申撰寫長文《北平歷史上平民遊賞地紀略》，感慨“時過境遷，昔日勝蹟，今為丘墟；昔日禁掖，今則闤闠”。儘管如此，諸如什剎海這樣的去處，雖然雜亂不堪，仍是市民消夏的首選。就在同一年，師陀在《什剎海與小市民》一文中寫道：“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問北平地方那裏頂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剎海而絕非‘中央公園’。”什剎海正是金受申筆下的“平民遊賞地”之一。

北海金鰲玉蝀橋，阿爾方斯·馮·穆默（Alfons von Mumm），攝於1900-1901年

在時間維度上接續並轉化帝京遺產，在空間維度上懸浮於本地普通市民生活之上，“公園北京”向我們展示了其現代性的複雜面向。若與近代上海做一粗略的比較，其中的豐富意味或許能夠得到更好的理解。

上海是中國最早建有現代公園的城市，以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創建外灘公園為肇始，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租界共建成十五座公園。這些西式公園成為上海都市現代性最典型的代表，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上海華界才開始規劃和建設公園。然而在清末至辛亥前後，上海出現了一股私園開放的潮流。豫園、張園、愚園等私人花園紛紛免費或略收費用對社會開放，成為知識分子交遊集會的重要場所，拓展了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間（參見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園開放與公共空間的拓展》）。這一現象既應時勢而生，也植根於本地的土壤。晚近的研究表明，與過去的想象不同，中國的私家園林有着悠久的開放傳統。尤其是明代的江南園林具有相當的開放性，成為“園主向公眾展示財富和品位的重要手段”（柯律格《藴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近代上海的私人花園延續並改造了這一傳統，雖然使用者亦以紳商等精英羣體為主，但他們與本地市民生活卻有着更緊密的聯結。**其實近代北京亦不乏私家宅園，但卻不曾出現類似上海的私園開放現象，這其間的差異透露出兩座城市公共空間的不同性格，也提示我們進一步思考“公園北京”的現代性的獨特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