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文物古蹟遇上天災人禍，重建後還能稱古蹟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從2023年尾到2024年新年，不同地方的地質活動似乎顯得有些活躍。

2024年元旦，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發生7.6級地震，引發海嘯與火災。2023年的最後一天，中國甘肅白銀市平川區發生4.9級地震；還有稍早前的12月18日，甘肅臨夏州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

此前，筆者聽到積石山地震的消息，在為不幸遇難和遭受艱難的同胞祈禱之餘，內心也升起其他擔憂，不知當地文物古蹟是否遭到波及。

甘肅文物古蹟十分豐富，臨夏當地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炳靈寺石窟距離震中僅數十公里；距離再遠一些，還有麥積山、敦煌莫高窟等重要文物古蹟，所幸的是沒有出現大狀況。

甘東南地區位於青藏高原東緣，屬於南北地震帶組成部分。去年底的積石山地震從震源機制來看為逆斷層型地震，專家推測發震斷層為北西向拉脊山北緣斷裂，拉脊山斷裂帶是一條活動性很強的區域性斷裂。比如，距今約4000年、遺址距本次地震震中數十公里的喇家文化，被稱為“東方龐貝”，就與拉脊山斷裂帶上的一場強烈古地震有密切聯繫。

由此想嘗試談談歷史上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各地的文物古蹟保護、修復工作如何展開？

重建的遺產還稱得上古蹟嗎？

“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陽神巨像，它高七十肘，是林都斯的查里斯的作品。它現在躺在地上，因地震而倒塌。……神諭禁止其重建。這是最引人注目的還願祭品，被評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學》中無不遺憾地寫道。作為兩千多前的古人，他並不比今人幸運多少，他也只能看到的古希臘人世界裏的“七大奇蹟”中最後留世的兩座：吉薩的大金字塔和亞歷山大城的燈塔。令人惋惜的是，後者在14世紀的地震中完全倒塌。

亞歷山大城的燈塔（圖源：網絡）

俗話説“天災人禍”，除了作為人禍的兵燹，地震可以算的上是摧毀古建築的“天災”代表。“七大奇蹟”中，除了上文提到的“羅德島太陽神巨像”、另外的兩大“奇蹟”——亞歷山大城燈塔、以及摩索拉斯王陵墓都是毀於地震。儘管這些建築的所在地現在分屬歐、非、亞三洲，但是似乎有一條命運的鎖鏈將它們連在了一起。

打開地圖，我們也許可以理解這條命運的鎖鏈到底是什麼。那是一條從亞洲的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發源，延伸至喜馬拉雅山脈至印度北部然後穿過伊朗高原，進入安納托利亞半島，越過海峽連上歐洲的喀爾巴阡山脈與亞平寧山脈，最後直至伊比利亞半島的地震帶。這條歐亞地震帶囊括了人類文明起源的印度河流域、兩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區，可以想象遭受其荼毒的不僅僅只有古希臘時代的古蹟。

僅在最近這幾年，就有3地、5處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古建築物受到嚴重的損毀：2015尼泊爾爆發8.1級強震，其首都加德滿都谷地包含的三座城市廣場，建有從16到19世紀的50多座宮殿和寺廟，其中有80%在這次地震中徹底損毀；2023年2月，土耳其南部及敍利亞地區爆發7.8級地震，使其建築歷史可以追溯到赫梯時代的迪亞巴克要塞出現多處坍塌；2023年9月，摩洛哥中部發生6.8級地震，古城馬拉喀什的舊城區遭到嚴重破壞，興建於12世紀的庫圖比亞清真寺的尖頂出現位移和破裂。

當地時間2023年2月6日凌晨，土耳其加濟安泰普市附近發生7.8級地震，造成已有1700多年曆史的加濟安泰普城堡受損。

比斯特拉博幸運的是，現代人不必望着一堆廢墟感慨時不待我，遺憾自己未能有幸一睹古人留下的建築奇蹟。2016年，第40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召開，作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專業機構，世界遺產委員會提出並制定了災後遺產修復的相關指導方針。

隨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及相關專業機構討論並編制了《世界遺產災後修復與重建綱要》，明確了“重建”行為在災後遺產修復工作中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該《綱要》認為世界遺產按其“突出的普遍價值”分為有形和無形的兩種，分別對應物質對象和社會結構這兩類。而作為遺產災後修復或重建的基礎，《綱要》重點解釋了物質對象修復的過程，包括清點、記錄、評估、制定方案、以及後續的方案修訂和協商。

可是，重建的遺產還能稱得上是古蹟嗎？要解答這個“忒修斯之船”式疑問我們甚至要追溯到《世界遺產公約》誕生以前。重建古蹟對西方的歷史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隨着歐洲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重現過去歷史的輝煌，讓普通民眾對本國的歷史產生興趣和自豪感，建築師們不斷嘗試對歷史建築進行重建。

法國掀起了復原中世紀建築的熱潮，在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歷史文物總督察官梅里美的帶動下，建築家維奧萊·勒·迪克“修復了”擁有近1500年曆史的卡爾卡松城堡，為其加建了極為厚重的工事防禦牆，但這段新建的城牆顯然並不符合當地的氣候和傳統，這使得勒·迪克終生飽受批評和指責。20世紀初，為了重現早期殖民歷史以吸引遊客，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得以重建，有350座建築在原址的廢墟重建，再現了一個18世紀的北美殖民地公園。

當然，文物保護學家們一貫不太贊成重建。長期以來，在遺產保護的討論中，重建一直被放在修復的背景下考慮。1931年，第一屆歷史古蹟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雅典舉行，會議通過的《關於歷史古蹟修復的雅典憲章》只是涉及了古蹟的破壞和衰敗，沒有預見之後世界上的古蹟會承受的破壞的規模和程度。1964年，第二屆歷史古蹟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舉行，該會議通過的《保護和恢復古蹟和遺址的國際憲章》，明確“要將要將古代遺蹟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所有的修復都必須“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確鑿文獻為依據”。

這份《威尼斯憲章》強調的“原真性”，長期以來都是委員會制定標準和指導方針的原則之一。但也有特例，1980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波蘭首都華沙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而該城有約85%的建築在二戰中遭到嚴重損毀，現在的城市基本為二戰後重建而成，委員會認為華沙的大規模重建是波蘭人民愛國心的表現。

自此之後，雖然委員會在原則上不提倡重建，但是偶爾也有一些例外：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莫斯塔爾老橋地區於2005年基於復原文化價值的理念而允許重建。2010年，位於烏干達的布幹達王陵遭到火災，委員會初步允許重建，但條件是重建必須基於完整的歷史記載，傳統的形式及可持續的用途。委員會制定的《實行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依然重申《威尼斯憲章》強調的“原真性”，“考古遺址或歷史建築及街區的重建只有在極個別情況才會被認可，只有依據完整且詳細的記載，無任何臆測而進行的重建，才可以被接受。”

不過，鑑於恐怖極端分子對世界各地文化遺產的破壞，世界遺產委員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重建的態度開始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反映了《威尼斯憲章》所強調的“原真性”在應用中需要進行擴充與修正。事實上，早在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就在奈良舉行會議，通過了“奈良原真性文件”，擴充了“原真性”的定義範圍，提出了“漸進式原真性”的概念，即肯定文化遺產在長期的人為影響下獲得的歷史層次和文化脈絡。正如有專家提出的，“原真性從來不是一種絕對，而是一種相對的概念。”

佔領廷巴克圖的恐怖分子（圖源：澎湃新聞）

2012年，非洲馬裏北部發生衝突，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廷巴克圖遭到了嚴重的人為破會。宗教極端分子不顧聯合國教科文相關組織的呼籲，對城內的蘇菲派建築和文物進行報復性破壞。在逃離廷巴克圖前，這些聖戰分子搗毀了古城內333座蘇菲派聖殿，60座古墓淪為廢墟，兩座存放了4000多本古籍的圖書館建築被焚燬，給世界文化遺產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世界遺產委員會立刻作出回應，引入重建機制，在3年的時間裏，對廷巴圖克做出了重建，並將其作為“是否應該重建”的例證之一加以宣傳。委員會認為，世界遺產的核心詞是“突出普遍價值”，這些寺院和古墓是廷巴圖克過去的見證，這是有形的價值；而它們被破壞又喚起了團體價值這種無形的價值。重建，正是對這兩種價值的最好體現。

廷巴克圖城內的清真寺（圖源：澎湃新聞）

誰來重建文化遺產？

既然重建的合法性得到了解決，如何重建就自然成為下一步要關心的問題。文化遺產該由誰來重建？一些反對重建的觀點認為，在作出重建決策的過程中，世界遺產委員會過度依賴專業人士和政府組織，當地的人羣被完全拋諸腦後，而正是這羣人才可能具備重建所需的傳統的建築技術，更會在日常生活中同文化遺產緊密相連。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實踐正在努力改變這一點，2015年地震爆發後，尼泊爾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加德滿都谷地的重建。

2017年，尼泊爾考古局通過併發布了《震後遺址保護與重建指南》和《尼泊爾震後重建操作手冊》。其中《重建指南》的總則中明確規定，震後重建主體中，“當地人民是古蹟的守護者，必須保證他們參與到重建與恢復的各個階段當中”，與世界遺產委員會發布的《重建綱要》相比，《重建指南》強調了三個要點：“當地社區和居民參與重建”“工匠培訓”“傳統的材料和技術”；《重建操作手冊》則對建築修復的操作細節，從建築基礎、地面、牆體到屋頂及各類裝飾的修復和重建均給出了詳細的加固或修復措施圖樣，並對修復或重建的各個施工環節給出了明確的指導。在加德滿都谷地的9個典型修復項目中，有5個修復項目都是尼泊爾政府和當地人民獨立承擔的，而這個5個項目均為在地震中受到完全損壞的建築。

雖然《重建指南》的重點在物質對象的修復，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對“無形”的“突出普遍價值”的忽略。《重建指南》明確將地區傳統生活和宗教儀式作為加德滿都谷地歷史城市建築產生與發展的動力，重視解決地震對社區傳統造成的影響，甚至必要時對社區傳統的恢復會優先於對物質要素的保護。如《重建指南》中在總則規定“要保證在重建中為地區傳統、儀式以及相關的規則和價值的展現提供合適的條件，且在任何恢復或重建工程中，要協調相關事項，進行傳統的典禮和儀式”。因此，在重建過程中，當地日常的宗教祭祀和節日儀式都沒有中斷，信徒們每日都在進行朝拜，在遺產建築進行修復或重建之前，要進行傳統的“贖罪”儀式，修復也要為宗教活動的舉行提供便利。

在加德滿都谷地的重建過程中，神廟和宮殿的很多木質零件都是由工匠重新雕刻的。例如支撐屋檐出挑的“斜撐”，會根據其安放位置的不同，雕刻男女不同的神像，他們的搭配、色彩、裝飾、姿勢甚至坐騎都各不相同，這些文化元素之間的邏輯關係只有當地工匠才能理解，在這裏，工匠的技藝成了宗教文化傳統的物質載體。一些高水平的傳統得到了較好的維持和發展，集中在加德滿都巴德崗和帕坦區域的傳統工匠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就業與發展機會。在重建過程中，宗教精神活動和社區生活，這兩種與“突出普遍精神”緊密相連的“無形”價值，與有形的物質價值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係。

加德滿都谷地杜巴廣場（圖源：新華社）

傳統的建築技術從先輩那裏傳給了新一代建築者，重建工程使整個社區團結在一起，而遺產本身也繼續成為舉行日常宗教儀式的地方。從各方面來看，加德滿都谷地的重建都是文化遺產重建的優秀範例。但這些理論和實踐的可行性，並不意味着每一座受到損毀的文化遺產都有重建的可能，重建有時還需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於2001年被塔利班武裝組織摧毀，2011年3月，在大佛被毀十週年之際，曾召開過一次關於重建大佛的國際研討會，德國、意大利的數位專家在會上提出了若干重建方案，但無一具體方案獲得通過。會議只是通過了若干重建的原則。2011年6月，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通過對巴米揚大佛暫不重建，暫不修復的決定。為什麼巴米揚大佛的重建會被擱置？首先，阿富汗當地緊張的政治局勢是重建不得不面對的最大障礙，持續不斷的戰爭，塔利班武裝仍舊存在（2021年重回執政，建立新的政教合一政府），或許會對當地的非伊斯蘭文明構成威脅。其次，巴米揚大佛興建於公元6-7世紀佛教在西亞傳播鼎盛之時，而現在阿富汗已經成為伊斯蘭教興盛的地區，居住在巴米揚河谷周圍的都是穆斯林羣體，脱離了信眾和周邊社區的支持，在這樣的環境中重建大佛，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大佛會不會遭到再次破壞，這些都是重建需要面對的最現實問題。

巴米揚大佛被炸前後對比圖/央視新聞

儘管船上的每一根木頭都被換走了，但是忒修斯之船依舊是雅典人的榮光，因為雅典人紀念的是英雄忒修斯的勇敢和機智，而非這艘船本身。同樣，文化遺產強調的是“突出的普遍價值”，它並非凝聚在某塊公元前的基石上，或是某座廟宇的壁龕裏，它是從古到今無數人類活動的精華，無論重建與否，它都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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