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推動民主概念在中國落地，中國共產黨是第一推手

“民主”一詞通常被認為是西方政治的產物，對很多國家或地區而言，是一種舶來品。早年，“民主”一詞是如何傳入中國，並在中國話語體系內傳播、演變，甚至在中國的革命歷史中得到推廣與實踐？

在2023年12月23-24日舉辦的“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六屆年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指出，在中國，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來自於所謂的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而是中國共產黨。

《湘江評論》創刊號 資料圖

王紹光：

不管在今天的世界，還是今天的中國，“民主”都是非常流行的關鍵詞。“民主”是怎樣進入中國話語體系的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根據全國報刊資料關鍵詞頻率的統計，“民主”這個詞在近代報刊資料中第一次出現是1872年，比“立憲”與“共和”都要早。”立憲”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流行起來，有一段時間出現的頻率非常高，比“共和”這個概念都要高得多。

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麼意思，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民主”是什麼意思。

“民主”在中文裏是一個老詞，在《尚書》中至少出現過3次，那時候“民主”指的是“民之主”，即民的主人。到1860年前後，幫助英國人翻譯英國史的蔣敦復大概是中國最早對政體劃分有一點體會的人。他説：”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君為政……一民為政……一君民為政。”後來在一封信裏面，他又將“民為政”稱作“民為主”。此後，一些人將“民為政”、“民為主”縮寫成“民政”或者“民主”。此處所謂“民主”是指與“君主”對立的共和制。

19世紀七八十年代，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裏開始出現“民主國”“民主之國”這樣的表述方法。此後，直到1912年以前，“民主”“民主共和”與”共和民主”經常混用，它們對應都是“立潑勃立克”（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

Democracy最早出現中譯，是在1822年出版的《馬禮遜英華字典》裏，當時把這個英文詞翻成了“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此後幾十年，英漢字典一般都把這個詞翻譯成“多人亂管、小民弄權”，“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理”，或者“民政”。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8年，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譯科進士”顏惠慶，組織上海聖約翰書院和香港皇仁書院的師生，共十幾個人，編出了《顏惠慶英華大辭典》，其中將Democracy翻譯成“民主政體”、“民政”、“庶建”。“庶建”這個譯法來自於嚴復。嚴復最初將“德謨格拉時”解釋為“國民為政之制也……又名公產，又名合眾”。後來，他又將其翻譯成“庶建”，稱“庶建乃真民主”。但嚴復並不喜歡Democracy。

儘管，顏惠慶對Democracy的翻譯已接近現在通行的譯法，但當時並沒有什麼人注意它。一直要等到辛亥革命以後，Democracy才開始真正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從1912年起，不斷有人試圖翻譯、引介這個概念，先後出現了“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義”、“庶民主義”、“民治主義”、“德莫（謨）克拉西”、“平民主義”等譯法，直到1920前後，才出現“民主主義”的譯法，其推手主要是後來的共產黨創立者。再過十年，這個譯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一個是章士釗，他以前是一個非常激進的革命黨，但是1906年出國留學後，變得沒有那麼激進了；1912年初從英國回來後，幫國民黨編《民立報》，但因理念不合，很快就被踢走了。

章士釗在英國讀了一些書，把美國人柏哲士（此人是美國政治學科的創始人）與英國的梅因和戴雪著作中的Democracy翻譯成“平民國家”“平民政治”，還説“平民政治，多數政治也”。

當時與梁啓超一起編輯《庸言》雜誌的吳貫因認同章士釗的理解，同時認定，“苟人民之程度低下，則以多數為政，實足為致亂之源”。據此，他將“平民政治”貶為“眾愚政治”、“眾亂政治”、“眾惡政治”。

章士釗雖然將democracy引入中文世界，但他本人並不主張平民主義，而是主張“以平民之國家而建立貴族之政府”。

1913年春，宋教人遭到暗殺，二次革命將起。梁啓超認為當時的國民黨是暴民政治，説“暴民政治之禍更勝於洪水猛獸”。二次革命興起後，袁世凱也發了一個法令，開頭第一句就講到：“暴民政治為國家之大患。”章士釗雖然跟着孫中山到了日本，但他認為革命黨建立南京政府，也屬於暴民政治、暴民專制。

在這種背景下，朱執信在1914年發表《暴民政治者何》，認為將柏拉圖的“地莫克拉底（Democracy）”稱之為“暴民政治”也未嘗不可。他説“暴民者，一般人民之暴，非少數人之暴”“革命者皆暴民，雖曰為暴，罪不在民”。他認為多數人統治的暴民政治肯定比少數人統治的寡頭政治要好，更不要説像袁世凱那樣一個人統治的僭主政治了。

朱執信很早便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05年就節譯了《共產黨宣言》，是中國最早翻譯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人之一。

1915年5月底，曾經在日本留學6年的張東蓀在章士釗編輯的《甲寅》月刊上發表了《行政與政治》，其中提到“近世國家、新式政治，得一言以蔽之曰：‘惟民主義也’”，他把Democracy翻譯成了“惟民主義”。這個譯法很快就被當時也跟着章士釗一起編《甲寅》的撰稿人採用，比如説陳獨秀、高一涵、李大釗，這些人後來都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

後來還有一位是陳獨秀的好朋友，叫劉伯垂，與董必武都是湖北共產黨建立最早的創始人之一。他在1919年還辦了一個刊物《惟民》，鼓吹“德謨克拉西（Democracy）”。

但是張東蓀本人很快就放棄了”惟民主義“，改稱“庸眾主義”，贊成賢人政治、貴族統治。

接下來的一個人物雖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寫得很少，但我覺得很重要。此人叫陳啓修，精通法語，在日本留學十多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專業，1917年受聘北大，成為法科教授，還有一段時間擔任政治系主任。但很可惜，解放以後大家都不知道陳啓修，因為他後來把名字改成叫陳豹隱。建國後，經濟學界只有兩個一級教授，一個是北大的陳岱孫，一個就是陳豹隱。

1917年4月，陳啓修發表一篇文章叫《國憲論衡》，其中指出，“Démocratie 的中譯近有改為惟民者，意較貼切，然猶恨偏重pour le peuple（民享），而於du peuple（民有）和par le peuple（民治）之義，不能兼含”。因此，他建議把這個詞改譯成“庶民主義”。

之所以選用“庶民”是因為，“庶者，all之謂也，庶民者，全體之民也”；之所以選用“主義”是因為，，在他看來，“XX主義”是主張，“XX政治”只是對形式的描述而已。顯然，陳啓修明確表態，他主張“庶民主義”。不僅如此，陳啓修進一步指出，從長遠來講，即使西方的代議制也是不值得倡導的東西，早晚“直接的共和制”將替代代議政治。由此可見陳啓修的思想在當時比較激進的。陳啓修後來也加入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譯者。

李大釗比陳啓修小三歲，與他關係十分密切，也在思考如何翻譯、引介Democract。1917年8月，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裏邊講：“‘民主’一語，在常俗用之，亦與‘共和’相混，彷彿皆專指國體之形式也者。為正名之計，莫如以‘共和’一語，專被之於‘不立君之國體’（此處用‘民主’亦可），而別以‘民治主義’譯Democracy，以示吾民非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國體，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義’之實現與發達”。這時候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六、七年了，大家還是搞不清楚民主和共和的區別，經常混在一起。為釐清概念，李大釗建議用“共和”、“民主”來指稱沒有君主的政體，另外用“民治主義”來翻譯Democracy。

同年9月，有一位在晚清政治變革中起過很大作用的人，名叫孫洪伊，發表兩篇長文，“揭櫫民治主義為旗幟”。當時，孫洪伊的社會影響力比李大釗大得多，兩篇文章被廣泛轉載。我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李大釗寫的。

由於種種原因，前面我介紹的“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義”“庶民主義”都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使用的頻率很低。但是“民治主義”出來以後，不管是梁啓超，還是國民黨人士（比如邵力子、廖仲愷），還是共產黨這方（如惲代英、陳獨秀、陳望道、陳啓修），都開始用民治主義的提法。

比李大釗稍晚，孫中山也開始使用“民治主義”。如果我們查閲《孫中山全集》的話，“民治”出現的頻率比“民主”這個詞的頻率要高得多。事實上，孫中山後來對三民主義重新解讀時，便把以前的“民權”改成叫“民治”。

“民治”出現的頻率，1900年-1930年

因此，“民治”很快就變成了國民黨方面對Democracy的權威翻法。1946年，國民黨制訂憲法時，便將“民治”寫進了第一條裏。如上圖所示，1918年以後，“民治”在中國的近代報刊上出現的頻率都挺高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末。

第六位是陳獨秀。1919年初，陳獨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發表文章，明確宣佈該刊的宗旨是“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但他並沒有對“德先生”的內涵進行解讀，真正做出詳細解讀的是當時北大哲學門的學生譚平山，他發表了長文《“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譚平山後來也是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不過，用音譯的方法不便於傳播，如下圖所示，“德莫（謨）克拉西”高頻出現的時間只有短短一兩年。

接下來就是毛澤東、李大釗。1919年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在宣言裏他就倡導“平民主義”，而且他特別註明“平民主義”指的是“克莫克拉西（Democracy）”，又被譯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李大釗在1921年共產黨成立以後有一篇很長的文章，影響也很大，叫《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他在其中專門説到了為什麼要用“平民主義”代替此前他使用的“民治主義”：““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進至於今日，德謨克拉西的涵義，已無復最初Rule之意了。Rule雲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為治人者，統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統制，一服從。這樣的關係，不是純粹德謨克拉西的關係。現代德謨克拉西的意義，不是對人的統治，乃是對事物的管理或執行”。半年後，李大釗在另一篇文章中強調，“現代平民主義的目的已全不在統治，而在屬於人民，為人民，由於人民的執行”。

1920年四五月份，陳獨秀開始籌辦組建中國共產黨，他校閲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其中陳望道將Democracy翻譯為民主主義。

同年9月，《新青年》改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陳獨秀開始在上面發表文章，用民主主義取代了其他的譯法。其實，此前，李大釗也曾使用“民主主義”指稱Democracy，他在1917年4月16日發表過一篇文章，其標題便是《大戰中之民主主義（Democracy）》。中國共產黨其他早期黨員，包括李達、鄧中夏、劉仁靜、黃日葵等在共產黨成立前後也都開始用“民主主義”來翻譯Democracy。

共產黨成立以後，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對中國共產黨影響非常大，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就正式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並明確提出，“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條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但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提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民革命”口號來取代“民主革命”。當時，陳獨秀寫文章稱，國民革命實際上就是民主革命，提法變了，但內涵並沒有發生變化。

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它的宣言也接受了國民革命這個口號，很快變為“全國普遍的口號”。一直到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中國共產黨才放棄國民革命的提法，重提“民主革命”或“革命的民主主義”。到20世紀20年代末，民主概念生成，這個詞與Democracy連在一起，開始超越了其他各種各樣的中文譯法，包括“民治”。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他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新民主主義論》出來以後，一邊是一派叫好，另一邊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包括從共產黨叛黨出去的葉青等人寫文章專門攻擊《新民主主義論》，一攻一守，思想上激烈的交鋒，使得“民主主義”這個詞深入人心。

所以，如下圖所示，到1940年以後，民主就取代了民治，成為通行的概念。

總結一下，在中國，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來自於所謂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包括無政府主義派，而是來自於一大批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影響的中青年思想家，包括朱執信、廖仲愷、邵力子、高一涵、劉伯垂、陳啓修、譚平山、陳望道、鄧中夏、李達、蔡和森、惲代英、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這些人中很多都變成了中共的首批黨員。

因此，我這篇發言的結論很簡單，在推動民主概念在中國落地方面，中國共產黨厥功至偉，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推手。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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