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華：房子越蓋越高，環境越來越差，如何解決中國農村的“發展悖論”？

面對城鎮化的大趨勢，中國農村的發展之路何在？村超做對了什麼，在邊遠的西南走出鄉村振興的獨特路徑？浙江“千萬工程”長達20年的探索，又提供了哪些成功經驗？

2023年12月25日晚7點，人文清華講壇，公共治理專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王亞華教授發表演講《一個村超與千萬村鎮》，帶領大家從公共治理角度認識中國農村問題，指出有效的公共治理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王亞華：

老師們、同學們、線上的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每年到了年終，大家都會忙着做一年總結，各行各業會做一年盤點，國家有關部門也發佈了過去這一年的十大新詞。當然有些詞我是比較熟悉的，特別是其中的“村超”。因為今年村超是媒體重點關注的事件，我作為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認為村超的火爆有一些經驗值得總結。所以我想，能否把村超作為一個典型案例做一下剖析，同時也對比多年來我國各地鄉村振興的案例，探究有無共同的規律。

村超有多火爆？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

過去半年，村超的舉辦地貴州榕江已經接待了520萬旅遊人次，獲得旅遊綜合收入近60億元，全網話題瀏覽量達580億次，國內外超過1000家媒體報道。在過去半年裏由於村超的火爆，有150多家企業入駐，20多個項目落地。

村超的舉辦地榕江地處我國大西南貴州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非常偏遠。榕江自然條件比較惡劣，像很多貴州的其它地區一樣，天無三分晴、地無三分平、人無三分銀。它的經濟發展也比較滯後，人均GDP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7%，人均收入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產業結構比較低下，基本上沒有什麼像樣的工業，農業佔GDP比重高達26%，相當於我國35年前的整體水平。縣域人口大量流失，常住人口大大低於户籍人口，是一個典型的人口流出縣。榕江是我國最後一批脱貧縣，2020年11月才脱貧。作為這樣一個縣，出現了村超這樣出圈火爆的熱點事件，不免讓人有點吃驚。

榕江作為我國眾多鄉村中的一員，實際上也非常有代表性，它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國鄉村發展的大背景。

/鄉村發展困境/

01****村莊萎縮

隨着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的加快，過去幾十年間，我國村莊不斷萎縮。1995年以來，行政村和自然村都消失了將近40%，平均每一天有27個行政村消失，138個自然村消失。為什麼這麼多村莊消失呢？一方面是由於迅速的城鎮化過程，很多村莊併入了城市成為社區；另一方面是城鎮化進程導致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大規模遷移。中國農村人口在1950年大約為5億人左右，其後不斷增長，到1995年達到一個最高峯，將近8.6億人，之後又不斷下降。去年常駐農村人口只有不到5億人，也就是説，在過去27年間，平均每一年農村流失的人口有1300多萬，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麼有這麼大規模的村莊萎縮問題。

當然，這種變遷趨勢是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中國在過去70多年間，農業GDP佔總經濟比例不斷降低，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比重不斷下降，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也不斷減少。農業佔GDP比重從1952年超50%到現在只有7%；農業勞動力佔比從建國初期的80%以上到現在大概是24%；農村人口占比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將近90%到現在大概為35%。

雖然這三個比例的結構變動很快，但與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距離農業農村現代化轉型的完成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我國目前農業勞動力佔比，相當於日本60年前、美國100年前、英國150年前的水平。這是因為，新中國剛成立時，產業結構過於低下，絕大部分人口在農村，絕大部分勞動力聚集在農業，所以需要通過很長的時間來追趕發達國家和實現現代化轉型。

02農村空心化

通常發達國家農業佔GDP比重為1%左右，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比重在2%左右，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20%以下。可以預見，我國還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三個轉型。由此也可以預言，中國農村的人口會進一步流失，總量會越來越少。據預測，到2035年中國農村人口大概會下降到3.5億，到2050年會進一步下降到2.5億左右。所以未來中國農村人口繼續流出是大趨勢。

如果這樣的趨勢不加遏制的話，鄉村將更大規模衰敗、凋敝甚至衰亡，所以這就是我們當代中國農村面臨的基本困境——包括人、地、錢全面流失，這種流失的規模非常巨大。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平均每年流失一千多萬，導致農村嚴重的空心化問題。中國農村的三留守問題，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主要是由於人口流失造成的。

土地長期取之於農用之於城，我們的城市和工業從農村大量徵地，但是收益卻很少回到農村。同時，由於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農村有大量宅基地閒置。根據國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目前農村閒置的宅基地和房子高達133億平方米、6000-7000萬套住宅。同時，農村的資金長期流向城市支持工業，使農村長期面臨資金空心化的問題。儘管近年來，我國加大了惠農支農的信貸支持，但“三農”信貸在信貸總額中的比例仍然不斷下降。面對這樣一個大趨勢我們必須做點什麼，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為了能夠避免鄉村的全面衰敗。

03資源稟賦

除了剛才説的這個符合全世界規律的轉型因素，我國的“三農”問題還有自身的國情原因。我國的人均資源稟賦較低，人均一畝三分地，户均不到10畝地。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表明，我國一共2.3億個農户，平均每個農户種的地只有7.8畝，耕種大於10畝地的農户只有2000萬户，所以小農户為主體是我們的基本國情農情，且在未來幾十年很難從根本上改變。

從全世界來看，“小農户為主體”的基本國情如果要實現現代化比較困難。放眼世界，大致有三種農業發展模式：

第一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它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代表的新大陸國家。這些國家人少地多，平均每個農户經營的規模巨大，所以農民種地比較容易變得富裕；

第二種模式叫“萊茵”模式，歐洲國家人均佔有土地沒有新大陸國家那麼多，農户經營的是中等農場規模。歐洲國家農產品價格較高，農業合作組織發達，政府也給予很多支持，所以農民的日子也比較好過；

第三種就是東亞模式，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和很多東南亞國家。人多地少，土地細碎，導致這些國家農民種地很難掙到錢，勞動生產率非常低。我國經過十年的土地流轉，現在平均每個農户種的地多了一點，大概也就10畝地，相當於0.7公頃，僅相當於歐洲平均水平的1/25，相當於美國農户平均經營規模的1/240，當然這只是平均數。

我曾在2015年訪問過加拿大大不列顛哥倫布省北部的一個農場，很吃驚地發現確實是很少的人種很多的地。三口之家，一對夫婦帶了一個孩子種了5萬畝地。我問他們，這麼多地種得過來嗎？他們説種不過來，農忙的時候還要再請幾個幫工。但是就算請幾個幫工也不會超過10個人。5萬畝地相當於我國一箇中等鄉鎮的土地規模。這個加拿大家庭居住的地方佔地十幾畝，全是各種大型農房，裏面放着各類現代化農業機械。從犁地、播種到運輸、收割，一應俱全。他們家院子裏面有很多大糧倉，裏面滿滿裝着收割好的燕麥。所以發達國家的農民非常富裕，這和資源稟賦密不可分。

而我國人均資源稟賦太少，雖然精耕細作但農業勞動生產率非常低。據測算，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點，與發達國家特別是農業強國相比有巨大差距。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目前大約只是美國的1/17，也就是説，17位中國農民辛苦一年的勞作相當於1個美國農民一年的價值。

這張圖上顯示了11個農業強國。哪些國家可以歸入農業強國，目前在學界有爭議，這是其中的一種劃分。這11個農業強國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發達國家，全世界如果按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作為標準，發達國家大概有40多個，而這40多箇中頂多有10幾個是農業強國。所以是發達國家不一定是農業強國，但農業強國一定是發達國家。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因為農業強了，國家肯定就強了。

當然，農業強國之間也是有差異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在沙漠種糧食、蔬菜、瓜果，其農業勞動生產率甚至高於第二、第三產業，是我國的25倍。這些國家裏面比較低的是日本，日本是我國的4.4倍。日本農業也屬於東亞模式，由於人口絕大部分到了城市，種地的人只有200萬，平均每一家種大概10公頃的地，雖然它的資源稟賦沒有歐洲好，但是科技能力比較強，所以也躋身農業強國。

04勞動生產率

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是導致中國農村困境的根源，也是農民收入低的根源。目前來看，雖然國家給予了很大的支持，過去十幾年農民的增收速度甚至還快於城市，但是現在城鄉收入仍有2.45倍的差距。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鴻溝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主要原因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一方面低於世界上其他國家，另一方面也低於我國第二、第三產業。

同時，在農民總收入構成中可以看到，農民目前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我們稱之為工資性收入，大概佔42%。第二位才是農業經營收入，大概佔35%。如果一個農户種糧食，他一年賺的錢相當於一個農民工在外打工一個月的收入，所以種地不掙錢，這就是農民只要有能力都會出去打工的原因。這也決定了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兼業農民，主要從事其他工作，捎帶着種種地，這是小農户國情導致的現象。

05農業科技

除了資源稟賦的原因，我國的農民收入低、勞動生產率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科技不發達。目前，我國農業科技的貢獻率只有62.4%，與發達國家平均80%以上的水平相比還有相當差距。農業最基礎的資源投入是耕地和水資源，我國耕地稀缺，水資源也稀缺，所以我們要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還要大力建設節約節水型社會，以水安全保障糧食安全。

在有限的基礎資源條件下，農業發展主要靠科技，一是農業機械設備的投入，二是種業提供支撐，而這兩個方面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有較大差距。目前我國的農作物綜合機械化水平只有73%，與發達國家90%以上的水平相比有相當的距離。同時我國種業整體也還處在生物育種階段，而發達國家已經普遍進入到智能育種階段。我國掌握自主育種技術的公司非常少，所以要實施種業振興計劃來填補這個短板。

為了彌補機械化方面的不足，我國還必須大力研發先進的農業機械。面向數字時代，未來農業的前進方向是大力發展智慧農業。目前，我國智慧農業的關鍵核心技術還處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我國的農業物聯網技術剛剛起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較大。所以未來如何抓住數字時代的機遇，加快智慧農業的發展是個大命題。

我説了這麼多是想展現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基本時代背景，在這個背景下討論鄉村振興的意義。有些人會問，既然鄉村發展困難，社會的大趨勢是城鎮化，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重視農村呢？最重要原因在於，農村擁有的核心功能是不能缺少的。比如，農村所具備的經濟功能，它提供糧食和農作物，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農村提供生態功能，綠水青山是生態屏障；同時農村也提供文化功能，它是文化傳承的載體。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農耕文明，農村是中國人的根，中國人都有尋根的文化。什麼是尋根的文化？就是我們念念不忘的故園，希望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是中國人的詩意生活。而這實際上就源於農耕，所以鄉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無論現代化怎麼發展、工業化怎麼發達，農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農村的核心功能是現代化的剛需。所以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放棄農村，到了一定階段，都要提出類似鄉村復興、鄉村振興或者新農村等行動綱領。

我國2017年以來，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健全現代經濟體系，守護生態屏障，建設美麗中國，同時也能夠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我們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對於實現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因此，鄉村振興戰略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意義重大。當然，我們看了很多的趨勢和案例後，深刻地意識到這個過程艱難，任重道遠。這也是當我們看到榕江村超這個案例之後感到興奮的原因。因為像榕江這麼偏僻落後的地方都能夠振興，如果其他地方也做對事情，是不是也能夠振興？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挖掘的案例。

/村超出圈密碼/

榕江到底做對了什麼？能夠在這麼落後偏遠、不利的條件下實現振興？

任何一個鄉村，如果要發展起來、實現振興，不可能憑空而來，一定要立足當地的條件。當地的條件就是鄉村具有的功能、擁有的特色資源。

首先，榕江有山水風光，貴州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好山好水，同時也是天然氧吧。榕江是國家生態功能區，也是貴州排名第三的高森林覆蓋率的縣城。榕江還有特色美食，瓜果遍地，有非常優質的西瓜，還有原生態錫利貢米和很多特色小吃。

榕江是貴州省民族特色文化之都，少數民族占人口八成以上，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它號稱是百節之鄉，有西瓜節、鼓藏節等各種各樣的節日，榕江人幾乎每天都在過節，所以民族文化資源豐富。同時，榕江還有豐富的人文資源，它是紅色革命老區，是當年紅軍第一個解放的貴州縣城。

榕江還有體育傳統，1950年代之後開始發展足球運動。早在八十年代就嘗試足球聯賽，現在榕江縣足協註冊的球隊有35支，註冊球員有1200多人。所以榕江雖然偏遠，比較貧窮，但它也是一個大寶藏。過去這些寶藏養在深閨無人知，在大山深處很少有人去、很少有人能看到它的美。因此榕江怎麼立足當地的條件，把資源用起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當地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2000年以來，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貴州省的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善。目前，榕江通了1條高鐵、5條高速公路，交通條件大大改善。近幾年榕江縣委縣政府下定決心一定要尋求一條跨越式的發展道路，榕江縣的主官立下軍令狀，榕江一定要出圈，限期完不成主動辭職。積極謀劃新的發展思路，利用新媒體把榕江的寶藏開發利用起來。引入新的發展理念，2021年，榕江縣提出，要把手機變成新農具、把數據變成新農資、把直播變成新農活。大力培育新媒體團隊，在社會各界幫助下培育了2200多個直播團隊、直播帳號1.2萬個。這些都構成了新媒體助推榕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這些謀劃之下，榕江開始進行跨越式發展的嘗試。這個嘗試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們經歷了多次試錯。在村超爆火之前，有5次不太成功的嘗試。這些嘗試的核心思路是如何把榕江各種各樣的特色資源和要素融合創新，提供對市場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務。這個思路應該説是正確的，但由於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嘗試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

第一次是把“侗年”和“鬥牛”結合起來，吸引了好幾萬觀眾，引起一時轟動，但鬥牛這個項目較血腥不太適合傳播，所以後來就沒有進行下去。第二次是把鬥牛場改造成一個大的體育場，嘗試了大山裏面的CBA，這也是比較早嘗試“村BA”的做法。但當時碰到了疫情，沒有推廣開來。第三次是把苗寨鼓藏節結合非遺蠟染等特色吸引遊客，但當地基礎設施配套沒有跟上，不能大量承載流量。而且鼓藏節13年一次，無法每年舉辦。第四次是把侗族的薩瑪節和馬拉松結合，舉辦了薩瑪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半程馬拉松。這次活動吸引了2000多家企業贊助、3000多個選手來參賽，但馬拉松不可能天天跑，沒有可持續性，項目不能持續帶動經濟的發展。第五次是再一次嘗試大山裏的CBA，把大山裏的CBA改名叫“觸地即燃籃球賽”，這個籃球賽有一定的起色，但由於貴州台江的“村BA”已經走紅，為了避免同質化競爭，他們就主動放棄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村超爆火之前，榕江經歷了很多嘗試。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很感慨，榕江的探索真的體現了自強不息的精神，也是我們的清華精神。這幕後策劃就是一位清華校友，他是法學系畢業的碩士叫徐勃，也是目前榕江縣長。當然村超後來出圈了，我們這位校友不用辭職，可以繼續做縣長了。第六次的嘗試終於成功，真的是苦心人天不負，這個故事非常勵志。

為什麼榕江村超最後能成功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融合創新。對當地資源、要素的融合創新，能提供社會上需要的、很不一樣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市場價值就有人來消費，所以可以看到，村超成功地把它的優良生態環境、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當地的特色美食和全民足球氛圍，加之新媒體運營，非常完美地結合，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體驗。原來足球可以這麼“村”，這種村氣、村味是我們之前很難想象的。很多人千里迢迢到了榕江，即使看不到村超比賽，只是坐在場邊、場外靜靜感受足球賽的熱鬧氛圍都覺得很值，這是全民足球的魅力，是一種非常難得的體驗，所以融合創新是關鍵。

第二，全民參與。榕江的做法並不是政府扮演主角，也不是政府大包大攬，主要是依靠人民，主要是為了人民，讓全民來參與。最近網上有個很火的帖子叫“村超背後有高人”，這個高人就是廣大的人民羣眾。

在榕江可以看到上至94歲的老奶奶——這是村超年齡最大的股東、贊助商，她拿出50元給球員買水喝；小到6歲的小教練，這位小朋友白天在學校認真學習，晚上到足球場教別人踢球。上到94歲老太太小到6歲的小教練，全民參與，這是村超成功的關鍵。徐勃縣長有一個非常好的概括，“發展靠羣眾，羣眾靠發動，發動靠活動，活動靠帶動”。實際上，村超堅持姓“村”，注重激發老百姓的參與熱情，讓老百姓共同參與、共同創建、共同受益。

第三，共創共享。政府、企業和社會都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強項，在村超的運行過程中都有效發揮了作用。首先是政府有作為，榕江縣委縣政府非常有謀略，為村超謀劃了三步曲。同時，他們實施了榕江縣域聚才計劃，大力引進各方面人才，目前已經引進235位社會各界的鄉村振興顧問，217位名譽村長。同時，榕江縣政府也非常重視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當地的營商環境，營造政通人和的氛圍。

其次是企業有動力。由於巨大的流量使榕江經濟獲得很多發展機會，很多企業都在圍繞村超的IP創辦各種各樣的文創產品。如果你們去榕江看村超，已經能夠吃上村超牌米粉，未來很快能喝上村超牌可樂，這些企業賺到錢後也主動回饋村超。村超很多比賽都會放煙花，這些煙花沒有一場是政府來花錢，都是由當地的小商小販、酒店、飯店老闆，還有煙花企業自發資助或者贊助來燃放的，就是為了用他們的行動來為村超助一把力、添一把火，所以這是企業真的有動力。

再次是社會有活力。社會有活力體現在全民參與，徐勃縣長總結説，“‘村超’是人民主體、人民主創、人民主推、人民主接”。首先是人民主體，就是參與這些賽事的所有球隊，包括他們比賽的流程、規則、組織，全部自發。人民主創，所有啦啦隊表演都是村民自發編制，充分發揮當地少數民族的智慧和創造性。人民主推，上萬名村民們自發拍攝村超的各種燃點、熱點，拍攝榕江發生的好人好事，傳遞榕江的真善美。全民主接，大量遊客湧入榕江，榕江人民自發地把自家不用的房子騰出來免費讓遊客住，製作很多美味食物免費給遊客送去，同時自發組織車隊免費接送遊客。當比賽非常精彩時，他們會設置寵粉區讓這些遊客到現場看，而自己在家看直播。這些就體現了人民主體、人民主創、人民主推、人民主接，真的是全民參與。我想正是由於充分共創、充分共享，讓榕江藉助新媒體的東風，找到了一條把足球比賽轉化為鄉村振興驅動力的新路子。

村超的火爆給榕江的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村超的出圈有力地推動了當地鄉村振興。這些故事使我們產生了一個更強烈的印象，就是鄉村振興背後確實有規律，這個規律就是我們的多元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市場、社會）怎樣通過創新融合盤活當地資源要素、創造出有吸引力的商品價值、服務體驗，並鏈接到大市場裏面、產生市場價值。因此，村超做對的這三點，就是推動全民參與，經由共創共享，實現融合創新，進而實現鄉村振興。

我説了這麼多，最重要的是傳遞一個觀念，村超的成功本質上是有效公共治理的成功，有效的公共治理是鄉村振興的關鍵。這麼説比較抽象，什麼是公共治理？如何來理解成功的公共治理？我想把話題再繞得遠一點，分享一下我們課題組在過去十幾年間做的研究，看一看如何能夠實現有效的公共治理，讓多元主體能創新融合多元要素來實現鄉村振興。

/農村公共治理/

01農村發展三大主題

中國的農村始終面臨三大主題，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側重。第一大主題是要滿足基本生存，我們國家花了幾十年時間解決吃飽飯的問題。近兩年我國糧食不斷增產創造新高，總產量已經接近7億噸。但在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國的糧食產量只有1.1億噸，直到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4年糧食總產量才突破了4億噸，算是基本解決吃飽飯的問題。

吃飽飯之後就要謀求農村的經濟發展。八十年代之後，農村處處辦工業，鄉鎮企業紅火一時。到了九十年代，由於市場化的深化，工業企業都跑到了城市、工業園，農村的鄉鎮企業衰落。所以九十年代中後期，農民大量進城打工，農村的人口加速流失，農村的經濟變得日益艱難。

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原黨委書記李昌平在2000年斗膽給國務院總理寫了一封信，兩年之後他用這個信的內容出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説實話》，核心説的是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實際上它反映了新世紀前後中國農村經濟面臨的深刻困境。當時農村發展停滯不前，城鄉差距拉大，財政投入嚴重不足，且糧食產量出現滑坡。

所以從2004年開始，中央又開始重新發布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直到今年連續發了20個。2003年之後，中國農村的經濟形勢發生了改觀，農村經濟持續增長，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在2009年之後不斷縮小，糧食連續20年豐產，近年來還在屢創新高。

農村經濟發展的危機解決了，但是中國農村又面臨着第三個主題——有效治理問題。這個問題在過去很多人沒有關注到，為什麼我們課題組會關注這樣個問題呢？2015年年初時，我在水木社區上看到了這樣一個帖子，有一位大學生曬了他的返鄉見聞。他回到家鄉之後非常吃驚地發現，農村裏面房子越蓋越高，但村裏環境變得更糟糕了，水很髒、垃圾遍地，但是老百姓對這個現象好像視若無睹。

這個帖子引發了我的思考，因為我小時候也在農村生活過，當時農村雖然很窮，但是生態環境很好，綠樹成蔭，到處是池塘，民風純樸，村容整潔。但是現在農村變富裕了，住房也變好了，但垃圾遍地、污水橫流，這是挺奇怪的現象。

02集體行動是有效公共治理核心

我們課題組對這個問題研究後提出，中國的農村出現了“發展悖論”。什麼是“發展悖論”？就是經濟變好了，糧食每年都豐產，農民收入也在不斷增長，基礎設施越來越好、樓房越蓋越高，但是農村公共服務短缺，農村的村容環境髒亂差，農村水利等公共設施普遍廢馳，生態環境惡化，我們到農村的感受變差了。這種反差實際上是一種悖論，本質上它是一個公共治理問題。

2016年，我們課題組在《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發表了一篇論文叫《中國公共事物治理的危機與響應》，指出中國農村出現了治理危機，必須要想方設法響應它。我們從學術的角度認為公共事物治理危機的核心是集體行動能力的下降。

集體行動是一個比較學術化的詞語，它是一個西方的舶來品，從學術上來講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按照個體理性去做事情，但是形成的結果確實集體非理性，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這種背離被稱為“集體行動困境”。如果是私人物品，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利用市場機制配置的特點是每個人的個體理性和社會所希望的結果相匹配。這裏面沒有集體行動困境，它完全自洽，所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揭示了一個偉大的定律，市場經濟的原理就是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後卻成就了整個社會的繁榮。

但是這只是對於私人物品而言，對於非私人物品，所有帶有公共性的物品，個體理性的加總與集體理性通常都會出現背離。這個背離有不同的表述，如公地悲劇、囚徒困境、外部性、集體行動邏輯等。我在美國的訪學導師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一生致力於研究這個問題，研究了5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她2009年成為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我跟隨她訪學，進一步深入地理解了集體行動理論的重要性。集體行動是促進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如果一個社會能夠促成有效的合作，實現成功的集體行動，就能夠解決各種各樣的公共治理問題。因此，有效的集體行動是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核心。

我今天要介紹的研究基於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做的調查。清華農研院從2012年開始，每年暑期都在農村開展百村調查。十幾年來，一共調查了中國2200多個村莊，調研訪談了45000多個農户，形成了一個大型數據庫。這個數據庫有一方面的內容是關於農田水利的，也就是灌溉系統的研究。為什麼我們會聚焦灌溉系統呢？因為灌溉系統在公共治理研究中非常重要。在奧斯特羅姆5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灌溉治理、水治理。奧斯特羅姆常説，“灌溉系統之於制度分析學者就像果蠅之於生物學家一樣”。生物學家利用果蠅來揭示遺傳基因的奧秘，果蠅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實驗對象，基於它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到整個生命科學。灌溉系統也是這樣，我們可以基於灌溉系統的研究透視人類的合作行為。

利用清華農研院的數據庫，早在十年前我們就吃驚地發現，中國農民灌溉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個變化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的農民長期利用明渠灌溉澆地，這個傳統維持了兩千多年的時間。但是我們收集的數據表明，中國的農民現在越來越不靠明渠灌溉，主要轉向抽水灌溉和打井灌溉。抽水灌溉和打井灌溉加起來已經超過了明渠灌溉的比例。例如，湖北省是中國的千湖之省、灌溉大省，但是出現了嚴重的渠道廢除的現象。

中國的農民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行為變化？經過很多研究，我們逐漸明白，有很多因素讓農民越來越不合作，導致了農村集體行動能力下降。這些因素大概分成三組，至少有十個。

首先自然條件、水土資源的惡化，是農民不合作的一個很重要的自然因素，通常自然條件差，比如人均資源稟賦很小，則不利於人與人的合作。如果資源惡化，不確定性變高，也會讓人們更加不願意合作。中國的水土資源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惡化，降低了農民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組因素是經濟社會特徵，比如勞動力大量外流、村莊的老年化、人口結構的變化等。村莊裏的老百姓越來越不靠農業，現在只有1/3的收入是通過農業經營獲取，所以農民不太在意類似灌溉這樣的公共事物。農村的貧富差距拉大，對農民的行為形成了深刻影響。例如，湖北的渠道灌溉需要上下游之間相互商量，下游需要請上游配合才能用到灌溉的水資源。但在湖北農村的很多地方，大家寧願自己打井也不願意找上游的農民商量，因為商量就可能被拒絕因而慪氣，所以他們把打的這種井叫“慪氣井”，這就反映了農村的經濟社會變遷帶來農民的不合作。

第三組因素是規則制度特徵，農村很多治理趨勢不利於農民合作。例如，在農村實施正式的懲罰比較困難。在我們調研的上千個村子中，農民普遍不交水費，且只有不到25%的村子對不交水費的行為實行了懲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農村自然資源產權改革，40年前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分田到户；後來南方的很多省份集體林權改革，分林到户、分山到户；再後來西北地區草原家庭承包制，分草到户。近年來我國開始水權試點改革，一些地方試圖分水到户。自然資源細分化導致了產權的碎片化，更加不利於農民合作。

基於這些因素可以理解為什麼農民越來越不合作，為什麼越來越多農民轉向自己打井、自己抽水來解決灌溉，而不選擇和別的農民合作來解決灌溉，也就是集體灌溉衰落這個現象。

03影響農村集體行動的因素

在這個方面我們做了進一步研究，其中之一是想理解勞動力外流這個重要變量如何影響灌溉集體行動。我們課題組2016年在國際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揭示勞動力外流對集體行動形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這是文獻中第一次利用實證數據去證實勞動力外流對公共事物治理的影響。

研究發現，勞動力外流主要通過5箇中介變量形成了影響，包括村莊的領導力、村莊歸屬感、資源的依賴程度，村民間的異質性和社會資本。如果我們不考慮中介變量，勞動力外流本身確實對集體行動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是如果把5箇中介變量放進去之後，發現勞動力外流對灌溉集體行動的負向影響消失了。這就説明，勞動力外流本身並不必然導致集體行動的衰落。我們看到的勞動力外流影響了集體行動的表象是通過一系列的中介機制來實現的，比如降低了村莊的領導力、農民的歸屬感、農民對農業資源的依賴性，加大了農村的異質性，削減了農村的社會資本。這個研究還定量地揭示了到底哪些因素對於農村集體行動特別重要。

首先最重要的是領導力，其次是社會資本，再者是村莊的歸屬感，然後是資源的依賴性，這些因素對人們的合作行為產生最深刻的影響。所以這些研究讓我們認識到，不能把農村問題的板子都打在勞動力外流上，而且反過來有一個重要含義，即我們有可能通過干預這些中介機制，在勞動力繼續外流的情況下還讓村莊實現有效的治理。

那麼這些辦法是什麼呢？

比如，反向供給村莊的領導力：脱貧攻堅期間，國家向農村派了300多萬駐村工作隊員，派駐了約50萬第一書記，其實都是反向注入了領導力。

提高農民對於村莊的歸屬感：現在大力搞組織振興，在農村搞黨建組織、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就是為了增加農民之間的連接，這種連接多了就增加了農民對村莊的歸屬感。

大力發展農業產業：讓農民從土地、農業上獲得更多收入，增加對農業農村的依賴性。

推進農村共同富裕：減少貧富分化，也有利於農民合作。

促進農村文化振興：讓農村更有凝聚力、向心力，避免社會資本的進一步下降。

正在農村做的這些事，都有助於在勞動力大規模外流情況下，增進人們的合作也就是集體行動，進而讓農村不至於衰敗，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有效治理來解決農村面臨的問題。

經過近幾年的努力，我們課題組還揭示了灌溉集體行動的有利影響因素。例如，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農村近年來強化基層治理的舉措和數字鄉村的建設、農村市場化的深化等，都有助於增進農民的合作。

比如，農村從2013年以來的“三權分置”改革，帶動了農村的土地流轉，而土地流轉對集體行動有非常正面的影響；農村市場化的深化，使社會化服務、土地託管在農業經營中廣泛使用，很大程度上增進了農民的合作；還有現在農村基層治理改革中推進“三治融合”，也增進了農民的合作。發現的這些有利因素越來越多，也讓我們對農村治理的判斷，變得越來越樂觀。

因此，農村問題最重要的是看到整個系統，這是公共治理的視角。有效的公共治理，就是要想方設法抑制不利因素，增進有利因素，讓有利因素對沖不利因素，這樣農村才能治理得更好。

那麼，多元主體如何通過共創共享實現融合創新？有效治理關鍵到底是什麼？我們的研究揭示了，這裏面有一類因素是背景性因素，比如數字化、市場化等時代賦予的有利條件，這些力量對於農村的集體行動是正向的帶動。所以鄉村振興、鄉村治理一定要把這些背景性的有利條件用夠用足。我這裏提出五大動能，分別是組織引領、市場牽引、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數字賦能。如果能充分利用五個動能，就能夠更方便地讓多元主體通過共創共享，實現多元要素的融合創新，最終能夠帶動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這就是所謂的五大振興。

04鄉村產業振興模式

五大振興的基礎是產業振興。鄉村的振興首先是產業的振興，產業是基礎。產業的振興大概有兩類模式，第一類模式是農文旅融合的田園綜合體模式，第二類是以特色農業為基礎的一二三融合模式，這兩類模式都是以“農”為切入口來做文章，把融合的文章做大做足。

第一類路徑是農文旅融合的路徑。我給大家舉兩個案例，第一個案例是江西贛南大餘縣的大龍村，也就是丫山案例。丫山是大龍村的一部分，2007年以前，大龍村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山村，也是一個貧困村、空心村。2007年，當地的鄉賢唐向陽返鄉創業，開始依託當地的生態資源發展文旅產業，用了十年的時間打造了一個丫山景區，現在成為江西的文旅名片。丫山景區去年接待遊客200多萬人次，創造數億元收入，帶動當地老百姓收入迅速增長。

這位企業家唐向陽經營有道，他的經營方式是“三變三金”，就是“村民變員工、員工變股東、股東變老闆”，讓村民可以“進村務工拿薪金，資源入股領股金，房地租賃收租金”。丫山景區平台讓職工都眾籌當老闆，讓每個員工享受多份收入。去年我到丫山調研，走訪了很多丫山的員工，這些員工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幸福感十足，這是一個企業家無中生有帶來成功的鄉村振興典型案例。

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這個案例更加有名——陝西咸陽的袁家村。20年前，袁家村默默無聞，2007年，當時的普通公務員郭佔武回到家鄉，擔任了村支書。他把關中地區的民俗資源、小吃資源都匯聚到袁家村，打造民俗旅遊。這個思路經過幾年的發展獲得了很大的成效，他先後組建了9家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分別生產不同的小吃，如酸奶、辣子、豆腐腦等。合作社由村民和村集體共同持股，實行股份制，股份制滾動運營帶來了非常大的村民集體經濟收益。去年遊客量達660萬人次，營收額10億，村民人均年純收入超過15萬元。把一個普通的關中村子打造成了一個明星村，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村支書能人帶動實現鄉村振興的案例。

這是第一類農文旅融合模式，並不具有完全的普遍性。

第二種是以農業特色產業為基礎的一二三產融合模式，這種模式更具有普遍性。我們也來看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山東省菏澤市曹縣丁樓村，兩年前曹縣火爆出圈，網上流行幾個段子，“寧要曹縣一張牀，不要上海一套房”、“宇宙的中心曹縣”。曹縣當年是菏澤下面比較偏遠、窮困的縣城。2009年返鄉的農民工任慶生夫婦回鄉創辦了第一家淘寶店，2010年接到了廣東的單子，他們賣當地農民生產的演藝服裝掙到600塊錢，賺到第一桶金。村民看到這個甜頭後紛紛加入，當地政府以此為契機，在基礎設施、電商培訓、税收、技能各個方面給予大力支持，支持當地老百姓抱團發展。這個地方很快成為了淘寶聚集村，300多户農民家家户户都開淘寶店，現在規模非常大，去年全村全年銷售額達4.5億元。農村有非常便宜的勞動力、土地、農產品等。過去和市場太遠，要通過很多中間流通環節，現在則可以從農村、田地直接到城市、餐桌，實現無縫對接市場，所以電商帶動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模式。

第二個例子是福建漳州市詔安縣的西梧村，十年前這個村子是一個海邊的普通小村，村子管理欠佳。農民到處亂佔灘塗、經常打架上訪，村子的面貌也是髒亂差。當地流行一句話叫“西梧村的路顛，西梧村的水鹹，西梧村的環境人人嫌”，是一個處處惹人嫌的村子。十年前，當地村支書吳志雄下定決心要改變村子的面貌，把被侵佔的灘塗集體資產收歸村裏，建造基礎設施、打造新的農業項目。同時，借“萬企興萬村”的契機，在2015年和一個生態科技公司結成對子，把過去大家都丟棄不用的牡蠣殼轉變成土壤調理劑，一下帶動當地100多個村民就業，實現了變廢為寶。所以短短几年時間，西梧村的人均收入就增長了6倍，從過去一個髒亂差的村子變成福建全省十個鄉村建設典型的示範村之一。

分析這四個案例之後就能更深刻體會到什麼叫利用時代發展的紅利和動能來促進村莊的發展。四個案例從不同側面生動反映了市場牽引、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數字賦能，而且都共同體現了組織引領，當地的政府、村組織、帶頭人在裏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見五大動能是推動鄉村發展重要的積極因素。

所以有效治理是有規律的，關鍵是多元主體協同。仔細分析這些案例，還可以歸納讓多元主體實現協同創新的“五大要件”。第一是領導力，不論是村幹部、當地能人，還是返鄉企業家，總之要有帶頭人，沒有帶頭人事情是很難做起來的，領導力特別重要。這裏面還要有共識凝聚，要有創新的理念，而且能夠被大家所接受。還有特別關鍵的是要有內生動力，當地老百姓自覺自願去做的，才是可持續的振興。如何能夠激發內生動力呢？最關鍵是要實現利益聯結。我們可以看到在每一個案例當中，都是通過創造性的方式讓多元主體的利益聯結在一起。當然，這些案例還體現鄉村振興都需要一個能力培育的過程，並不是有一個新的想法就能很快振興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要振興起來，短則三五年，長則八年十年，它有一個學習、試錯、與時俱進，不斷調適的過程。這五個要件是讓多元主體真正實現共創共享的關鍵。

05“千萬工程”與共創共享

上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剛剛閉幕，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是：學習運用“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的經驗，有力有效推進全面鄉村振興。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特別提出來學習“千萬工程”，最重要是學習它藴含的發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進機制，所以我們不要簡單來學浙江的具體做法，而是要學習“千萬工程”的思想精髓。“千萬工程”其實是一個公共治理的大工程，其中特別關鍵的經驗，是把共創共享的五大要件做得非常充分，我們下面來簡要看看浙江如何來做的。

首先是領導力。浙江充分發揮了中國特色的體制優勢，實現了從黨中央到浙江省，再到基層黨組織和村幹部的多層次的領導力的供給。

第二在共識凝聚方面，實際上浙江在很多方面的理念比較超前、創新。比如20年前就提出要堅持農民主體、堅持一切按照農民的需求，還有2005年習總書記提出的“兩山理論”，把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

第三是內生動力，走好羣眾路線，激活自治，促進“三治融合”。

第四是利益聯結機制。浙江堅持共建共享的理念，讓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各種村務，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第五是能力培育。浙江20年間不斷升級“千萬工程”，這是一個學習試錯和不斷調試的過程。

浙江目前是全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過去十幾年間是全國唯一所有地級市都能夠吸引人口淨流入的省份，“千萬工程”對鄉村振興的帶動作用可想而知。所以浙江是一個範例，“千萬工程”有很多經驗值得學習。

今天通過分析村超的經驗、幾個鄉村振興的案例和“千萬工程”的實踐發現，他們共同做對了幾個事情，即有效利用五大動能，協同多元主體，通過共創共享，激活多元要素，實現五大振興。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要實現共創共享。村超之所以能夠爆火，就是因為共創共享的五大要件它做到了最大化，“千萬工程”搞了二十年取得這麼大的成效，也是因為在共創共享方面做得非常充分。鄉村振興雖然很難但確實是有辦法的，鄉村振興是有希望的。

但公共治理沒有萬能藥。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極其多樣，需要有多樣性的制度安排去適應每一個地方特定的條件。所以公共治理本身也需要多樣性的機制安排，而這種多樣化的安排背後仍然有一些規律可循，這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共創共享五大要件。因此，如果能夠通過五大要件實現共創共享，就可以實現利用有效的公共治理實現鄉村振興。有效的公共治理，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各個地方的幹部羣眾，我們的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能夠同舟共濟，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共創共享建設美好家園。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