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歸25週年，澳門“一國認同”的關鍵在哪裏？| 文化縱橫_風聞

孫明霞 |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導讀】12月20日，慶祝澳門迴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澳門舉行。**自1999年迴歸以來，澳門GDP從519億澳門元增長到4000億以上，以13.41萬美元的人均GDP位居全球第二、亞洲第一的最富裕地區。**那麼，澳門發展的制度、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是什麼？澳門故事為“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哪些可資借鑑的普遍經驗？

本文指出，面對殖民遺產，澳門為了推動去殖民化，積極圍繞中華文化與中國歷史展開公民教育和國家認同建構。在文化之外，澳門的國家認同還有多重支撐因素。教師、醫生、記者等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被容納在體制內，良好的政商關係使反對派的生存空間狹小；龐大的華人社團體系奠定了深厚的民間基礎，將“政治中國”的話語帶入民間社會；在基本法條款上規避香港的普選爭議，以愛國華人社團為主的治理人才，實現了管治團隊與愛國建制力量的高度合一。

作者指出，澳門發展經驗的普遍性在於與民眾分享“一國紅利”，即與普通民眾直接關聯的普惠性民生。一方面，中央政府助力特區政府獲得充足的財政收入：鑑於澳門人多地少，中央政府支持通過填海工程緩解住宅緊張，並積極與澳門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財政收入被用於民眾福祉，將“經濟紅利”轉化為“民生紅利”：澳門迴歸初期的治安改善極大提振了民眾信心；自2008年以來連續十年向民眾派錢直接惠澤公眾；2018年以來一半以上的特區居民享受免費醫療。

作者指出，未來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或在於，發揮連接中華文明與葡語系文明的橋樑作用。德國漢學家普塔克曾提出一個重要設想，“澳門與珠海形成雙子星城市，成為中國與葡語系拉丁文化區的聯結點，從而與聯結中國和英語世界的香港形成差異化優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原題為《超越“文化澳門”：“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超越“文化澳門”：

“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

自上世紀90年代港澳兩地相繼迴歸以來，雖然港澳兩地都位於粵語文化圈，都曾有過受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都在踐行“一國兩制”方針，但是人們把更多的目光投給了有“東方之珠”之稱的香港，而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則顯得相對低調。近年來，一江之隔的香港陷入反修例風波長達半年之久，而靜悄悄的澳門則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充滿亮點。如何解讀“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澳門故事為“一國兩制”實踐提供了哪些可資借鑑的普遍經驗？支撐澳門故事的核心因素是什麼？又如何續寫更加精彩的澳門故事？這些來自濠江邊上的問題值得人們進一步深思。

▍“文****化澳門”與國家認同的建構****

香港的“反修例風波”呈現出明顯的代際政治特徵，香港青年成為街頭政治的主體勢力，而且香港青年與中老年羣體呈現出巨大分歧。內地媒體與網絡輿情將其歸咎於國民教育的缺失。相形之下，澳門通過國民教育成功建構了民眾的國家認同，澳門社會普遍接受“一國兩制”方針，愛國愛澳成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澳門特區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規定，中華文化教育是澳門教育的總目標之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以中華文化與中國歷史為核心的公民教育可以超越“兩制”的社會制度差異，從而為“一國”認同和公民意識奠定堅實的文化歸屬感。

國民教育在港澳的不同境遇折射出兩地在文化認同上的巨大差別。與澳門相比，國民教育在香港屢遭波折，根源在於“香港價值”與“一國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2004年，香港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和中產專業人士發表所謂的《捍衞香港價值宣言》，將“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核心價值界定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這套形成於港英時代的“香港價值”唯獨缺乏愛國主義，香港成為中國版圖內的“價值觀飛地”。**“香港價值”不僅將香港在價值觀層面上從中國抽離出來，而且滋生出香港對內地的文化優越感。**因此，香港的國家認同被兩地的價值差異消解，進而演變成“香港價值”與內地政制的緊張關係。最終，原本合理的國民教育被香港社會污名化為“洗腦教育”和“奴化教育”，這正是國民教育在香港難以推進的深層根源。

反觀澳門，澳門社會之所以能順利推進國民教育，這是因為澳門社會與內地並未形成價值觀上的緊張關係。**港澳兩地在文化上的一個顯著差別在於：如果説“香港價值”表明香港人在文化上成為“黃皮膚的西方人”，那麼“澳門文化”則表明，葡國文化卻在澳門土地上順利實現“中國化”。**華人學者姚風曾指出，澳門的西方文化元素大多已“入鄉隨俗”，“街道上不乏歐式建築，少數餐館裏也賣着我以為是相當中國化了的葡萄牙餐，但是這裏我極少碰到那種自以為已歐化成‘高等華人’的傲氣和意識形態的成見”。雖然港澳都曾有過中西文明相互交融的歷史記憶，但是兩地在文化認同方向恰好構成逆向關係，因為澳門在文化認同的順利建構中有其獨特的歷史因素。

首先，港澳兩地中西文明融合的歷史長度不同。文明融合無法在短期內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淬鍊與積澱。從1553年葡萄牙人正式取得在澳門的居住權，到1887年之間，澳門便已經歷了三百多年的“一國兩制”實踐，同時也經歷了四百餘年的中西文明交融史，長時間的歷史積澱使澳門成功化解了中西文明的矛盾，從而使澳門人在文化上擺脱了殖民主義心態。反觀中西文明融合歷史僅有百多年的香港，仍未實現兩種文明相互交融之後的文明定型，這也是香港在迴歸後出現波折的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香港缺乏澳門獨有的歷史緩衝期，所以香港比澳門具有更為沉痛的歷史悲情。

其次，中西文化的強弱地位在港澳兩地有着根本的差異。中西文明在****香港碰撞伊始，正值英國文化狂飆突進，中華文化全面衰落，中西文明的文化落差使得香港在起步階段便存在着文化失衡的結構性困境，從而使香港人形成了“眼睛向西、背對中國”的文化殖民主義心態。然而**在澳門，中西文化在碰撞初期並未形成“西強中弱”的格局，中西文明的地位相對平等，甚至西方文明在當時不如中華文明。**據劉禾的考證，西方人在中國的負面形象正是源於16世紀葡萄牙人在中國的活動，“當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教的時候，他不得不費神地扭轉安德拉德等葡萄牙人給民眾留下的惡劣印象”。為了順利傳教，當時西方傳教士還必須倚重中國文化。這為澳門的中西文明交融奠定了良好的歷史基礎，這也是澳門迴歸後順利建構文化認同的歷史條件。

最後，正因為中西文明在港澳兩地的地位有所差異，所以外來文明在港澳地區對待中華文明便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在香港，由於西方文明相對強勢，所以對待中華文明的態度便相對霸道，一味推行殖民教育，最終確立英語國家的文化霸權地位。而在澳門，葡萄牙殖民者對待中華文明的態度相對柔和。從語言上看，作為官方語言的葡語僅流行在佔澳門人口3%的葡人和土生葡人之間，未能成為澳門社會的通用語言，這與英語在香港的強勢統治地位形成了鮮明對比。從習俗上看，葡國當局在1909年就曾以法律形式保護中國文化習俗，專門頒佈《澳門華人風俗習慣法典》。所以，同樣是受殖民統治，葡萄牙與英國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雖然這與英國實力的強盛、葡萄牙地位的衰落有一定的關聯，但不可否認的是，葡萄牙基於中西文化均衡地位而對中國文化採取包容態度，在客觀上為澳門迴歸後“去殖民化”的文化進程創造了有利條件。

經由港澳對比，“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文化敍事”，即“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歸因國家認同的成功建構；而國家認同的成功建構，則歸功於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而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關鍵在於中華文化的深層認同。於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便成為“文化澳門”的敍事。早在澳門迴歸初期，就有學者提出了“文化澳門”的概念。**與“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相比，澳門模式的特色在文化，即所謂“經濟香港、文化澳門”。**最終，人們把“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原因歸結為文化因素。

但是，“文化澳門”並沒有涵蓋澳門故事的全部內容。以中華文化為核心、以中國歷史為基礎的文化認同誠然是建構國家認同的關鍵環節，但澳門的國家認同之所以成功建構，顯然還有多元而有現實的支撐因素。首先是經濟因素，澳門的微型經濟規模與高度單一化的經濟結構，使澳門特區政府成為教師、醫生、記者等專業羣體的最大僱主，把各類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容納在體制內。同時，其他產業如博彩業和銀行業又與政府保持良好合作關係，所以澳門的反對派政治人物在地域狹小而人際複雜的澳門社會很難有生存空間。

其次是社會因素，澳門社會的突出特點是“社團社會”，擁有龐大的華人社團體系。對普通澳門民眾而言，加入華人社團是一種獲得社會支持的生存策略，因此華人社團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有論者指出，**“迴歸後，澳門逐步形成了以‘三大社團’（工聯會、中華總商會、街坊總會）為首的、完整的華人社團體系，並將‘政治中國’的話語帶入社團的對外宣傳及日常活動中”，**為澳門的國家認同奠定深厚的民間基礎，這是港澳民間社會的最大差異。

最後是政治因素，澳門也具有香港所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從基本法條款來看，澳門基本法沒有照搬“香港模式”，沒有明確設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雙普選”的目標，而是通過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等辦法逐漸擴大民主，從而規避了香港的普選爭議。從管治團隊來看，由於一方面缺少親葡華人階層，另一方面愛國華人社團長期以來的“擬政府化”的運作方式為澳門提供了充足的治理人才儲備，所以澳門迴歸後沒有留用葡澳時期人員，而是建立“以我為主”的管治團隊，實現了澳門管治團隊與愛國建制力量的高度合一。

**▍**看得見的“一國紅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建構起國家認同的各種因素是澳門特區所獨有的，這意味着澳門故事具有其特殊性。那麼，澳門故事對“一國兩制”還具有普遍性嗎？澳門故事的普遍性或許在於經濟社會發展上的“一國紅利”。自迴歸以來，中央政府針對澳門的發展困境，成功地釋放並呈現看得見的“一國紅利”。澳門民眾在分享“一國紅利”過程中切實感知到“一國兩制”的治理績效，有效提升澳門民眾的獲得感，最終為澳門順利推進國家認同降低社會阻力，使國家認同順理成章。此即澳門故事向“一國兩制”提供的普遍性經驗。

**澳門的“一國紅利”經由兩個環節建構而成：**第一環節在特區經濟層面，中央政府充分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發揮規模優勢，向澳門釋放“經濟紅利”，從而使特區政府擁有充足的財政收入。第二環節在特區民生層面，特區政府充足的財政收入用於澳門民眾福祉，將“經濟紅利”轉化為“民生紅利”，使澳門普通民眾切身感知迴歸後的“一國紅利”，同時也認同澳門特區的行政主導制，進而認同“一國兩制”的政治架構。

在構建澳門“經濟紅利”的第一環節中，中央政府的各種優勢與澳門發展的結構性困境高度耦合，由此充分釋放了“一國紅利”效應。首先，中央政府發揮政策優勢，通過“政策供給”紓解澳門經濟困境。此次反修例風波暴露出香港經濟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經濟結構單一化使地產經濟獨大，香港民眾無望改善居住條件，中產階級向下淪陷，年輕人向上無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特區政府所能供給的公屋數量有限而杯水車薪。**反觀人多地少的澳門，**通過公屋的充分保障緩解社會矛盾。**32.9平方公里的土地卻要承載67.2萬人口，澳門人口預計在2050年將翻番至100萬。在人地矛盾不斷加劇的情形下，澳門的出路只能是填海擴地。自從2002年中國開始實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來，澳門能否通過填海擴地來化解人地矛盾，完全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態度。對此，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澳門的填海工程，批准約400公頃的海域用於填海，以此緩解澳門的住宅緊張。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房屋局在2017年發佈的《公屋需求研究報告》，澳門特區政府規劃中的公屋供應量可滿足未來10年需求。澳門的公屋建設便是中央政府發揮政策優勢的一個縮影。

更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發揮內地的規模優勢提振澳門經濟。與地理空間侷促相比，**澳門發展空間的最大問題在於其經濟體的微型規模。**受經濟規模所限，澳門經濟呈現出博彩業過度發達、結構單一化嚴重、對外依賴度過高，發展穩定性較差的困境。從1996年至1999年，澳門經濟連續四年負增長。在此情形下，內地的經濟體量與澳門的特色產業構成耦合關係，“一國紅利”由此形成並得以釋放。隨着《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6個補充協議等一系列政策的簽署實施，使澳門與內地的經貿往來大幅增長，最終使澳門經濟成功復甦。特別是澳門與珠海的一體化發展為澳門在經濟上融入內地發展大局奠定堅實基礎和地理通道。迴歸二十年來，澳門特區本地生產總值由519億澳門元增長至4447億澳門元，人均GDP已達67萬澳門元。澳門經濟的提振復甦產生了兩大效應：一是民眾就業獲得充分保障，隨着澳門自由行徹底放開，內地遊客的大量湧入成功地帶動澳門就業崗位的激增，截至2018年，澳門特區居民失業率由迴歸前6.3%下降為1.8%，是世界上失業率最低的地區之一；二是特區政府大幅提升財政汲取能力，澳門特區政府迴歸後第一年的財政預算只有130億澳門元，而2018年的財政預算增長到1033億澳門元，這為特區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緩解民生矛盾奠定了雄厚的財政基礎。

與“經濟紅利”相比，更為重要的是“民生紅利”。“一國紅利”普惠澳門民眾，提升民眾的獲得感。中央政府對港澳兩地都曾釋放“一國紅利”，然而港澳兩地民眾對“一國紅利”的感知度卻大相徑庭。與香港民眾對“一國紅利”的無感相比，“一國紅利”與澳門普通民眾形成了直接聯繫。這首先體現為澳門迴歸初期的治安改善。在迴歸前，由於澳葡政府的不作為，以致澳門黑惡勢力橫行，兇殺案件頻發。迴歸僅一年，澳門治安形勢明顯好轉，兇殺縱火案件大幅降低，澳門成為最安全的旅遊城市之一。澳門治安在迴歸後的“華麗轉身”看似尋常，卻如同內地在1949年後盪滌舊社會殘留因素一樣，給澳門民眾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人們終於認識到迴歸前後兩重天，極大地提振了人們對“一國兩制”方針的信心和對行政主導體制的認同。此後，澳門特區政府自2008年以來連續十年向民眾派錢，將“一國紅利”所帶來的經濟收益直接惠澤民眾。比“派錢”更重要的是民生建設。2018年，免費醫療受惠人數佔全澳門特區居民總數的一半，全面覆蓋了學童、孕婦、65歲以上老人和其他弱勢羣體。澳門特區居民的人均財富僅次於卡塔爾而位列世界第二。對澳門民眾而言，“一國原則”不是抽象的政治論述，而是真實的民眾福祉。

反觀香港，“一國兩制”的香港故事長期以來過於強調“兩制紅利”，即香港作為自由經濟體與金融中心，憑藉其資本主義體制在內地與世界的經濟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時，**“一國紅利”未能有效轉化為可感知的民眾利益，由此導致民眾對“一國原則”的疏離感。**更可怕的是，在新加坡、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同質化競爭和世界經濟下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旦香港經濟滑坡，民眾的疏離感進一步蜕變為失落感乃至憤怒感，最終為“港獨”思潮所裹挾。在種種因素的相互疊加下，“一國紅利”未能對沖“兩制差異”，反而使“一國”與“兩制”的矛盾更為凸顯。

所以，**澳門故事為“一國兩制”所提供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經驗便是：“一國紅利”必須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是閃耀着感性光芒的，是與普通民眾直接聯繫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當年梁漱溟先生在四川考察土改時，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竟是在四川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築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經由土改，四川農民與中央政府建立了直接聯繫，人民共和國由此直接建立在農民個體的身上。同樣的道理，經由普惠性民生福利，澳門民眾與中央政府也建立起了直接聯繫。於是，“一國認同”牢牢建立在每個澳門民眾都能分享的“一國紅利”之上，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

**▍**澳門故事未來的成長空間

從澳門故事所提供的普遍性經驗來看，**“一國認同”的關鍵在於可感知的“一國紅利”，即普惠性民生；而普惠性民生的基礎在於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而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則取決於澳門能否突破自身的空間限制。**目前，澳門經濟和高福利體系仍然高度依賴博彩業等少數支柱性產業，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要想確保“一國認同”的可持續性，必須拓寬澳門經濟的未來成長空間。對此，早在澳門迴歸祖國15週年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中便意味深長地指出，“俗話説，桌子上唱大戲——擺佈不開。澳門回國祖國15週年的實踐證明，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能否“在桌子上唱大戲”，便是續寫澳門故事的關鍵所在。

作為具有深厚的外向型經濟傳統的地區，澳門要想“在桌子上唱大戲”，不僅需要“眼光向內”，進一步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內地發展，更需要“眼光向外”，充分發揮澳門在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從歷史上看，澳門始終是中華文明與葡語系文明的聯結橋樑。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西方文明已經窄化為以英語世界為主體、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主流的單一體系。事實上，**在西方文明內部，不僅有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還有以葡萄牙為代表的拉丁文化。**有鑑於此，德國漢學家普塔克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設想，澳門與珠海形成雙子星城市，成為中國與葡語系拉丁文化區的聯結點，從而與聯結中國和英語世界的香港形成差異化優勢。普塔克認為，如果澳門一味模仿香港而眼睛只盯着英語世界，那麼澳門註定落後於香港；但如果人們擺脱思維定式，便能看到澳門所聯繫的葡語系國家乃至整個拉丁文化區的巨大潛力。一旦在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乃至拉丁文明區之間打通“澳門通道”，那麼澳門的成長空間必然拓寬。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於中美兩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中美貿易摩擦必將長期存在。在此情形下，中國必須拓寬並提升其他經貿通道，其中葡語國家共同體是值得重視的替代選項之一。“葡語國家共同體”囊括了葡萄牙、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安哥拉、東帝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橫跨亞、歐、非、拉美，總人口約2.5億。葡語國家共同體是由葡萄牙殖民體系的“帝國”轉化為“共同體”的成功典範，始終奉行相互支持、平等互利的多邊主義，應當納入中國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視野。

以澳門為通道，**全面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經貿合作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主要基於以下四個原因：**第一，葡語國家共同體具有廣闊的空間延展性。葡語國家共同體的鮮明特色在於以語言為紐帶，擺脱了其他區域性合作組織中常見的地緣政治矛盾，反而具有穩定性。葡語國家共同體的各國都可以成為中國進入各大洲的觸角與前沿，因而是中國優化全球經貿佈局的重要樞紐。第二，葡語國家共同體內部發展程度差異極大。單從葡語國家共同體在2015年的GDP總量來看，僅巴西一國便佔到85%，葡萄牙佔9%，安哥拉佔4.7%，其他各國僅佔1%。葡語國家共同體內部的發展不平衡，正是其發展潛力所繫。更為重要的是，諸如安哥拉、莫桑比克、東帝汶等國家相繼進入戰後重建進程，急於擺脱貧困狀態，這也是葡語國家共同體發展潛力的重要來源。第三，葡語國家共同體在對外貿易中具有資源依賴性，這與中國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大多數葡語系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形成了“以資源換髮展”的出口模式，這正與人口多、資源少的中國構成了經濟互補性。第四，中國與葡語國家共同體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礎。在葡語國家共同體的亞非板塊上，中國已經通過發展援助與安哥拉等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且形成了中國對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

所以，中國與葡語國家共同體的經貿合作既具有良好的現實基礎，又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有鑑於此，中國早在2003年10月便在澳門創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中葡論壇創立18年來，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往來從2003年的100多億美元飆升至2018年的1474億美元；中國對葡語系國家的投資從2003年的5600萬美元，飆升至2018年的56億美元，增加幅度將近百倍。在此情形下，作為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經貿往來的中轉站，澳門的戰略地位由此凸顯。

着眼未來，以澳門為紐帶的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合作有待進一步提升。從經貿合作的內容來看，中國與葡語系國家應當尋求經貿合作的新增長點，在傳統的經貿往來的基礎上加強海洋經濟、新能源等新型經濟的合作空間。更重要的是，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合作在空間佈局上有待躍升。過去是以澳門為紐帶，建立了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經貿通道，今後則以中葡論壇為紐帶，在歐洲方向上開闢中國與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拉丁文明區的新通道；在非洲方向上經由安哥拉、佛得角等非洲沿海區域深入至非洲腹地，最終拓寬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往來的規模體量。以澳門為中心的中葡合作的輻射範圍越廣，那麼澳門就越能“在桌子上唱大戲”，就越能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就越能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一國紅利”。在此意義上，唯有背靠祖國、面向全球，澳門才能在濠江邊上續寫值得期待的“一國兩制”澳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