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特朗普，就效仿尼克松訪華” | 托馬斯·弗裏德曼再談中國行_風聞

　　作者：陸岑

　　“特朗普邀請中國領導人出席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實際上是一個好主意。”“如今的中美關係情景猶如兩頭大象通過一根吸管凝視對方。這不是什麼好事，畢竟現在的中美兩國有更多可討論的議題，不僅侷限於貿易和台灣問題以及誰才是21世紀無可爭議的‘重量級冠軍’。” “如果我是特朗普，就效仿尼克松訪華之舉。”《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12月24日發文，再次談及自己訪問上海和北京後的感悟。內容與上一篇（詳見**《托馬斯·弗裏德曼：特朗普現在面對的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強國”》**）相互呼應，第一篇側重從兩國國內改革入手談“經濟競爭”，這一篇側重從地緣政治視角談“兩國合作”，主要體現在管控人工智能、氣變挑戰和應對全球“無序”狀態。

　　托馬斯·弗裏德曼在兩篇文章中提到的感悟事實上結合了中國國內多年來對特朗普的基本認知，比如“川建國”的稱呼，以及自特朗普1.0及此次當選以來的一些大膽預判，比如特朗普會不會是另一個尼克松？在中美民間人文及學術交流受限的背景下，作為美國外交和經濟議題上的知名專欄作家，弗裏德曼能夠訪華，聽取中國官員、經濟專家和駐華大使的見解，並將其講述給美國讀者，難能可貴。中國也應該歡迎更多類似美國媒體人、學者訪華，真切感受中國聲音及發展現狀。

　　在這篇文章中，他的觀察點主要有三個：

　　觀察點一：人文合作空間收窄，不利於未來交流

　　弗裏德曼觀察到：在上海大型火車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現在很少聽到美國口音了；許多中國家長説，不再願意讓孩子去美國讀書，擔心美國變得越來越危險，孩子會被FBI盯上，也擔心回國後被質疑；美國學生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一位在中國負責外籍學生的教授告訴我，一些美國學生不再願意前往中國進行學期交流，部分原因是他們不願與競爭極其激烈的中國本科生同台比拼，部分原因是如今在華學習或工作經歷將來可能引發美國僱主的安全疑慮。”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數據，目前在美中國留學生數量超過27萬，而在中國的美國大學生僅有約1100人，相比十年前的約1.5萬名大幅下降。弗裏德曼追問，照此下去，下一代能説中文的美國學者和外交官會來自哪裏？哪裏會有理解美國的中國人呢？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在北京告訴弗裏德曼，美國必須與中國競爭，因為中國是在全球軍事、技術和經濟領域最強勁的對手。“但複雜的現實是，我們也需要與中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芬太尼以及其他問題，以創造一個更加穩定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一批會説普通話的年輕美國人，並與年輕的中國人建立友誼。我們必須為兩國人民建立交流的空間。年輕人是這一關係的穩定器。過去我們有五百萬遊客來回往返，如今這個數字已經大幅減少。”

　　弗裏德曼認為，伯恩斯這一看法至關重要，正是商界、遊客和學生羣體在中美競合關係轉向直接對抗的過程中緩解了彼此的尖鋭對立。隨着這一“壓艙石”地位的收縮，中美關係越來越純粹地被定義為“對抗關係”，合作空間愈加收窄。

　　觀察點二：特朗普駐華大使提名人對現在的中國存在“誤解”

　　針對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駐華大使人選珀杜（David Perdue），弗裏德曼就建議他在上任前瞭解一下現在的中國。珀杜曾在今年9月發文，稱通過自己在中國和該地區的經歷，可以明確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中國堅信自己的使命是奪回作為世界秩序霸主的地位，並讓世界信仰馬克思主義。

　　對於珀杜提到的“霸權”，弗裏德曼沒有異議，但對“讓世界信仰馬克思主義”這一點，他持不同看法。

　　“現在的中國有更多的馬斯克主義者（Muskists，即那些想成為埃隆·馬斯克的人），中國人想在我們擅長的‘資本主義’領域戰勝我們，而不是將我們轉變為馬克思主義。”

　　弗裏德曼同時提到，中國數以百計的私營和國有企業正在一系列高科技產業中進行優勝劣汰的競爭，以壯大中國中產階級。

　　觀察點三：特朗普是鄧小平一樣的人物

　　弗裏德曼提到，儘管特朗普在中國常被描繪為“中國批評者”和“關税人”，但讓他驚訝的是，和他交談的多位中國經濟專家普遍認為，中國更願意與特朗普打交道，而非與民主黨人打交道。

　　“正如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的世界觀》一書的作者李稻葵指出的：很多中國人覺得他們能理解特朗普。他們把他看作是鄧小平一樣的人物。中國人能與特朗普產生共鳴，因為他認為經濟才是最重要的。”

　　▲圖為1979年1月訪問美國的鄧小平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

　　弗裏德曼用“務實派”、“通過談判促成交易”等標籤來形容鄧小平，稱他不拘泥於意識形態化的口號，推動中國經濟對外開放，提出中國應該摒棄計劃經濟的模式，採用任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辦法。正如他的一句名言所説：“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

　　務實派、通過談判促交易，這些描述恰好也符合特朗普的領導風格。不過，弗裏德曼也承認，這種類比無論如何也不能掩蓋兩國處於“大國戰略競爭”的現實，主張美國要在網絡安全和軍力發展方面對中國“以牙還牙”。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強調，兩國雙向貿易額每年接近6000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約4300億美元，對中國出口近1500億美元），在處理其他事務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這也是特朗普打破傳統，嘗試邀請中國領導人出席其就職典禮的正確理由。

　　“特朗普邀請中國領導人出席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實際上是一個好主意。”

　　效仿尼克松訪華？更新《上海公報》？

　　除了以上觀察以外，弗裏德曼也有對中國的誤解，意識形態上還是有一些歧視視角。作為一名温和自由派，他堅持自由主義原則，包括倡導應對氣候變化、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等。在地緣政治上，他的主張也符合當下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立場。在文章中，他建議中國不要與俄羅斯為伍，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中美更新《上海公報》。在他看來，中美除了台灣和貿易以外，還有更多亟待討論的話題，尤其是人工智能挑戰和世界的“無序”狀態。

　　弗裏德曼提出更新《上海公報》有三個原因：

　　一是因為世界面臨三大時代挑戰：失控的人工智能、氣候變化，以及政權崩潰引發的混亂局面；

　　二是中美都是世界之最：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海軍，也是全球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只有中美才能共同管控這三大時代挑戰，以及超級病毒等複雜問題；

　　三是當前雙邊關係的“去正常化”狀態。“我們這兩個國家在各個層面漸行漸遠，在過去三十年裏，我曾多次訪問北京和上海，但從未像這次那樣深切感受到一件事：我好像是在中國的唯一一個美國人。”

　　▲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在歡迎晚宴上舉杯。

　　“本月，我在上海時，我的同事、《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基思·布拉德舍爾（Keith Bradsher）建議我們去參觀錦江飯店。1972年2月27日晚，尼克松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在這裏簽署了《上海公報》，為中美關係的恢復指明瞭方向。在這份公報中，美國承認‘一箇中國’的立場，這是美國的讓步。但美國同時聲明，必須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並且雙方也闡明瞭在經濟和民間交流方面的目標。簽署公報的大廳裏掛着一些褪色的照片，照片上尼克松和周恩來一同熱烈地舉杯慶祝中美關係‘破冰’。今天再看這些照片，我不禁想問：‘那真的發生過嗎？’”

　　弗裏德曼認為，新的公報有助於管控中美和世界面對的“新現實”，主要體現在應對AI、氣變等挑戰和地緣政治的“無序”局面。其中，氣變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也會加劇失敗國家“無序”的局面。

　　比如，在AI領域，弗裏德曼提到，中美技術競爭愈演愈惡，尤其在通用人工智能（AGI）領域。中方側重強化工業生產和智能監控系統，美方則注重編寫電影劇本到研發新藥等廣泛領域的應用。

　　“即便人工通用智能（一種有意識的機器）可能還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實現，中國和美國也需要合作制定一套規則，我們雙方都將用這套規則來管理人工智能，世界其他國家也必須遵守。這套規則就是在所有人工智能系統中嵌入算法，確保系統不會被壞人用於破壞性目的，也不會自己去摧毀構建它的人類。”

　　弗裏德曼稱讚了中美元首秘魯峯會達成的共識，認為中美為建立這種治理框架邁出了第一步。聲明稱，兩位領導人確認“應該維持由人類控制核武器使用的決定。”這意味着，動用核武器的決策絕不能由人工智能機器人單獨做出，人類必須始終參與決策環節。

　　“美國官員告訴我，聲明中這17個字的內容花費了幾個月的談判才達成。這些字句不應該是構建人工智能安全護欄的最後一道防線。”

　　從文章來看，弗裏德曼和他見到的中方人員之間還是有一些意見分歧，尤其在更新公報方面。

　　弗裏德曼説“你們認為我們互相為敵，可能如此，但我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大敵：‘無序’。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分崩離析、陷入混亂，並且湧現出大量移民，他們爭先恐後地前往秩序相對穩定的地區。”這些國家不僅包括利比亞、也門、敍利亞等中東國家，也包括委內瑞拉、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津巴布韋等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南方”國家。

　　弗裏德曼稱，中國現在開始要求這些國家償還貸款，並已減少新的借貸。但這隻會使這些國家中的部分危機進一步惡化。只有中美在世界銀行和IMF攜手合作，才能擁有足夠的資源、力量和影響力，遏制這些“無序”。

　　“這也是為什麼我反覆挑戰我的中國對話者：為什麼要與像普京的俄羅斯和伊朗這樣‘失敗者’為伍？你們怎麼能在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保持中立？”

　　這種判斷符合美國國內右翼勢力“分化”中俄的企圖，還是一種冷戰時期的結盟思維，也低估了中國所堅持的外交獨立的原則。

　　弗裏德曼認為，中國能夠擺脱貧困與孤立，成長為一箇中產階層不斷崛起的工業巨頭，離不開美國二戰後制定的大部分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大多和貿易及地緣政治有關，目的是為了維護全球的利益和穩定。

　　“要想在一個由俄羅斯（無序的代理人）、伊朗（下一個可能崩潰的國家）影響下的世界中取得繁榮，或者依靠全球南方國家，或者僅憑中國自己，那是瘋狂的。”

　　最後，弗裏德曼提到：“如果我是特朗普，我會嘗試‘尼克松訪華’之舉，促成美國與中國和解，徹底孤立俄羅斯和伊朗。這就是一舉多得，不但能結束烏克蘭戰爭、縮小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而且能化解與中國的緊張局勢。特朗普的言行難以預測，可能真的會嘗試這樣做。”

　　“無論如何，如果21世紀要保持穩定，中美必須共同努力。如果競爭與合作完全讓位於對抗，那麼一個混亂的21世紀將等待我們雙方。”

　　弗裏德曼建言更新上海公報是出於孤立俄伊的視角，，有失偏頗。上海公報是否需要更新，關鍵依然是台灣問題。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堅持一箇中國原則、反對台獨，也是中美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的基礎。但在應對氣變和超級病毒等方面，弗裏德曼期待的中美合作可能要落空。特朗普已承諾在上任後再次退出巴黎協定、世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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