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潔母親被追問：你的大廠女兒怎麼不“嫌棄”你？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馮雪】

張小滿，通過“小鎮做題家”路徑走出陝南鄉村、定居深圳的“大廠女工”。春香，打了半輩子零工、努力託舉兒女考上大學的農村婦女。

2020年，在老家找不到活幹的春香夫婦，在女兒小滿的建議下來到深圳。不久後，春香成為一名保潔員，擁有了人生中第一張工資卡。

在商場和寫字樓鱗次櫛比的深圳，人們會在很多場合看見保潔員的身影，他們維繫着這座超級城市的“體面”與“潔淨”，但很少有人會關心他們如何生活。因為春香，小滿得以走進這個羣體。

保潔員們大多來自農村，不少人年逾60仍在為自己的養老而奔忙。工作時間，他們穿梭在各個樓層，清理着地面上的污漬、馬桶裏的污垢，一刻不能停歇，處理稍不及時，就面臨商場督管的投訴；他們沒有五險一金，合同裏月休4天的承諾也是奢望。但對很多保潔員來説，這已經是他們做過的最輕鬆的工作。

每天晚上，春香會給小滿講述自己的“職場”見聞，小滿也常常在閒暇時間來到母親工作的場所幫忙，和母親的工友聊天。保潔員們驚訝於小滿的出現，問春香：“你女兒怎麼不嫌棄你？”

母女二人共同拼貼出保潔員羣體的生存境況，並由小滿記錄下來，匯聚成非虛構作品《我的母親做保潔》。近日，張小滿接受觀察者網的採訪，分享自己成長、寫作中的心路歷程。

春香來到深圳後，小滿和母親重新住到一個屋檐下，兩人常常看不慣對方的行為習慣。在記錄母親的過程中，小滿學着用一個成年女性對另一個成年女性的眼光去看母親，她對母親的理解和包容不斷加深。

而包括春香在內的保潔員們的故事，也讓小滿愈發意識到自己和他們有着一樣的來處。

正在做保潔的春香  受訪者供圖

不識字的母親在深圳找到了工作

2020年9月27日，是52歲的春香第一次來到深圳的日子，這是她去過離家最遠的地方。春香不會説普通話，不認得多少字，手機也用得不熟練，這座巨型城市讓她感到慌張。一開始，春香總是緊緊跟着小滿，她對能否找到工作沒什麼信心。

小滿通過求職網站替母親投簡歷，這是年輕人常用的求職方法。但有回應的公司不是太遠就是工作時間太長。這讓小滿覺得，大數據有時候也沒那麼靠譜。

最後，還得是春香親自出馬。

她來到家附近的商場、寫字樓、小區，拉着那裏的保潔員聊天。“嫂子你是哪裏人？”“你怎麼找到工作的？”搭訕間，她很快有了工作。

春香的第一份保潔工作是在福田的一家高端商場，每天8小時，月休4天，月薪2500元。這些錢將第一次以準時到賬的方式打進銀行卡里。過去，春香的工作都是用現金結算。

每天的工作從清晨7點開始，春香負責打掃商場負一樓的電梯、地板及扶梯，這裏聚集了眾多餐飲類店鋪，還連着地鐵的出入口，人流量巨大，是整個商場最難打掃的地方。她最集中工作的時間在上午10點以前——保潔員們必須趕在商場開門前把這裏打掃乾淨，給顧客最好的體驗。

商場裏的保潔員

到了10點半，有半小時休息時間，這也是上白班的保潔員僅有的午餐時間，十幾個保潔員共用一個微波爐，熱飯得靠“搶”。

按照保潔公司的規定，保潔員在工作時間內不能停下休息，商場公共區域也沒有供休息的凳子。春香患過滑膜炎，為了得到工作，她在入職時隱瞞了這件事。現在，長時間的來回走動讓她異常難熬，只能趁督管不在的時候，溜去女洗手間進門處，坐在長凳上歇幾分鐘。

除了忍受身體的疲憊，保潔員還時刻面臨着來自“甲方”的高壓。

商場管理處有一支專門監督保潔員的隊伍，這些年輕男女的工作是在需要清潔的地方巡邏，即時發現沒打掃乾淨的地方，拍照、發到有領導在的微信羣，這可能會導致保潔員被罰款。保潔員很討厭這些年輕人，覺得他們沒有同理心。

春香曾被一個女孩當面指責地板上的污漬沒擦乾淨，還曾聽到女孩們在背後議論“山裏來的人很難纏”。但也有個女孩，在得知春香腿腳不便後，總是對她偶爾的“偷懶”視而不見。在小滿看來，人不能以純粹的好壞來區分，母親需要慢慢適應深圳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性。

“保潔員忍受委屈，但並不軟弱”

保潔員的工作被層層外包，幾乎沒有保障可言。他們沒有五險一金，合同裏月休4天的承諾也很難兑現，很多人為了多掙點錢要連上16小時的班。

雖然工資不高，要遵守的條條框框卻一點不少。扣工資、甚至丟掉飯碗是家常便飯。

春香在商場工作時，一些保潔員會趁督管不注意撿垃圾來賣。一次，一位四川阿姨偷藏在商場各處的紙皮被管理處督管發現，她不僅在大羣內被通報開除，還被罰了500元。

面對工作中受到的委屈，春香會對女兒傾訴，但每當小滿要她實在受不了就辭職時，春香都會拒絕，理由是，這些活兒可比她年輕時在農村務農，中年時在礦山、工地打工輕鬆多了。

小滿鏡頭下的勞動者

偶爾有保潔員敢於“打破規則”，他們是有“託底”的人。像是因為和業主吵架被開除的梅影阿姨，她的女兒在香港工作，自己住着女兒在南山的大房子，存款百萬，每月定期購買理財產品。

“很多保潔員是在明知自己的權利沒有保障的情況下，基於生存的需求，接受了這份工作。他們年齡比較大，在外面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要不威脅到他們掙錢，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忍受。”小滿説。

“但他們並不軟弱，一旦涉及到工資發放的問題，他們就會特別團結。”小滿記得，有段時間保潔員的工資被拖欠，當時所有人都團結起來，在休息室裏罷工，經理只能跑來處理，工資問題很快就得到解決。

小滿問過很多像母親一般年紀來自農村的保潔員一個相同的問題，你為什麼要來做保潔？他們的回答可以總結為兩個字：養老。

“有一位湖南阿姨，每月養老金只有100多元，用她的話説就是‘買鹽吃都不夠’。不是所有人的子女都能在大城市立足，很多人的孩子在老家縣城或二三線城市勉強餬口，他們沒有能力贍養自己的父母，甚至還要靠父母接濟。農村老人自己賺錢養老是非常普遍的情況。”小滿説。

為了攢錢，很多保潔員靠着超市賣剩的麪包、水果，或是酒店自助剩下的白米飯度日。像春香那樣為保住工作隱瞞疾病的也不在少數。

還有一部分保潔員的年齡已經超過65歲。“他們總説，要幹到幹不動為止。至於如何理解‘幹不動’？有些保潔員生了場大病，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有人是回老家，有人則是去世了。”

閒暇之餘，小滿經常會來到母親工作的場所幫忙，和母親的工友聊天。保潔員們驚訝於這個年輕人的出現，問春香：“你女兒怎麼不嫌棄你？”

在和保潔員羣體打交道的過程中，小滿注意到，他們並不認同自己從事的職業，常常自我貶低，認為這是“下等人”做的事。有些保潔員下班後會換掉工服、摘下發箍，重新紮起頭髮，生怕被人認出自己是保潔員。

“媒體報道經常會把保潔員稱為‘城市美容師’，讚美他們的‘無私奉獻’。相較於這些，保潔員羣體更需要尊重，需要被公平對待，我們不應該忽略他們無法被保障的實際性權益。”小滿説。

小滿鏡頭下的勞動者

生活雖然不易，但小滿發現，保潔員們很感恩能在深圳掙點養老錢。“很多保潔員對我説，幸虧有深圳這樣的大城市，需要做保潔的人，天氣又暖和，冬天也不會被凍壞。在老家，他們連保潔員的工作都找不到，到了這個年紀基本失去了打工的權利。”

“打了一輩子工的父母，一定要讓我們走出去”

2021年春節過後，春香找到了一份政府大樓保潔員的工作。儘管需要打掃兩層樓包括廁所在內的近50個房間，但春香覺得，比起商場，在這裏工作更“自由”，感受更好，因為公務員們比較有禮貌。

不過這份工作沒有持續多久。這年春天，小滿姑姑病重的消息傳來；夏天，春香夫婦從深圳趕回老家，陪她走完了最後一段人生路。

姑姑顯蘭得的是胰腺癌，她確診之前在一家修理廠洗車，眼看工資就要漲到1650元。

春香記得，顯蘭在2018年就説過吃不下飯的問題。那年7月，春香陪她去縣城大醫院看病，因為害怕醫院繁瑣的掛號流程，她們最後找到一名老中醫，開了三副治胃病的中藥，顯蘭喝下後感覺“強些了”。然而一年後，她的身體愈發不對勁，終於在親戚們的勸説下去了西安的醫院，之後就是漫長的化療。

用小滿的話説，姑姑的一生是被金錢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來抵消生活磨難的一生。老家的很多鄉親也是如此：年輕時幹着又苦又累又傷身體的活，用掙來的血汗錢託舉下一代人，生病了就去認識的村醫那兒抓點藥，只有疼痛難忍了才去西安，從西安回來，常常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2021年10月，小滿趁着國慶假期返回老家，親友間所有的話題幾乎都圍繞着已經去世的姑姑展開。

顯蘭是春香同性好友間最信任的人。三十多年前，她們的人生因為“換親”產生了交集——兩個20歲出頭的年輕女孩在同一天結婚，她們都是為自己的哥哥，賭上了一輩子的幸福。

80年代末，“換親”在陝南農村並不少見。小滿説，一些女性會反抗父母的安排，但這樣並不會給她們帶來更好的結果。“我媽媽這一輩的阿姨，有人和父母決裂、有人逃到河南，最終也沒有獲得幸福。她們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就是被犧牲的一羣人。”

“我媽有時候會安慰自己説，和其他姐妹相比，嫁給我爸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小滿説。

春香

其實，春香也抱怨過。婚後不久，春香和小滿外婆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執，她責怪後者把自己嫁給小滿的父親。第二天，便傳來了小滿外婆自殺的消息。小滿覺得，外婆也許是懷着對奉獻和回報之間巨大不平等的絕望，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這些委屈已經積攢了很多年，“但那場爭執是導火索，所以我媽一輩子都在內疚。”

那個年代，現實環境困住了很多人。到了小滿成長的年代，貧困雖然並未完全消逝，但越來越多的人得以通過讀書逃離這種境地。

“我在成長過程中吃了很多苦，但我是幸運的，有種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感覺。”小滿説，在老家的同齡人中，能把書讀出來的女孩子並不多，她們其實很聰明，可以考大學，卻因為自身或家庭的原因，初中畢業後就中斷了學業。

小滿的幸運，既有自己的堅持，也很大程度上來自她的父母。春香在小學三年級就已輟學，但“讀書改變命運”的意識一直深埋在她心裏。小滿的父親在1977年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考試，因為沒考上好的學校，家裏也沒錢供他復讀，只能作罷。之後又因為種種原因，失去了在民辦學校做教師的機會。

“我父母當了一輩子農民，打了一輩子工，但他們堅信知識是有用的。自己沒能走出來，就一定要讓兒女走出來。”

“我和保潔員有着一樣的來處”

小滿自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上寄宿學校，從前一家人聚少離多。春香夫婦來到深圳，是小滿獨立生活十幾年後再一次嘗試和父母在同一個屋檐下長期生活。那時，她剛從媒體記者轉行進入一家互聯網大廠。

工作中的挫折和壓力，加上生活觀念的不同，讓小滿常常因為瑣事和春香發生激烈爭執。小滿寫春香在深圳做保潔員的初衷，便是解決母女關係的危機。

小滿和春香

每天晚上，小滿總會聽着母親講述自己的“職場”見聞，這是和她在大廠的職場體驗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走進保潔員羣體的過程中，小滿愈發意識到自己和他們有着一樣的來處。

“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以逃避的態度面對自己的成長。迴避談論我的父母和我老家的那些事。我以為上了大學就可以超越過去、超越出身，就像電影裏那種勵志的劇情。後來我發現這些都是錯的。在不斷面對現實、被社會捶打的過程中，我發現曾經的那些掩飾是多麼可笑。我意識到，人必須要接納自己，才能不斷地成長。”

小滿把自己稱為“大廠女工”，白天在一個嚴密的系統裏做着“螺絲釘”般的工作，在高速運轉中印證自己的價值，看似躍入了白領這一“體面階層”，實則“在夾縫中生存、儘量讓自己不要被裁員”。她覺得自己和保潔員一樣，都是“無法豁出去”的人。

至於和母親的關係，小滿清楚兩代人觀念的差異始終會存在，但記錄、書寫母親的這一過程，讓她更加理解、包容母親，“從前我更多是用女兒的眼光去看待母親，現在我學會了用一個成年女性對另一個成年女性的眼光去看她，這讓我們之間的衝突少了很多。”

現在，春香還是習慣性地把別人不要的東西往家裏撿，但小滿不會管了。春香也不再頻繁徵詢小滿的意見，她開始自己掌控廚房，決定自己如何社交；失去在政府大樓的工作後，春香很快靠自己找到了新工作，並且以“通知”的口吻告訴小滿，她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

工作之餘，春香努力識字、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她跟着小滿和視頻號學會了拼音，用手機寫日記，記錄在深圳度過的聖誕節、第一次見到的馬拉松……

春香的簽名

小滿説，母親很有毅力，每天堅持記錄，有時候還不止寫一篇。不久前，她替母親整理日記時發現，從今年6月到現在，她已經寫了近3萬字的日記。在小滿看來，這是母親嘗試尋找自我的一種方式。

春香還開始閲讀，她最近在看的書是《我在北京送快遞》，同樣是關於底層打工人的故事。

小滿寫的這本《我的母親做保潔》，春香是“第一審稿人”。每寫完一篇初稿，小滿總會先打印出來給母親看。春香的標準簡單又嚴格：讀不讀得通，讀不讀得完。

春香為小滿出書感到開心，在給新書的評論中，她寫道：

“我讀了女兒寫的書，我希望全國各地打工的媽媽，跟我一樣做衞生的媽媽，不識字的媽媽，他們識字的孩子們多多寫寫媽媽的故事，多多看看媽媽的故事。你才知道，所有的媽媽都打工過。”

《我的母親做保潔》，張小滿，2023年11月，光啓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