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剋制”如何實現？_風聞

戰略學術界有一個概念“戰略剋制”（Strategic Restraint）目前很流行，類似於多年前流行的戰術層面軍事合作領域的相互確保信任措施（Mutual trust measures,MTM），但是“戰略剋制”如何得以實現，卻是當今國際政治面臨的一個現實難題。

例如，早在2012年美國國防大學在其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戰略論壇”（Strategic Forum）上就刊發討論中美戰略剋制問題（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儘管文中也提出了中美“相互戰略剋制”（mutual restraint）的概念，但是不得不分析現實中影響這種相互戰略剋制的諸多障礙（obstacles to establishing mutual strategic restraint）。

筆者注意到，近年來，尤其是2021年來，國際戰略學界其實曾花費不少精力研究南亞的“戰略剋制”現象，包括獨立後印度-巴基斯坦敵對關係演變中的“戰略剋制”，尤其是印度外交政策中的“戰略剋制”。《南亞雜誌》（South Asia Journal）、《華盛頓季刊》及布魯金斯學會等學術載體都有不少討論。

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這個議題。2016年出版有《戰略剋制：新型中美關係的構建》，但是由於美方對華的敵視戰略，這種新型關係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來。2024年又剛剛出版《戰略剋制：大國崛起的和平之道》，主要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探討了戰略剋制與權力和平轉移之間的關係，認為權力的和平轉移，要求崛起國家和守成國家同時採取戰略剋制。崛起國家的戰略剋制在於，該國能否避開有利於向守成國家投送軍事力量的區域，以限制其攻擊能力；守成國家的戰略剋制在於，該國能否合理定義對其國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勢力範圍，這將決定守成國家的威脅評估標準。本書以1870—1914年美英的權力轉移，以及1923—1941年的美國與德國的權力轉移為案例，以檢驗上述理論。但是歷史不可能重複。

早在2018年，就有學者提出，所謂“戰略剋制”，就是指一國基於自身權力和利益的現實主義考量，慎用權力資源，通過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抑制強勢行為，藉以獲得正向回饋的一種戰略選擇。在今天的中美權力轉移的管理中，戰略剋制仍是兩國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選項（陳文鑫：“戰略剋制與權力和平轉移”，“中國社科網”2018年8月17日）。

有學者甚至認為，“自摩根索以來的現實主義諸多理論作品，容易被誤解為鼓勵國家擴張權力與發動戰爭，甚至將現實主義等同於大國政治悲劇的根源。實際上，無論是偏好權力平衡、威脅平衡還是利益平衡的學者，抑或進攻性現實主義與防禦性現實主義的觀點，都在不同程度上將戰略審慎作為權力政治的重要美德（秦立志：“戰略審慎：漢斯·摩根索權力政治思想析論”，《國際安全論壇》2023年2期）”。“誤解”、“美德”的評價是否值得進一步研究，筆者只是提出來供討論。

還有學者研究拜登當局對台政策中的所謂“強制和剋制的對沖邏輯”，引用大量西方學者分析及國際關係理論，過分強調美方自身具有的“剋制外交”對“強制外交”的自我對沖特性（夏昂等：“強制與剋制：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中的對沖邏輯”，《台灣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而對我反制美國肆意干涉中國內政的系列外交較量與鬥爭實踐重視不夠，這種觀點也需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在2024年美國大選期間，有學者提出，面對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的挑戰，特朗普倡導的剋制外交戰略正是對當前多極化形勢的回應（2024年11月11日互聯網文章：“特朗普的剋制外交戰略：是全球秩序的新路徑還是絕望的自我封閉？”）。而日前特朗普尚未正式二進白宮，就迫不及待地就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等發出強硬的聲音，預示着美國仍對所謂“國際領導力”與“世界警察”的迷戀，在維護霸權方面“戰略剋制”的作用可能讓位，問題關鍵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性體現着完全不同於歷史上大國爭霸的特色。

也有學者套用這套理論來研究中國外交中的“剋制”，認為“國家的對外剋制行為對於實現權力和平轉移，維護國際秩序和大國戰略穩定具有重要作用”（王宇：“冷戰後中國對外政策中的剋制：概念、現象及分析框架”，中國知網）。其實中國外交實踐是難以簡單套用西方國際關係來闡釋的。

我們看到，國外學者對於大國關係的討論更多聚焦在美國單極力量的興衰及中國作為美國主要挑戰者的崛起問題上，“修昔底德陷阱説”與“權力轉移理論”頗為盛行。西方學界受話語體系所限，其研究雖也有相對客觀分析，但總體上呈現消極負面的基本特色，缺乏應有的辯證分析研判。在傳統“強權政治”理論“國強必霸論”

及“權力轉移論”支配下，以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難以闡釋百年變局下大國關係演變新趨勢，對新形勢下中國國際環境的影響研究偏見明顯，不可能從中國根本利益出發思考必要對策。有的研究有意無意在迎合圍堵中國的“全球戰略”，甚至為反向塑造對中國不利國際環境出謀劃策。

筆者近年反覆強調，“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西方國關理論難以闡釋”，多次呼籲“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與應用”，要力求實現學術意義上的理論突破與創新。在有關中國國際環境的概念、理論及學術範式方面，擺脱受制於西方的局面，超越“國強必霸論”、“權力轉移論”，構建中國國際環境戰略分析框架，以獨具特色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豐富國際政治學科的知識寶庫，構建中國特色國際環境治理理論體系。

目前我們不少學者的研究仍深受 “權力轉移理論”的影響，聚焦所謂“大國權力轉移”的許多無解話題，再次印證我們哲學社科尤其是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包括話語體系在內“三大體系”創建的必要性與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