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葉斯·克萊因：新自由主義之後，美國兩黨依然找不到方向

【文/朱利葉斯·克萊因，翻譯/馬理銘】

與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的震盪和混亂相比，拜登時代看似迴歸正常。不僅如此，事實上就立法成就和官方政策而言，喬·拜登帶來的變化遠超過他的前任。

兩項一度代表着特朗普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相互關聯的歷史性發展——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終結和“歷史終結論”的終結——現在正被一個明顯屬於建制派、中左派的白宮所制度化。不過如果特朗普代表了對新自由主義共識的革命性顛覆，那相比之下拜登政府還未能建成新的政策秩序或實現選舉政治的洗牌。儘管拜登政府通過了一些重要的（有時是靠着兩黨合作完成的）立法，其中包括旨在推動美國半導體生產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降低通貨膨脹法案》，但美國的文化與選舉極化現象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維度，民調顯示，2024年的選舉結果依舊懸而未決。

美國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2024年1月3日發佈民調顯示，特朗普支持率領先拜登1個百分點 圖自：社交媒體

所謂的新範式最常見的名稱仍然是“後新自由主義（post neoliberalism）”，這表明達成新共識的難度很大。在選舉、文化、知識等方面未能鞏固新秩序的背後，是寡頭社會既有的黨派框架與地緣政治、經濟和技術競爭新時代的挑戰之間的鴻溝。現在，左翼和右翼聯盟都面臨着他們沒有準備好去打的仗，而且都未能像羅斯福或里根那樣實現人們殷切希望的“重組”。相反，美國的經濟戰略、文化辯論和外交政策都仍陷於不安的間歇期。

對什麼是後新自由主義的困惑源於對什麼是新自由主義的不完全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和捍衞者都傾向於接受其意識形態的自我概念：資本、商品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經濟政策與民主政治的隔離；公共服務的私有化，等等。因此，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終結往往被認為意味着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國家”多一點，“市場”少一點，或者像經濟學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在最近的一本書中所説的那樣，“波蘭尼”多一點，“哈耶克”少一點。這種學術方法也許適合於思想史，但卻無法為國家干預提供前進的方向。它也沒有充分説明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經濟激勵機制和企業行為的具體變化。新自由主義治理不僅僅是改變了財富的分配，也不僅僅是縮小了國家的規模（在美國，後者可以説從未實現；只是削弱了國家實施公共項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激勵了特定的財富創造模式，由此導致的企業和投資者行為的變化可以説是新自由主義革命最深刻、最持久的影響。

正如赫爾曼·馬克·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所指出的那樣，在20世紀中期由大型綜合製造商（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氣等）主導的福特主義經濟中，最賺錢的公司也是最大的僱主和資本支出者。然而，在新自由主義轉向之後，出現了一種新的“破裂的”經濟模式，知識產權和金融租金成為企業利潤的主要驅動力。在裂變經濟中，最賺錢的企業——今天領先的科技和金融公司——僱員和資本投資需求相對較少，大多會將實體生產與基礎設施外包出去。

這種破裂式經濟的誕生源自美國對20世紀70年代危機的回應。在美國的大型綜合製造商不再能主導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之後，美國公司的業務越來越圍繞着知識產權和金融租金，並將製造業外包出去。這一系列轉變並非總是有意為之的，政策以外的因素（如技術變革）也發揮了作用。

2023年二季度，美國信用卡債務規模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 圖自：路透社

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為這一轉變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理由，而相關的政策變化則是關鍵的催化劑。例如，從20世紀80年代到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美國的貿易政策一直都在降低關税、減少對國內製造業的保護，同時加強對知識產權以及外國投資者權利的保護。在反托拉斯法中，對縱向壟斷的限制逐漸被削弱，這使得蘋果等公司可以攫取絕大部分利潤，並在無需生產產品或直接僱傭工人（並無需與大部分工人分享利潤）的情況下對供應商和勞動力實施有效控制。專利法越來越有利於大企業，聯邦層面的研發政策也發生了變化，使得政府研究成果更容易被私人化、商業化。公司治理的變化增強了機構資產管理者相對於企業高管的權力。在創造新自由主義經濟方面，這些變化比任何減税措施都更為重要。

這種破裂式經濟在早期帶來了回報，但其成本和矛盾也日益沉重。與福特主義的良性循環——高投資推動高工資，高工資推動強勁需求——不同的是，破裂式經濟將企業利潤從企業價值鏈裏勞動和資本最密集的環節中剝離了出來，滋生了金融化、停滯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儘管新自由主義模式在意識形態上標榜自己在財務方面擁有的道德屬性，但它依賴債務來維持消費，加劇了家庭財務情況的不穩定性和系統性金融不穩定性。

此外，製造業的空心化和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放棄逐漸削弱了美國在許多領域的創新能力，威脅到美國的地緣經濟地位和一些經濟的上層建築，此外，中產階級的不斷流失和日益擴大的地區鴻溝也造成了內部緊張。美國公司不僅放棄了“商品”生產，還放棄了先進製造業和一些關鍵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在這一點上，甚至美國國防工業基地和其他關鍵供應鏈的部分環節都依賴於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生產能力。

總之，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不只是税率太低、億萬富翁太貪婪或企業太“全球化”，而是新自由主義的財富積累模式正在日益破壞其賴以生存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條件。正是這些問題促使精英和民眾對新自由主義的正統理論進行反思，然而人們基本不用上述這些精確的術語來討論這些問題，後新自由主義者也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基本盤在哪裏。

真正的後新自由主義發展議程旨在重塑企業激勵機制——改變為“預分配”而非再分配——這與兩個傳統政治聯盟都很不協調。進步主義的自我形象強調的是一種道德主義和象徵性認同的福利主義，他們不太可能與本質上具有民族主義野心的新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聯盟達成和解。新政中的這些內容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與此同時，幾十年來，保守派灌輸給自己的信念是，國家只會阻礙經濟進步，這一點基本上是右派自身的核心身份認同。社會保守派雖然不再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忠實信徒，但仍然懷疑任何擴大國家權力的嘗試都只會給他們帶來不利影響。當然，兩黨的金主與知識分子網絡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無論是出於物質還是理想主義的原因，還仍然堅持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模式，顯然，這隻會讓目前的分歧進一步加劇。

因此，兩黨對寬泛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的不滿往往會迅速固化為根深蒂固的黨派立場。這些爭議已經引發了不少變化：以往關於社保私有化和廢除奧巴馬醫改的爭論已經淡化（儘管偶爾還會出現）。總體而言，預算之爭變得越來越荒謬——最近共和黨自由黨團在政府停擺問題上的邊緣政策（不斷將形勢推到邊緣，以試探對手的忍耐極限，進而獲得最大利益）就體現了這一點。兩黨現在都致力於將看似共同面對的經濟問題推向兩極分化的方向：進步人士關注種族不平等，而保守派則譴責“覺醒資本主義”（woke capital）和文化精英主義；流離失所的阿巴拉契亞煤礦工人與岌岌可危的城市服務業工人之間彼此對立，鐵鏽帶的工廠工人與學生貸款的借款人之間彼此對立。因此，後新自由主義的呼籲被歸結為文化戰爭的陳詞濫調，而人們本可以圍繞破裂式經濟帶來的巨大變化而形成的共識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

另一方面，進步派和保守派都在堅持新自由主義，或者説至少是新古典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假設：“市場”和“國家”這兩個抽象概念本質上是對立的，而非交融的，因此人們的目標在於平衡彼此對立的力量，而非協調相輔相成的力量。儘管美國有着豐富的國家發展主義傳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亨利·克萊和亞伯拉罕·林肯所打造的“美國體系”，以及後來兩位羅斯福總統的努力——但美國人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對國家經濟發展問題進行過深入思考了，同時人們也缺乏一個共同的概念框架以及強有力的實施機制。這些話題在很大程度上侷限於技術官僚主義，而在我們這個超級碎片化的媒體環境中，公眾討論幾乎完全圍繞着文化戰爭和個人崇拜展開。

因此，近期政策對新自由主義的背離雖然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但這並不代表一種新的思想共識，也不預示着即將會發生選舉政治的洗牌。相反，這只是一些特例——在這些特例中，現有黨派聯盟（國家安全、環保主義）的傳統道德意識形態承諾恰好與在位的行業遊説團體（半導體、大學、汽車製造商）相吻合。它們最終可能會成為一幅更大拼圖當中的組成部分，但目前對於這幅拼圖是什麼，以及如何將其拼接起來，人們還沒有達成共識。至少在2024年大選之前，不能指望會有進一步的立法行動。

1月5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在愛荷華州競選集會上發表講話 圖自：視覺中國

在外交政策領域，混亂同樣普遍存在。“歷史終結論”可以説已經徹底失去市場了：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成為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在某些技術領域，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幾乎不存在什麼差距了，在一些關鍵的供應鏈當中，中國佔據了主導地位。2022年俄烏衝突加速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集團的重組，使得“美利堅治下的和平”走向破滅。2016年時，特朗普對華的強硬態度不同尋常；如今，這已成為兩黨達成共識的少數領域之一。

然而，這種與幾年前傳統觀念的決定性決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事件強加給美國人的，這並不一定會轉化為針對未來事項的共識基礎。

與蘇聯不同，經過數十年的整合，中國已深深嵌入到了美國的供應鏈、企業價值鏈、金融網絡、大學研究體系等等當中。無論是為了維護中國市場還是供應鏈，大多數行業遊説團體都反對美國採取任何可能與中國對立的行動。中國政府還在戰略上培育了金融等強勢行業。儘管近年來美國企業對中國失去了一些熱情，但美國大企業仍然是中國在美國最為重要的盟友。然而，與美國先前的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日本不同，中國不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之下，而且雙方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標明顯相互衝突。因此，按照1985年《廣場協議》的思路達成大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兩國國內和兩國之間企業與政府關係的不對稱性質進一步增加了複雜性。企業遊説團體在美國政治中的力量要比在中國強大得多。因此，美國企業似乎樂於要求華盛頓或多或少無條件地提供補貼，同時公開回避任何支持美國國家利益的義務。埃隆·馬斯克的公司一邊從美國政府這裏獲得大量補貼與訂單，一邊也深受中國供應鏈、補貼和終端市場的影響。

同樣，英特爾和其他半導體公司在通過《芯片法案》獲得數十億美元補貼後，又遊説反對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和半導體投資限制。其中一些問題的政策實質可能很複雜，但表面現象卻很直接。雖然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圍繞着出口管制和相當天真的“脱鈎”概念，但企業的“死磕”卻鮮明地説明了美國決心的侷限性——美國經濟依賴的程度。

正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重要講話中闡述的那樣，拜登政府試圖採取“小院高牆”的折中立場。這種奇特的説法似乎意味着要對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嚴格把關，而對其他技術則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但在一個軍民兩用技術盛行的時代，當主導看似低端的生產（如關鍵的礦物加工）就能確保戰略供應鏈時，誰也不會簡單的相信這種華麗的辭藻。

從理論上講，各國可以彼此進行經濟與技術競爭，而不必尋求在意識形態上讓對手失去合法性。但是，對沉浸在文化戰爭道德主義中的美國精英來説，簡單地追求國家利益並不是什麼自然而然的事，因此，重振冷戰時期“民主”與“極權”二分法的努力愈演愈烈。

根據相當狹隘的西方文化習俗來定義“民主”也會讓建立“遏制”中國的聯盟變得愈發困難，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吸引印度、土耳其、墨西哥、中東君主國或越南的支持。與蘇聯不同，中國政府經常宣傳自己對其他國家的內政問題不感興趣，而這與將經濟援助與自由化和民主化掛鈎的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俄烏衝突之後，美國人對發展中國家明顯希望堅持“不結盟”立場的做法感到驚訝——但他們不應該感到驚訝。

最近，美國媒體聚焦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乏力，但這種説法可能過於簡單化。中國的先進製造業發展相對較好；例如，中國最近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出口國，並在半導體領域取得了令人驚訝的進展。中國用於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房地產業正在萎縮，這也是國內外分析人士長期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問題。根據“中國製造2025”等倡議，中國政府似乎有意打造先進的製造業，同時讓國家擺脱債務驅動的房地產行業，中國主導戰略供應鏈的戰略仍未改變。

江蘇連雲港碼頭上，滾裝輪正在裝載出口汽車 圖自：視覺中國

相比之下，雖然與中國的競爭可以成為美國政治的統一主題，但它也經常被用作國內文化戰爭的幌子。在這些爭吵和矛盾（充其量是矛盾）的企業界之間，還沒有出現一個類似於共識的中美關係戰略。

在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混亂的背後，隱藏着黨派利益與目標的巨大變化。經過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歷程，關於民主政治本質的基本假設——即以建立廣泛的多數派為目標，從而利用政府權力實施一致的政策議程以造福公眾——似乎不再適用。

歷史學家查爾斯·邁爾（Charles S. Maier）最近出版了《項目國家及其對手》（The Project-State and Its Rivals: A New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一書，試圖分析冷戰結束後看似不可動搖的（新）自由主義共識是如何崩潰的。我認為該書對當前政治的論述存在缺陷，但邁爾提出的“項目國家”概念卻很有啓發性。基於20世紀的經驗，我們傾向於認為黨派衝突源於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項目或政策議程。但當今美國政治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哪種相互競爭的政策構想會取得勝利，而在於是否哪怕有一個政治項目(political project)是真的可能或可取的——無論右派、左派還是中間派，它們是否至少有能力提供一個政治項目？

共和黨在過去兩個選舉週期中都未能提出政策綱領，而且在選舉眾議院議長時也面臨重重困難，由此可見，右派基本上已經放棄了任何積極計劃的幌子。只要該黨能發揮反對力量的作用，阻撓民主黨的倡議並保持低税收，保守派的金主似乎就心滿意足了。與此同時，右翼媒體、知識分子和選民似乎只要能娛樂一下就很開心了，他們除了對政治候選人的指望不過是做一些象徵性的肯定、以及充當最新的表情包素材。

從小布什政府開始，共和黨就不再提出什麼積極政策了。特朗普在2016年所證明的那樣，這個保守“建制派”已經信譽掃地，甚至在共和黨選民中也是如此，其政策機構也在不斷萎縮。特朗普當選後，許多建制派保守派學者和知識分子實際上離開了該黨。

20世紀中作為積極政治項目的社會保守主義已經崩潰，這一點雖然不那麼明顯，但也許更為根本。最高法院於2022年推翻了“羅伊對韋德案”，終止了聯邦層面上的墮胎權，這可以説代表了上一代保守主義政治的頂峯。但這之後發生的事只能説明保守主義運動這一分支已經衰落。自羅伊案被推翻以來，每一次限制墮胎的投票都以失敗告終，包括深紅州的多項倡議。現在，可以説“支持生命權”運動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中已經下降，它並沒能為“後羅伊“時代提出選舉議程，而是成為共和黨政治家尷尬的根源。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社會的文化普遍左傾，作為社會單位的家庭已經分崩離析，基督教傳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被邊緣化。《紐約時報》最近在談及邁克·彭斯（Mike Pence）的總統競選活動時指出，這種“老派保守主義”所代表的是“日益減少的羣體”。如今，更有可能要求公眾恪守嚴格的正統道德觀，要求制定新的教育課程、言論規範和公民禮儀的是進步人士，而不是篤信《聖經》的福音傳道者。與此同時，隨着選舉基本盤和智力-文化基礎的萎縮，社會保守派通常會為他們不同尋常的生活方式尋求豁免和寬容，這與20世紀文化戰爭中（咄咄逼人）的態度截然相反。

總體而言，當今美國與政治相關的社會保守主義已經偏離了20世紀80年代的道德主導精神，轉而傾向於漠視道德。評論家馬修·瓦爾特（Matthew Walther）將其稱為“酒吧高腳凳保守主義”（Barstool conservatism），取自無厘頭體育網站“高腳凳體育”（Barstool Sports）。酒吧高腳凳保守主義者反感“覺醒”的政治正確、環境保護規制、疫情管制措施等。但他們對禁止墮胎、恢復學校禱告或恢復基督教公共空間興趣不大。他們有時被稱為“民間版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們對深奧的市場理論或政策實驗興趣不大，對拆解福利國家或實行財政緊縮也不感興趣。至少按照陳詞濫調的説法，他們主要是想燒烤、看色情片、參與體育賭博、玩玩電子遊戲、不必冒着被“抵制”的風險而開玩笑。根據進步主義的相對不受歡迎程度，酒吧高腳凳保守主義可以成為一種選舉力量，但它不是任何一種政治項目。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並不是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化身。他擔任總統之時也沒有給共和黨內帶來嚴肅的“新右翼”經濟議程。令批評他的人欣慰、令他的意識形態支持者懊惱的是，特朗普從未完成過一項政治項目，也沒有表現出對政治項目的一貫興趣。混亂、明顯缺乏工具理性、熱衷推特、蔑視規範、娛樂化的場面，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他具有的吸引力的本質。

相比之下，左翼仍然以項目為導向，但似乎是在打造一個項目非政府組織（project-NGO）而非一個項目國家——他們對團結起大規模的民主多數派興趣不大。賈斯汀·瓦薩洛（Justin H. Vassallo）説道，進步左翼既不是民主黨人“精明的聯盟夥伴”，也不是“可信的獨立政治力量”，這限制了“拜登經濟學”和其他議程項目的潛在吸引力。它的主要項目——環保主義和（只用一個詞的話）“覺醒”(wokeness)非但沒有成為新的國家項目的基礎，反而經常破壞任何基礎廣泛的共識的形成。因此，儘管共和黨的狀況令人沮喪且四分五裂，但民主黨仍面臨着共和黨眾議院和不確定的選舉前景。

進步環保主義——即使假定對氣候變化做出了最令人震驚的解釋——也存在許多看似自設的盲點。它專注於擾亂日常生活——比如最近發起的一場針對燃氣灶的討伐——卻很少提及（至少在美國）億萬富翁捐贈者的鉅額財產和私人飛機。它幾乎完全專注於懲罰化石燃料、國內工業以及它們所支持的地區經濟，卻大多忽視了貿易驅動的環境套利和海外的環境污染問題。這些明顯的階級與部門偏見削弱了其自詡的緊迫性。

可以肯定的是，從《通脹縮減法案》中可以看出，環保遊説團體一躍出現在了國家產業政策的最前排，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轉變，因為該運動之前強調的是全球協議、跨國監管和金融化的碳交易。近幾十年來，這些新自由主義方法不僅在環保事業上明顯遭遇了失敗，然而，儘管策略發生了變化，美國的環保主義卻一直難以超越新自由主義的典型支持者——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技術專家。在每一個階段，它都拒絕轉變為一個真正的、能實現全國動員的政治項目，而是為其上層白領羣體提供道義上的肯定和經濟上的激勵，同時要求其他人緊縮開支。

進步人士的另一項偉大計劃或許更加兩極分化。先前追求“不區分膚色”的民權運動沒能消除收入、財富、教育程度、監禁和其他指標方面的顯著種族差異。對此，進步人士採取的反種族主義措施拒絕“不區分膚色”的政治，而主張積極區別對待的肯定性行動，並要求重新打造一套國家歷史、節日、言論規範、學校課程等等。然而，無論人們是否同意這場運動的前提，它似乎都不太可能成為民權運動最終構建的那種全國共識的基礎。

首先，覺醒政治是反多數主義的，這在本質上似乎是自取滅亡。它試圖肯定受害的少數羣體身份，並在此基礎上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補償，讓多數羣體成為事實上的壓迫者。更具體地説，它尋求的是 （同一戰線上的）“戰友”而非（不同戰線上的）聯盟夥伴，強調的是道德絕對主義而非務實政策。雖然膚色無差別的融合在理論上可以提出一個終極目標，但覺醒運動的積極分子經常暗示，美國的種族主義是與生俱來、不可救藥的，這意味着他們的政策處方更多是為了個人贖罪，而非社會轉型。

因此，儘管覺醒運動在精英機構中取得了重大進展，籌集了大量資金，並在2020年舉行了大規模的“黑命貴”抗議活動，但在政策方面其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該運動似乎正在逐漸消亡。覺醒運動為數不多的具體政策嘗試，如“取消警察預算”，引起了最廣泛的政治反彈——其中甚至包括舊金山這樣的極端進步城市。反覺醒的號召是少數幾個能將分裂的右派團結在一起的東西，而最近精英大學反猶言論引發的爭議表明，反覺醒的範圍正在擴大，其支持者遠遠超出了政治右派。

巴以衝突撕裂美國大學校園 圖自：路透社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似乎已經放棄了任何政治責任感，隨之也放棄了發展積極政治項目的能力；而進步主義者則飽受道德熱情的折磨，這種自我放縱的超道德主義阻礙了民主聯盟的建立。最近，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在推特上進行了一項雖然完全不科學但卻很有啓發性的民意調查，他問進步人士是否應該緩和他們的一些文化承諾，以便圍繞他們的經濟議程建立更大的聯盟。得到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人們猜想，如果把問題反過來問——放緩經濟政策以確保更廣泛的文化聯盟——也會得到類似的結果。儘管這並不是一項真正的民意調查，但其捕捉到了一種明顯的感覺，即建立決定性多數以實施政治項目的雄心已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原動力。

歸根結底，冷戰後共識的瓦解應當被理解為作為政治項目的新自由主義的瓦解。建立一個新自由主義社會的想法已經失敗，不再可行：相信再減税一次就能促進經濟增長、或者一個新的碳信用計劃就能結束氣候變化，這些想法都不再可信。但這並不意味着新的共識取代了舊的共識——只是所有的政治項目看起來都同樣難以置信。事實上，放棄綱領性的新自由主義項目可能代表着新自由主義本能的最終勝利：在沒有任何共同項目的情況下，政治完全被概念化為個人自我實現的過程——通過個人致富、個人贖罪，甚至個人娛樂——而非集體自治。

從這個意義上説，形成新的後新自由主義共識所需的條件似乎仍未滿足。儘管（美國的）官方政策偏離了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但這並沒有改變政治影響的基本模式和結構，在許多情況下也沒有改變政治影響的參與者。主要的金主、自上而下的非政府組織、大科技平台和其他知識產權驅動的企業遊説團體仍然是美國政治的主導力量。新政時代的羣眾組織沒有復興，也沒有出現新的政治形式和行業聯盟來取而代之。耄耋之年的政治家和捐贈者仍然是左右兩派的主要角色。

另一方面，“後新自由主義”已經從左派的夢想變成了特朗普的反抗，現在又成為了建制自由派政府的議程。後新自由主義還有可能從一般性批判演變為實質性項目和共同共識。對新政策範式的渴望似乎經久不衰，外部事件的勢頭也是如此。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扭曲了美國人對政治行動和國家可能性的理解，但傳統意識形態範疇的空洞化也為跨黨派合作和政策實驗創造了新機遇。

五十年前，新自由主義作為美國喪失經濟主導地位的反應在意識形態上的表達——在關鍵方面也作為一種神話迷思——而產生。今天，出於同樣的考慮，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可能同樣是在沒有充分自我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打着各種繼承下來的意識形態的幌子，而這些意識形態並不一定是一致的。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去政治化和去集體化，而後新自由主義則需要一個共同的建設性願景，才能更進一步。

現在，後新自由主義思潮已經見證了兩屆截然不同的總統政府，但它仍在尋找自己的運動，甚至自己的定義。

（原文於12月23日發佈在英國“新政治家”網站，原標題：“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美國。”American after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