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路人到對手：中美關係四十年的演變和內在邏輯_風聞

特朗普最近説中美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可問題是中美還會聯手嗎？温故而知新，可以用四句話提綱挈領地看中美四十多年關係的演變並預測未來。

這四句話就是：

1，美國開創了全球化新模式；

2，中國納入美國人的體系；

3，中美僅僅是同路人；

4，修昔底德陷阱難以避免。

美國開創的全球化始於1980年開始的里根改革。里根改革的核心是涓滴理論，既認為高度的市場化、減税和縮減政府福利能推動資本創造更多的財富，擴大的財富反過來會通過投資和消費推動整個社會繁榮。

但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裏根的涓滴理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

一，富人通過對股市和房市的投資能獲得更高的回報，資本不必通過投資實體經濟而增值。

二，富人通過資產多元化策略，能夠把資本轉移到海外避税或者洗白。

三，跨國公司通過全球化佈局降低生產成本。隨着資金和技術的外流，本土製造業急劇萎縮。

顯然，里根改革在推動美國資本投入實體經濟方面是失敗的，但里根改革在世界範圍內掀起的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卻推動美國形成了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結構。

美國的這種經濟結構具有以下特點：美國放棄了一般製造業，高度開放本國市場。美國通過大規模進口廉價商品維持了低通脹，低通脹使得美國得以長期維持低利率，降低美元的借貸成本。美國通過大規模對外借貸和大規模進口外國商品向全球輸出美元；美國在貿易和財政雙赤字長期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維持住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美元有流出機制也有迴流機制。美元資產因為美國軍力、高科技實力和軟實力的背書，被認為是國際上最安全的資產。各國政府、公司和個人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投資美國股市、移民等方式又將美元資金迴流美國。

美國從美元的輸出和迴流中獲取了極大的利益。一般來説，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國將利率壓得很低，大量印鈔，刺激美國經濟。美國印的大量鈔票流向全世界不僅獲得各國價廉物美的商品，還向世界轉嫁了美國的通脹壓力。當美國經濟過熱時，美國會急劇提高利率，美元的高利差吸引各國資本回流美國。美元的輸出和迴流強化了美國全球資本流動樞紐的地位，為美國提供了充裕的資本，使得美國能夠應對鉅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同時美元的迴流常常導致競爭對手的貨幣、股市和房價的貶值，進而引發這些國家的金融和財政危機。

里根改革在導致美國實體經濟衰落的同時推動了全球化和美國經濟向金融服務業的轉型，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美國形成了一種二元經濟。一方面美國充裕的資本流向金融業和高科技領域，高科技成果倍出，美國成為人才和資本的磁石。另一方面美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和財富向極少數富豪集中的現象，製造業萎縮，多數美國人在年薪4-5萬美元的服務業裏討生活。

里根改革表面上取得了輝煌勝利，拖垮了蘇聯，但同時種下了美國要吞下的一系列苦果的種子。產業空心化、兩極分化、依賴移民和種族矛盾漸漸地把美國從一個自信樂觀的國家轉化為一個沮喪、憤怒和撕裂的國家。

里根改革開創的新時代不僅僅關乎美國，也關乎世界。美國需要國際買家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資產，美國需要通過大量進口而維持美國的低通脹。中國一直是滿足美國以上需求的最佳人選。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里根改革基本同步。可以説美國推動的全球化開啓了接納中國的大門，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最終使得中國進入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標誌性的事件就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06年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經濟學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了 “中美國” 慨念（Chimerica）。中國通過對美出口維持經濟增長，美國依靠大量進口的中國廉價商品維持低通脹，美國還依賴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中美經濟上的互補使得人們用聯姻的關係來形容中美關係。

然而尼爾·弗格森這位“中美國”概念的始作俑者，並不看好“中美國”模式。尼爾·弗格森認為“中美國”經濟結構本質上是一種失衡關係。美國依靠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最終將導致美國的財政危機，2008年的金融風暴就是證明。中國高度依賴美國作為其出口市場，導致中國經濟過於依賴外需，也不可持續。中美經濟互補性只是階段性的掩蓋了兩國結構性的問題，而結構性問題必然導致中美衝突和脱鈎。

美國的混亂推動民族主義和民粹的抬頭。2012年特朗普開始有了競選總統的念頭，接着他頻繁地在媒體上就移民、經濟、貿易等議題發表強硬言論。2012年，特朗普第一任政府的核心人物納瓦羅出版《因為中國的滅亡》（Death by China）鼓吹 “中國威脅論” 。同一時期，特朗普的首席戰略規劃師班農將美國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基督教保守教條整合成一個系統性的思想體系。班農公開稱中國是美國的首要敵人。從2012年起美國民粹保守派就開始對華磨刀霍霍。

事實上，從里根、克林頓、布什父子，奧巴馬到拜登以及現在的特朗普，美國政治人物一直希望按照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來改變中國。美國對中國的希望根本上可以歸結為四點：1，美國希望中國保持低端製造和購買美債的功能。2，美國將全力遏制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3，美國希望阻止中國通過舉國體制來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4，美國希望通過煽動顏色革命和挑動民族對立來削弱甚至破壞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國對加入美國主導的體系帶來的弊端也多有不滿，中國商務部長在2005年的講話中抱怨中國只有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空客A380，這種貿易模式對中國的環境和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學者温鐵軍更是把大量出口廉價工業品然後把賺來的外匯購買美國債券比喻為被美國扒兩層皮。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中國政府於2015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聚焦高端製造業和先進技術，旨在推動中國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型。“中國製造2025” 計劃本質上就是要在戰略產業領域自力更生，不受制於人。

美國對華戰略，不論是合作、遏制還是對抗，其宗旨就是控制中國。一個要控制，另一個要反控制，中美終將從同路人變成對手和敵人。

遏制中國是2016年特朗普競選的一個綱領性口號。2018年特朗普開打貿易戰，重點打擊 “中國製造2025” 相關的戰略產業和企業，例如華為和中興。與此同時，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 “修昔底德陷阱” 概念風靡世界。全世界都在擔心 “崛起大國的自信” 和 “守成大國的恐懼” 可能導致中美兩國陷入衝突。

拜登上台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變本加厲。美國一步步的要將中國從美國主導的高科技體系中排斥出去，既所謂的脱鈎斷鏈。

美國以當代羅馬自居，而羅馬文明的本質是等級制，所謂的民主平等僅適用於少數羅馬公民。羅馬時期大量的奴隸、附屬民族和被征服者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羅馬文明的基礎是掠奪。通過戰爭擴大的版圖、奴隸、戰利品和税收是羅馬經濟的支柱之一。

美國基督教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基礎，美國基督教認定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是世界上最高級的先進文明，美國基督教和美國的現代羅馬定位決定美國要站在全球食物鏈的最高層。美國不能失去這種霸主地位，一旦失去，美國就會像當初的羅馬分崩離析。

從美國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來看，美國不可能允許中美平起平坐，美國不可能接受另一種可能威脅美國利益的發展模式存在和壯大，中美必然會在某一時刻一較高低。

中美競爭的本質不是單純的經濟、軍事或外交較量，而是兩國能否有效解決內部問題、保持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從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最終取決於國內治理。未來幾十年，中美競爭的勝負將主要取決於誰能更快、更有效地解決各自的內部矛盾。

歷史上腐朽的羅馬上層導致羅馬嚴重的財政危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得羅馬皇帝的權威掃地。現在的美國越來越像羅馬的後期，財政入不敷出，居民和種族結構不斷變化，內部矛盾激化。當然，現在的美國仍然強大，美國不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資本和人才。憑藉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和大量的人才，美國仍有可能延續帝國的壽命。但美國難於根本上扭轉美國下降的宿命，因為美國難於從根本上革除美國式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弊病。

中國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美國病。美國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好多二十年前，十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事情正在中國發生，現在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很可能幾年後也在中國發生。中國一定要借鑑美國走過的路，揚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後來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