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過失業後去送外賣_風聞

喜劇的內核是悲劇，悲劇的內核是生活出處。生活的底色大概率是五彩斑斕的黑。

這幾天微信羣流傳的一張截圖意外成了微博熱門話題：南京一個小區禁止外賣騎手騎電動車進小區，物業接到反饋後立馬去核實，最後發現開電動車進小區的外賣員其實是小區業主。

不知道你是怎麼看這張截圖的？我的第一反應是笑了，然後是悵然，過了幾分鐘後又覺得好像哪裏不太對。很多小區實行人車分流，出於安全或是小區形象的考慮，物業禁止外賣員騎電動車進小區，網絡上也能經常看到保安和外賣小哥起衝突的視頻。像南京這樣的有戲劇性的一幕，的確是少見，給人感覺是很凌亂，黑色幽默。

業主、物業、外賣小哥，三種身份，像“剪刀石頭布”，也像“老虎棒子雞”，一物降一物的事實，大水衝了龍王廟的誤會是這個截圖的笑點，但仔細想想，實行人車分流的小區，應該“中產”居多吧，業主送外賣，是因為有經濟壓力，難道是中年失業了？自己就曾想過失業後去送外賣或者開滴滴，身邊年紀相仿的朋友也都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揹着房貸，還着車貸，想着教育，擔憂醫療，還有失業再就業的問題，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想到這也就不由得悵然。

這幾年我們經常有話掛在嘴邊的話是——“大不了送外賣”、“大不了開滴滴”。這念想也是深入人心，有選擇好過沒選擇，人生嘛，總歸需要退處的，退一步海闊天空吧。從全國靈活就業數據來看，送外賣的確是很多人養家餬口的“兜底”選擇。不過仔細再琢磨“大不了送外賣”這話吧，大家內心深處還是看不上這份工作，也瞧不上這份職業，至少沒有把它當作一份正經工作，就像南京這件事，我的第一反應是覺得業主不得不去送外賣，而不是外賣小哥就可以是業主呢。有人把做騎手送外賣當作職業，也有人把它看作“兜底”的選擇。這背後，也因為大家習慣了通過職業、財富、權力，給人分等級，三教九流必須分出個三六九等。

常聽的老話説，“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做“人上人”的想法，馴化傳承已久，根深蒂固，也刻骨銘心，即便是娛樂消遣也要有個高低貴賤的“教化”，以前的武俠小説也好，這兩年流行的短劇也好，説的都是“人上人”的故事。短劇的短和快節奏只是表徵，短劇的核心是爽劇，爽劇之所以爽，不管是奇遇穿越還是重生逆襲，總之就是要做“人上人”，享有特權，高人一等的特權。當然，爽劇還有一個重要範疇，那就是爽劇的“道德觀”一定是在中國傳統道德觀框架內的。短劇跟武俠小説的設定也都差不多，復仇成長或升級通關之外，主角的一定要“很苦，很善良”才算是正道的光。提一句題外話，諸多爽劇中，很大一部分角色設定，也都是外賣小哥。外賣小哥這個職業羣體龐大，工作時間有高峯和低谷，所以盯着他們做短劇，是很自然的市場選擇。

短劇中的外賣小哥和保安，也是善良和勢利的兩個衝突臉譜。

輿論層面和大眾情緒上，大家對“外賣小哥”的態度是矛盾的，很容易兩極化，不是歧視他們，就是過度悲憫。發生在南京的故事是低看了外賣小哥，發生在廣州的故事就是大家過於悲憫了。

廣州關於外賣小哥的新聞是——有退休老人晨練時無意中拍攝到很多外賣小哥在某橋洞下住在帳篷裏，這個橋洞並不惹眼，隔壁就是廣州市中心最貴的樓盤之一珠江帝景。流浪者很多城市都有，大家也見怪不怪了，其實廣州這個橋洞附近就有不少城市流浪者，但外賣小哥住這裏卻很意外的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引來媒體的跟進報道。這有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吧。流浪也好，做騎手也好，都是選擇，流浪是選擇退出標準化生活，這送外賣的是選擇自力更生，多勞多得。

遺憾的是，在關切外賣小哥，同情悲憫之餘，很多人其實都忘記了最重要的一個事實：他們不是因為送外賣才露宿街頭的，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又或者不想花租房的錢才露宿，做騎手送外賣是幫助了他們活下來。

大家對外賣小哥不是過於悲憫就是過於低看，當然，兩種心態也因為每個人的視角和處境不一樣。從我有限的觀察來看，兩種心態衝突更多發生在一線城市，尤其是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級城市，相反的，在地級市、縣級市，人們會更平等也更自然、正常的看待他們，做騎手送外賣，是一份再正常不過的職業，並且是不錯的職業。

之所以會這樣，還是收入、工作環境和強度的一個相對落差——前陣子美團就披露了騎手的收入情況：美團把騎手分為樂跑騎手和普通眾包騎手兩類，在北上廣深超一線城市，樂跑騎手月均收入是10865元，普通眾包騎手月均收入是7629元；在A級城市（部分直轄市、省會和經濟發達地市），分別是9821元和6537元；B級城市呢（部分省會和經濟發達二線城市）是9222元和6025元；而C/D級城市（三四五線城市）分別是7803元和5720元。

這組數據單看其實沒有太多意思，如果跟當地平均工資或房價來比較，就很值得玩味了。外賣小哥們賺得的確是辛苦錢，至於賺多少是多是少，要看跟什麼職業比較，要看所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也要看他們是漂在這個城市想着賺錢回老家，還是篤定了就是要紮根在這裏。在北京月入1萬，在長沙月入1萬，在衡陽月入1萬，是同樣的1萬塊，又是不一樣的1萬塊。“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白居易尚且如此，又何況是外賣小哥，以及幾百上千萬在一線超一線城市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呢？大家都不容易，哪有舌頭不碰牙的？

騎手羣體龐大，又跟我們一日三餐有關，不管是生活區還是CBA，都能看到外賣小哥的身影，大家也自然會更多關注，還因為做騎手送外賣在超一線、一線城市是一份“兜底”的職業保障，自然也就有了“歧視”與“悲憫”共存的情緒衝突。這矛盾的一幕，以前也反覆上演過，比如進城農民，大家也是歧視與悲憫共存的矛盾——以前叫農民伯伯，後來喊農民兄弟，再後來就叫農民工了。

這些年國家在推動職高教育，像烘培、廚師、理髮、泥瓦工等技能型藍領職業，工資待遇有了很大提升。從其他國家發展經驗來看，白領和藍領的工資差距也會逐漸靠齊，以前習以為常的一些職業歧視，現在也開始慢慢少了。

每一個職業都值得尊重。低看或歧視騎手固然不對，但太過悲憫也大可不必，我們應該有顆平常心。

亞當·斯密曾説，“我們期望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師或是麪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特別關注”。市場是公平的，大家忙忙碌碌都是一日三餐，茶米油鹽醬醋，都是生活，説到底，就是尊重每一份職業，尊重他人。

送外賣這件事，我其實也就是想了想，喊了喊，身邊確實有以前做過記者、編輯的人去做了騎手。2023年的時候抖音上有一個“閃送員陳師傅”的UP，他是四川大學碩士生，以前在“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媒體任職做記者，也做過公關，失業後就去送外賣了，當然，送外賣是一個過渡。另外一個朋友是在長沙送外賣，他是貓撲還是凱迪的編輯，做騎手對他來説，是職業。他們兩個都是80後。

説起來，以前大家也是這樣對待快遞小哥的，現在就好很多了，能更平等的看待他們了。凡事都有個過程，三五年後，大家也會用平常心對待騎手，對待外賣小哥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