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祁：我們的項目評審，在限制年輕科學家的創新嗎？_風聞

越探索，

越難得到資助支持？

今年夏天，《經濟學人》在一篇封面文章中表示中國已成為科學超級大國。文章引用的主要證據是科研論文的數量與質量，中國在引用次數前1%的高被引論文數量上已經超過美國。依託高質量期刊發表數據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也在2023年宣告中國登頂。

圖源：《經濟學人》

不過，儘管中國在論文數量和影響力上位居世界前列，原創性和顛覆性的研究始終被認為是弱環，從諾貝爾科學獎項得主人數上就可見一斑。一位中國科技政策的研究者告訴《知識分子》，“在中國，迅速跟進熱點現在仍是科學研究的主流[1]。”

突破原創性、顛覆性研究的希望，或許正寄託在年輕一代的科學家身上。過往的研究表明，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年輕科學家更有可能推動科學的突破。許多偉大的創新是由30多歲或40多歲的科學家做出的，這個時期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取得成果的集中期。

同時，中國不缺少年輕的科研人員，而且這個隊伍還在繼續擴大。到2025年，中國大學培養的STEM博士人數預計將是美國的近兩倍。

然而，最近的研究發現，現有的資助體系可能並不欣賞年輕科學家探索性的嘗試，爭取資助最主流的方法，仍然是提高發文數量和提高論文的影響力，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多做探索的科學家，往往拿到資助更難、更慢。

這研究收集了2000年至2013年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青年科學家基金獲得者，共計35,650名科學家的數據。青基資助期的積累，對年輕科學家後續資助項目非常關鍵。拿到青基資助的科學家，大約75%會在5年內繼續申請面上項目，到了第7年，這個數字會上升到大約80%。

研究發現，在青基資助週期內，科學生產力和平均引用次數與獲得後續資助的概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前5%高產的科學家有59.9%的可能在5年內拿到面上，而排在後5%的科學家只有43.3%的機會。平均引用數排在5%的科學家，也比其他科學家獲得資助的概率高出10%。

然而，那些更願意做探索性工作的科學家卻不被項目評審專家看好。通過分析獲得青年科學基金（青基）資助的科學家們發表論文的研究主題分散程度，以及研究興趣隨時間變化的程度來評估科學家們的探索性。

探索性排在前5%的科學家，獲得後續面上資助的機會為 35.5%，相較於其他科學家的 44.7% 明顯較低。控制機構類型、領域的情況下，探索性水平每提高一個標準差，獲得後續面上資助的幾率將下降 11%。甚至在論文數、平均引用數、合著者數量和國際合著者數量都相似的科學家羣體裏，更有探索性的科學家還是更難獲得資助。

從時間上看也是如此。大部分科學家都會在結束青基資助後申請面上項目，從獲得青基資助開始到第一次申請面上項目成果成功，一位科學家的論文發表數量和引文影響力每提高10%，他的用時就會分別平均縮短3年和1.6年。而探索性越強的科學家，從整體上看拿到面上的時間就越晚[2]。

總體來看，論文數量和引用數量仍然是面上項目評審裏重要的參考標準。而探索性研究往往在項目評審裏帶來的不是加分，而是懲罰。

面上項目的評審傾向對年輕科學家的發展尤為關鍵。在有些學校，拿到面上資助是晉升的必備條件之一。作者認為，現有的評審傾向，可能會鼓勵年輕科學家採取更保守的研究策略，減少探索性研究，轉而優先考慮發表論文的數量和期刊的影響因子。

至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的申請人變得更保守了。按照自然科學基金委的介紹，優青項目是支持在基礎研究方面已取得較好成績的青年學者，自主選擇研究方向開展創新研究。通常來説，優青的獲得者除了項目本身的資助，往往能從地方和大學獲得更多支持，這有利於他們投入自己理想的研究方向。而且優青項目是對科學家個人的支持，這也給了科學家自由探索的空間[3]。

然而，通過將優青的申請成功和失敗的科學家進行對比，一項研究發現，優青的獲得者比他們的對手發表論文數量和影響力更強，但發表了較低顛覆性的論文，他們的研究更多是鞏固和發展現在的研究方向。具體而言，獲得資助的優青獲得者，在5年內比他們的競爭者發表顛覆性論文的概率低2.1%，發表漸進性論文的概率要高2.3%。而獲得資助之前，兩組科學家發表論文的模式是基本相近的。

此外，作者們識別了2015年發表的410,352篇由中國作者撰寫的論文，通過分析摘要的關鍵詞，評估優青和他們競爭者在研究主題上與整體研究領域的契合程度。結果發現，相比他們的競爭者，優青研究內容與中國當前的研究熱點和趨勢更為契合。[4]

在項目競爭日益白熱化的今天，年輕科學家為了申請項目而不得不向主流和熱點靠攏的壓力，可能會變得更加沉重。

02

年齡門檻的壓力

在國內，早期失敗的代價對學者很沉重，國內科研體制對科學家設置了許多年齡限制，例如35歲時必須完成某些指標。

促成顛覆性研究的資助模式，往往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即容忍早期失敗、提供長期穩定的支持和工作保障、以及給予獲獎者自由選擇研究方向。

例如，國內科研體制對科學家設置了許多年齡限制，比如35歲時必須完成某些事情。如果沒有按時完成，哪怕只差一年，也無法申請某些項目。而年齡門檻，又和國內階梯狀的人才評價體系有關。

中國科學家的職業道路往往環環相扣。為了在學術階梯上不斷攀升，科學家們往往需要遵循一種相對固定的模式，確保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得到認可和資助，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研究。

一位青年學者向《知識分子》解釋，有些科研單位將優青項目視作人才“帽子”，將是否獲得該項目與職稱評聘和資源分配直接掛鈎。而且，社會上存在對傑青項目“異化”使用現象，關注其稱號，傑青數量是各類專業評估的重要指標。

“因此，現行的人才評價政策可能會改變青年科研人員從事基礎研究的動機。科研人員為了繼續獲得資源進行後續研究，積累成果申請傑青，很可能依照固定的科研模式，在申請下一個階段的科學基金之前加快個體科研產出並積累學術影響。”該學者説。

年齡門檻對年輕研究者的壓力，在上述的研究中也有體現。

作者們構建了每位科學家發表論文的共引網絡，從中區分出各個研究主題。他們將在規模前5%的研究主題下發表的論文，定義為“熱門論文”。結果發現，相比競爭者，優青發表的熱門論文數量高出21.5%，也有着更多的合作論文。

接下來，作者比較了優青在獲得資助前後發表的論文在研究方向、參考文獻重疊和新關鍵詞方面的差異。發現拿到資助後優青更不傾向於改變研究方向，發表的論文中參考文獻的重疊比例更高，並且包含新關鍵詞的論文比例更低。也就是説，優青拿到資助後會更集中於在熱門的領域深耕，但從另一個角度也是研究方向變窄了，少了更多樣的探索和嘗試。

這種主流但保守的研究策略，是否與年齡門檻帶來的壓力，以及對下一步申請傑青的期待緊密相關？畢竟，有61.9%的優青後來都申請了傑青，加入了下一階段的競爭。

從作者們找到的線索來看，年齡和申請傑青確實對科學家的研究策略產生了影響。作者們特意關注了年齡在35歲及以上和37歲及以上的優青獲獎者，發現這些年齡更大、更資深的科學家在獲得資助後，研究策略的變化更為明顯，更大幅度地轉向了相對主流和熱門的領域。

為進一步驗證這一假設，研究者還對那些獲得優青後，5年內申請傑青成功的科學家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這些科學家同樣明顯轉變了自己的研究策略，轉向了更熱門、主流的研究。

中國的科學人才評價體系呈現出明顯的連續階梯狀特徵，而這一模式在國際上並不普遍適用。例如，在美國，雖然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設有職業生涯獎（Career Award），為傑出的早期職業科學家提供為期五年的資助，總額通常超過50萬美元，這一獎項常被中國的學術界拿來與優青項目相比較。

然而，美國並沒有設立一系列逐級遞進的全國性人才項目；職業生涯獎之後，並沒有更高級別的直接對應獎項來進一步區分科學家的職業成就。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一項極高的榮譽，但這一身份本身並不直接關聯額外的科研資源或資金支持。

另外，即使不能拿到這些人才項目的資助，也不意味着美國科學家的職業生涯受挫，無法評上教職。根據美國國家神經疾病和中風研究所（NINDS）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神經科學領域獲得終身教職軌職位的年輕科學家中，有60%從未獲得過競爭性資助，而35%既沒有在《細胞》、《自然》或《科學》（CNS）等頂級期刊上發表過文章，也沒有取得過外部資助。

相反，各大學術機構面試時，招聘方很看重科學家對自己研究的願景和創造力，不喜歡那些重複和導師類似方向的候選人[5]。

在這種環境下，學者們不會面臨一張嚴格的時間表，規定他們在特定的年齡段必須完成某些任務。也不用為了評上下個階段的帽子，在每一個階段都謹小慎微，總是追逐那些高產高影響力又不容易失敗的熱門領域。

而在國內，層層遞進的評價體系雖然確保了科研成果的穩定產出，但也可能限制了科學家的探索。科學家們在申請傑青成功甚至當選院士之前，都會謹慎嘗試那些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項目。

阻礙學者開展探索性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現行同行評審機制中存在的侷限。顛覆性的創新常源於那些偏離主流觀點的非共識研究，而這類項目的評審構成了全世界科學基金同行評議中的一個共同難題。傳統同行評審體系強調專家之間的共識，這雖然有利於支持穩定、漸進的科研進展，但卻可能抑制院士創新。

一項利用斯隆研究獎學金數據的研究發現，研究提案符合當前熱門研究主題的科學家更有可能在申請中取得成功，獲得獎學金的概率增加了10個百分點。這種優勢會隨着研究主題的過時而逐漸減少[6]。

即使那些號稱旨在支持高風險/高收益研究的資助機構，也很難擺脱同行評議中系統性的偏見。歐洲研究委員會（ERC）是歐盟於2007年設立的一個項目，旨在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但對它資助情況的一項研究發現，ERC的第一輪審查中，有過進行高風險研究歷史的候選人更容易落選，尤其是生涯早期的科學家。儘管聲稱支持高風險研究，ERC的評審專家審查時仍然把發表和引用量放在第一位[7]。

2019年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特別設立了非共識項目，稱為“原創探索類”項目。這類項目分為專家推薦類和指南引導類兩種類型，評審過程非常激烈。但這些項目的體量較小，設立時間也較晚，目前還難以對其效果進行充分評價。

“現在的項目大多數都是共識項目，很多時候就不可避免也會出現這種問題。”這位學者説。

參考文獻：

[1]程雨祺. (2024, June 17). 中國已成為科學超級大國了嗎？《經濟學人》説：是的. 《知識分子》.

[2] Guo, L., Wang, Y., & Li, M. (2024).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funding success: Evidence from junior scientists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Young Scientists Fund. Science Direct.

[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n.d.). 資助格局.

[4] Wang, Y., & Li, M. (2024). Motivating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prestigious talent funding on junior scientists. Science Direct.

[5]Hsu, N. S., Rezai-Zadeh, K. P., Tennekoon, M. S., & Korn, S. J. (2021). Myths and facts about getting an academic faculty position in neuroscience. Science Advances, 7(35), eabj2604.

[6] Ayoubi, C., Barbosu, S., Pezzoni, M., & Visentin, F. (2020). What matters in funding: The value of research coherence and alignment in evaluators’ decisions. UNU-MERIT Working Papers No. 010.

[7]Veugelers, R., Wang, J., & Stephan, P. (2022). Do funding agencies select and enable risky research: Evidence from ERC using novelty as a proxy of risk taking (No. w3032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