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erre Cartier：數學家的團結與超脱之旅_風聞

今年8月17日，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的傑出成員，被譽為數學界璀璨明星的Pierre Cartier先生，永遠地告別了這個世界，享年92歲。他的一生，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研究部主任的榮耀，也是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的傳奇。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Pierre Cartier，以其在數學領域的深厚造詣和卓越貢獻，成為布爾巴基學派不可或缺的一員。他的研究涵蓋了交換形式羣理論、典型曲線、量子羣、組合數學中的對稱函數以及Hopf代數等多個領域，每一項成就都閃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離世，不僅讓數學界痛失了一位巨匠，也讓全人類的智慧寶庫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這個冬日裏，我們懷着無盡的敬仰與懷念，共同緬懷這位偉大的數學家。他的精神和智慧，將永遠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讓我們銘記他留下的寶貴財富，繼續在他所熱愛的數學世界裏，追尋那些尚未解開的謎題，讓數學的火炬代代相傳。

撰文 | 皮埃爾·卡蒂埃（Pierre Cartier）（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法國德尼·狄德羅大學[1]）

團結一致

在國外旅行的數學家絕對不是一位遊客。在正常的情況下，由於專業方面的原因，他處在一個適當的環境裏，那裏可以心照不宣地分享某些價值觀，即人文思想的價值觀，而人文思想“大體上”決定了數學界的特徵：數學家是自由主義者，儘管出現過幾次大的意外。

例如：1920年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世界大會上，德國人被開除出去！1928年，他們才被重新接納⋯⋯然而，蘇聯數學家卻沒有在斯大林時代遭遇到和生物學家同樣的出於意識形態的錯誤對待。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當時處於一種模糊狀態。

當局需要優秀的科學家來發展核工業和軍事工業，並且因此而傾向於愛撫他們，同時他們卻又與直接的應用保持相當的距離，從而被認為是無害的，有點像音樂家或者棋手一樣。確實，這種躲避狀況可以成為極端情況下的一個避風港，發展成一種精神和肉體的超脱方法，它有時接近於自閉。

人們逃避到數學裏面，這就有一點像是身處監獄裏面的米格爾·安熱爾·埃斯特雷利亞[2]，在心中演奏奏鳴曲。我還記得，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我所經歷過的最壞時刻，我的書包裏面總有一本數學書，只要在某一個角落裏，我能有一刻鐘的清閒時間，我就開始讀書。

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在前往某些國家出席國際會議的時候，常利用數學這種模糊不清的地位。無論是在齊奧塞斯庫時代的羅馬尼亞，還是在“布拉格之春”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如此。那時我為了由讓-皮埃爾·維爾南、雅克·德里達和娜塔莉·胡薩里所主持的讓-於斯協會的事情去那裏，娜塔莉·胡薩里是阿德里·杜阿迪的一位親戚。我帶着一些禁書（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之類的書），還有相當多的錢，相當於現在的一萬歐元。

當年抵抗運動的一位領導人彼得·烏爾，是那種老派的布拉格人：他請求我不要靠窗户太近，因為有警察監視，當我把那個小包交給他時，他立刻坐在打字機前給我打出一張收據來！我一跨出他的房門，就把它吞了下去。

我還和羅朗·施瓦茨、讓-路易·韋迪耶、馬塞爾·貝爾熱和阿蘭·吉沙爾代一起去了波蘭。剛剛經歷了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的政變以後，情況不一樣了。關於這一點，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每一位理性的波蘭人都會公平地看待雅魯澤爾斯基了。由於這次軍事叛亂，他能夠對 蘇聯人説：“沒有必要侵略波蘭，我已經掌控了局面。”我們應該記住，他的父母是在卡廷被殺害的，他戴着黑色的眼鏡，是因為他在西伯利亞度過的十年流放生活當中，眼睛被冰雪灼傷。

無論如何，已經到1981年的12月了，世界數學大會預計將於1982年在華沙召開！經典的窘境[3]：去那裏還是不去？支持還是抵制？這就是我們在1982年的探索性任務。我們看到了一個受到嚴重監視的社會，在唯一為外國人保留的旅館的酒吧裏，有着相當多的警探耳目以及漂亮的、找橫財的女人。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在哥白尼廣場的科學院舉行了正式會議。

會議主席登上講台後説：“我以波蘭數學學會的名義邀請你們前來參加會議，不幸的是，這個協會也像其他所有協會一樣被取締了⋯⋯”，但是，仍然舉行了一個自助餐會，所以我們開始討論問題。一個學生走過來：“你是法國人嗎？我有一項為你們的任務⋯⋯”，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將它遞給羅朗·施瓦茲，他拿出眼鏡讀了起來⋯⋯我用腳踢了他一下。“怎麼了？”我第二次踢他的時候，他最終明白了，收起了他的眼鏡。

那封信是一份一百五十位被關進監獄的數學家名單。“他們”希望我們能夠利用世界數學家大會的機會促使將他們釋放。遞給我們信件的那位年輕人俯身對我説：“你不想來弗羅茨瓦夫嗎？”我和始終保持着堅定和大方神色的讓-路易·韋迪耶交換了眼神之後，我們回答説好的。

當時，我們是法國大使館接待的唯一一個像樣的代表團，他們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當晚，我們就得到了機票以及加蓋了簽證的護照。

通常，早晨八點鐘，弗羅茨瓦夫滿街都是人、車輛、冒煙的工廠。現在，這裏什麼也沒有。總罷工，除了巡邏隊以外，城市像死了一樣。至於我們，沒有人告訴我們該幹什麼。但是，有一個標語牌給我們指示着“Ratusz”，也就是波蘭語裏的市政府大廈 —— 在這裏，在中心廣場上，我們看到了好幾個為學生開設的咖啡店開着。

我們一進去，立刻感到找對了地方：服務員沒有為我們找座位，而是讓我們像所有人一樣立在那裏等候。我們是在一羣平等的人當中，因此這是一個民主的友好氛圍⋯⋯ 當我們坐下以後，一個年輕人走過來説：“你們是法國人嗎？”他的同伴們圍攏過來，看來這並不是警察的挑釁，他帶我們去會見一位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一位曾經被關進監獄、後來被釋放的猶太數學家，他也在思考那個數學家大會還要不要舉行？政府當局想要不惜一切代價地舉行這樣一次會議，因為（在波蘭）舉行一次國際數學家大會，就是一個具有“高附加值”的局勢正常的象徵⋯⋯ 最後，這次會議推遲了一些時間，於1983年舉行。

在我們得到的那份一百五十位數學家的名單上，有一百四十九位已經被釋放了。剩下的第一百五十位，克里斯托夫·蘇萊和我在大會結束時將他解救了出來。全部事件結束以後，我們重新登上飛機，當我坐下來的時候，在座位上發現了一個信封。我將它裝進我的包裏，一直到巴黎才打開。上面寫着：“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後面列着團結工會所有主要人物的名字。

那時候，讓-迪厄多內也多次介入其中。由於他是右派人士，並且不加掩飾，因此對他來説，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也去了蒙得維的亞，通過身材魁偉的烏拉圭國防部長解救了何塞·路易斯·馬塞拉，他説“在一個文明的國家裏，你不能這麼幹”！

這是一個正確的論據：文明的概念實際上是決定性的。我深深地相信，數學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説，沒有數學，文明就不會存在。顯然，從某些方面講，數學也是我提到過的幾乎是自閉的活動，可以只由一張紙和一支鉛筆來進行，但是這只是對應於某一個階段的工作而言。

有一次，羅傑·戈德芒開玩笑説，我們應該附屬於大學的文學院。還好他是在開玩笑⋯⋯ 數學家沒有工具，但是他們不停地創造出工具，這些工具相繼離開了他們，分佈在社會各領域內，從幾何學家一直到天文學家。當我的孫女們練習計數時，她們將此活動視為是一種文明的天賦，非常自然地傳給了她們。每一次數學達到頂點時，研究數學的人並不知道。一位數學家的真正志向是，數學應該屬於每一個人。

參考文獻

[1] 即巴黎七大。

[2] 米格爾·安熱爾·埃斯特雷利亞（Miguel Ángel Estrella, 1940-2022），世界著名的阿根廷鋼琴家。

[3] 作者引用的是莎士比亞名著《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的經典獨白：“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就是這個問題”）。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數學與人文”。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