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上的2024——那些讓我最難忘的採訪故事_風聞

今年1月，我採訪了正在北京訪問的原巴以和談巴方代表葉茲德·賽義格，因為我想與一個巴勒斯坦人面對面地對話，瞭解那裏發生的一切。賽義格的家族一直投身於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運動，他的叔叔更曾成為摩薩德的暗殺目標，並被“信件炸彈”奪取數根手指。在那次採訪裏，他所描述的加沙的慘狀讓我至今難忘——“以色列人‘科學地’用一個人維持基本生存需要攝入多少卡路里，‘計算’出一個加沙人需要多少食物的數值，並以此為依據，嚴格控制進入加沙的食物。加沙，就像一個‘開放的大監獄’，這是一個囚禁着225萬人的地方。”

2月，我採訪了兩個烏克蘭姑娘，因為我想知道，當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普通烏克蘭人的日子到底過得怎麼樣。兩位姑娘都因戰火而流離失所，失去摯愛。我最難過的一刻，是聽到一位姑娘説，她連孩子都不敢生，因為在此時生養孩子是一種不負責任，這讓同為女性的我格外難過。“我現在只計劃未來兩三個小時的事情，連全天都不會想。”她説，“我活在當下，因為也許明天不會到來。”

3月，我採訪了日本經濟學家德地立人，因為我想了解，今天的中國經濟和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哪些相同與不同。德地教授告訴我，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面對一個共同的挑戰，即阻止通縮。“日本的悲劇是，政府動作太慢、太小、不堅決，其結果是時間拖得太長，成本變得很高，挫傷了國民尤其青年人重振旗鼓的元氣。”還記得他告訴我，“（中國經濟）困難是長期的，但前途仍是光明的。不過，不解決好眼前的挑戰，光明的前途是等不來的。”

從春天，到深秋，我先後採訪了阿根廷的外長、大使，以及許多阿根廷的普通人，因為我好奇，這個我曾經待過三年的、深陷經濟困境的國家，在米萊的“電鋸改革”下，到底會“休克到底”還是涅槃重生。我得到的答案是複雜的：有人告訴我，米萊的改革讓她從吃牛肉變成吃玉米粥，她討厭他；也有人告訴我，他認為社會應該就是弱肉強食、充分競爭的，很支持米萊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阿根廷經濟學家之間最熱議的話題是，該國經濟走勢究竟會以V型、U型，還是持續低迷的L型表現出來。”

還有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出海故事——我始終覺得，出海，或許是今天中國企業的一個“時代命題”。從到越南設廠的機械製造企業，到墨西哥北部的產業園負責人，在所有的出海故事裏，我總能看到中國人的智慧與堅忍，不過讓我覺得最有趣的採訪，還是一箇中企為非洲提供平價互聯網的故事。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周先生在肯尼亞當地有一個外號，“Mr Wifi”，因為他結合WiFi技術和城域光纖網，讓內羅畢人用上了每G平均0.07美元的移動互聯網，相比於非洲大陸超過4美元的均價，這無疑是一種顛覆性的改變。

Mr Wifi的講述裏，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這麼一段，“剛到肯尼亞時，我看到當地人在街頭賣西瓜，他們習慣於把一個西瓜切成二十多片來賣，一個人只買一兩片，很少有人買一整個西瓜。我當時就想，也許我們做互聯網服務，也不必像國內那樣包月、包年，而是可以做更多‘小套餐’，比如包周、包日，甚至8小時、2小時、40分鐘。後來證明，這種套餐設計很符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習慣，現在，我們已經有超過120萬用户！”

在美國大選前，我採訪了一位代理過五十多個華人科學家案件的美國律師澤登伯格，因為我想知道，隨着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持續上升，臭名昭著的“中國行動計劃”會不會死灰復燃。澤登伯格告訴我，首位被“中國行動計劃”起訴的華裔教授陶豐儘管洗脱了罪名，但陰雲與創傷仍在，“在五年的調查期間，陶教授曾供職的堪薩斯大學解僱了他，至今仍不願重新聘用他。他的辯護費用更高達200萬美元，為他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幾乎摧毀了他的生活。”他説，涉及知識產權或商業秘密盜竊、經濟間諜活動的案件，尤其是針對華裔美國人的調查，仍是且將是美國司法部的優先事項，“無論這些調查是否會被稱之為‘中國行動計劃’。”

12月，我採訪了一個在北京的敍利亞人，因為我想多瞭解一點這個國家劇烈政治變化下普通人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這個阿拉維派的敍利亞人向我講述了敍利亞人過去這些年的日子，“在那裏，一個人活着需要的一些最簡單的東西，比如電、水、食物，都沒法保證。每個人都過的非常辛苦”“我們阿拉維派生來就得當兵，除了當兵，沒有第二種選擇。”對於敍利亞的未來，他有很多期待，儘管這些期待有很多都不可能實現。這份在苦難里長出的天真的夢想，在殘酷現實裏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讓我心酸，卻又不知該如何回答。

於是，我的2024，從對中東的採訪開始，又以中東的故事結束，只是這片土地上的苦難和混亂，仍看不到終結的跡象。

還記得我曾對一個朋友説過，對於自己的職業，我有時喜歡，有時厭惡，正如我不喜社交，卻又想對話不同的人，聽到、看到更多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去管窺這個複雜而龐大的世界。

我的2024年就要過去了，我想，我會很懷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