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暉：這段麥加“朝貢”往事，揭開了中國與中東的“歷史寶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暉】

近來，遙遠的沙特阿拉伯以一連串亮眼動作吸引了我們的注意，特別是該國申辦2030利雅得世博會的宣傳片，憑藉現代感打破了大家心中的固有印象。

視頻中出現了歐、亞、非與沙特的四位小少年，沙特男孩談到，他得選擇最喜歡的地方，明天在課堂上進行專題介紹，於是三位小夥伴兒爭相推薦心中的首選。歐洲女孩認為該是埃菲爾鐵塔，而非洲女孩則舉出乞力馬扎羅山，亞洲男孩説：“當然是中國的長城，人們能夠從太空看到它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東人對中國越來越關注，他們對長城也越來越崇敬。阿拉伯語媒體上在介紹長城的時候已經講清楚，從太空中看不到長城，那只是一則傳説，但沙特的宣傳片仍然採用了那一則美麗的誤會，看來是寧可信其有吧。

2030利雅得世博會宣傳片截圖

視頻裏展示了對現代化的憧憬。如同中東多國的領導人一樣，以國王和王儲為代表的沙特精英羣體對中國的成就深感折服，他們相信，中國是領頭的龍，能夠把亞洲各國帶入“財富世紀”，一帶一路倡議尤其讓中東看到了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因此，沙特採取掉頭東轉策略，主動把本國的發展計劃“2030願景”與一帶一路倡議相結合。2022年12月，中國國家領導人訪問沙特，會談中，國王薩勒曼直言，“中方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抵達麥加的七勇士

西方媒體強力打造了阿拉伯半島的固化形象，讓我們一想到那裏，腦海裏立刻自動彈出沙漠和駱駝。然而，媒體提供的很多流行概念和説法實際上會造成誤會。

比如，一談阿拉伯半島，就會提到“貝都因人”，實際上貝都因就是阿拉伯語裏的“遊牧的人”一詞，因此，在阿語裏，世界上一切遊牧民族都是貝都因人，例如介紹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時，也會稱他們為“貝都因人”。按照如此推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祖先也曾經是貝都因人。歷史上，半島的人民分成兩種狀態，一類是貝都因——遊牧民，另一類則是定居的居民，所以貝都因人是與定居者同時存在的，他們的主體是阿拉伯人，但在不同時代，因為各種原因，不斷有其他民族融入或者共居在一起。

好萊塢經典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劇照

中國與半島的文明交流源遠流長，偉大的鄭和下西洋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章。有趣的是，鄭和艦隊所到之處，均為半島及海灣（波斯灣）沿岸的富庶城邦，所以，艦隊接觸的都是當地的定居者，因此，在明朝人留下的記憶裏，只有定居者，卻沒有貝都因人。

其中的神奇一節，乃是明朝與麥加統治者——謝里夫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首先我們應該清楚，“西洋”所指的對象在歷史上有變化，當鄭和的時代，西洋是指今天的印度洋，七下西洋，實際上是從東海到紅海的一次地理與人文探測，艦隊沿着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由近及遠，不斷積累經驗，一次比一次航程更長。

鄭和及其隨員表現出了驚人的探險家勇氣，也可能是明朝的強大給了他們無比的信心。航程中，鄭和會根據形勢所需派出分遣船隊，叫“分䑸”。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第七次下西洋啓動，浩浩蕩蕩的船隊到達印度洋後，一支分䑸由太監洪保帶領，前往古裏國。古裏國位於今天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當時是“西洋大國”（明人馬歡《瀛涯勝覽》）。早在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已然率寶船抵達古裏，開讀皇帝詔書，頒賜誥命與銀印，正式冊封該國國王，然後，在那裏建了一座碑亭，刻石為碑，樹於亭內，“永示萬世”。此後每一趟下西洋都會途徑古裏，雙方建立了和睦與信任的關係。

第七次下西洋時，洪保率領一支分䑸前往那裏開讀賜恩詔書，例行賞賜，結果得知，古裏國開闢有前往麥加的直達航線，那時正準備派遣專人駕船前往麥加。洪保果斷地決定，挑選“通事人”(即翻譯)等七名隨員獨立組成一支頒賜天恩小分隊，搭乘古裏國的朝覲船隨同前往。

非常可惜，史料似乎沒有留下那七位勇士的名字，但他們不僅成功完成了使命，而且留下了珍貴的一手信息。據幾度作為通事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記錄，從古裏國出發，靠着季風吹動船帆，要航行三個月，斜穿半個印度洋，由曼德海峽進入紅海，才能達到吉達（“秩達”）。然後騎駱駝在陸路上走一個月，七位勇士才同千百年來的朝覲者們一樣，抵達默伽城，明人亦稱其為天方國，即麥加。七勇士帶着明朝皇帝的敕封詔書，以及麝香、瓷器等多種寶物，孤身跟着異國人海陸兼程，足走了四個月，最終平安，吳京在《戰狼》裏表演的情節，早在六個世紀之前就真實上演過。

七位明朝的和平使者在麥加的經歷不見詳細記述，《瀛涯勝覽》簡單介紹，他們在麥加受到了國王友好的接待。所謂國王，實際上是統治麥加的“謝里夫”。

謝里夫（英譯為sherif）一詞原意為“尊貴的”，公元十世紀時，古什萊家族獲得麥加謝里夫的頭銜，成為麥加的行政長官，從此，那一稱謂一直沿襲到二十世紀初。歷代謝里夫都與各個王朝的哈里發保持友好關係，承認哈里發的統治。而鄭和艦隊的使命是向各國統治者宣讀明朝皇帝的詔書，對地方統治者加以冊封，然後賞賜中國寶物。所以不知無名七勇士那時與麥加謝里夫怎樣進行了交流，雙方都怎樣理解那一場接觸，謝里夫是否接受了明朝的冊封。

根據後來的情況推測，雙方都以豐富的外交經驗圓滑地處理了情況，獲得了各自滿意的結果。明朝特使把隨攜的中國貴重特產“賞賜”給了天方“國王”，並且住下來，花時間採購珍奇物品。他們不僅在當地買到了“各色奇貨寶物”，還買到了活寶麒麟！——實際上是長頸鹿。他們還買到了獅子！他們還買到了鴕鳥（駝雞）！當中間，他們還走過半天路程，朝覲了天房克爾白，並給天房畫了寫真圖——“天堂圖真本”。他們也向西完成了一日行程，到麥地那朝覲與參觀。

在明代繪畫中，長頸鹿被稱為“麒麟”

對孤身處於麥加的七位明朝特使來説，回家成了難題，他們趕不上鄭和的大部隊了。然而，古老的紅海—印度洋貿易航線早已成熟，由麥加通往印度乃至東南亞的朝覲路線也早已成熟，於是，謝里夫幫助七勇士解決了歸家之路，他派沙瓛（據《殊域周咨錄》）等特使，攜帶天方特產，陪同七勇士，一起走過從麥加到北京的千萬裏旅程。推測起來，他們是搭着從吉達到印度次大陸的朝覲船原路返回，再搭乘由那裏開往東南亞的航船，在東南亞改乘前往中國沿海港口的商舶，最終迴歸祖國。

總之，無名七勇士前後花了一年時間，完成了奇蹟中的奇蹟，不僅活着歸來，還把非洲的獅子、長頸鹿和鴕鳥也帶到了北京。而麥加沙里夫的隨同特使一起也到達了明朝，將謝里夫送給皇帝的禮物獻上，按明朝人的理解，是“貢獻於朝廷”。

其時，拜占庭帝國仍然縮在君士坦丁堡內，維持着名義的存在。直到二十二年（1453）後，奧斯曼人才打下君士坦丁堡，將其變為自家的首都。又過了六十六年（1497），迪亞士才率船抵達印度西海岸，由此，歐洲人開始加入已然繁榮一千多年的印度洋貿易，終於能與東方人直接做交易。

明朝與麥加維持雙邊關係

七勇士的重要意義在於，在北京與麥加之間，就此建立了點對點的直接外交聯繫。

在明朝停止下西洋之後，麥加一方保持了積極的態度，極力將雙邊關係持續不斷。由於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紅海-印度洋-南海）耗時太長，成本巨大，麥加謝里夫竟智慧地轉而利用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

因為地隔遙遠，文化差異巨大，雙方的往來當中難免發生齟齬。據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麥加謝里夫（天方國王）曾經派貢使隨同吐魯番貢使一同前來，結果，在所上的阿拉伯文奏表裏附列了其治下的眾多“小酋”，即領導各定居綠洲或遊牧部落的埃米爾，多達二十七位。可翻譯不精，把那些埃米爾一律給了“王”的譯稱（也可能是兩地統治者有意製造的國際陰謀，吐魯番的上表更誇張，列了七十五位王），於是禮部大臣韓文寫了篇長疏，闡述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對外政治思想，他指出“此等事體大有關係”，而必須嚴肅對待的事情包括：

一是，不能放縱他國濫用王號，於天朝形成僭越的事實；

二是，如果明朝稀裏糊塗地回覆，那麼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成了朝貢國，會讓麥加謝里夫與其附屬埃米爾沒有君臣的分別了呀！

三是，按天朝的慣例，貢使帶來的東西價值有限，可賞賜一律從重。忽然冒出那麼多王，假如悉數重賞，便會變成定例，今後那是無底洞。

韓文的建議是皇帝降敕對天方國王進行耐心教導，“丁寧天語”，讓對方明白，在雙方關係來説，存在着“華夏君臣之大分”；在麥加方面，確立“國無二主”也是頂要緊的。

最終明朝如何處理此事，麥加方面收到了什麼信息，嚴從簡並沒有介紹。不過，此番齟齬並沒有影響天方派遣使者的興趣，因為精明的麥加人在接觸中認識到，加入“朝貢經濟”有利可圖。結果，嘉靖四年（1525年），以天方使者進貢的玉石為導火索，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朝堂鬥爭，重臣費宏的政敵藉機試圖扳倒他。那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場廝鬧，過程曲折，這裏沒有篇幅介紹，但要指出，相關記錄留下了諸多歷史信息，如：

麥加派來的十六人使團中，為首者是位閹人（“火者”）馬黑木，看來是謝里夫信任的閹人奴隸。他攜帶來的玉石驚人地量大，僅質量不過關的玉石就有二百六十三斤。阿拉伯半島並不出玉石，所以馬黑木肯定是在來路上購買西域玉石，轉手掙差價。另外，他還帶來其他特產，最大的興趣是能夠做買賣，而朝廷也確實准許他“開市二日”。

再如，牽涉其中的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在一輪攻訐中把矛頭對準了本機構下屬，不經意透露了明朝官方翻譯機構的有趣情況：最初是給每一家入貢國都配備了相應的翻譯，但是有一些國家長久不來朝貢，那些翻譯也照樣保留着，習慣性缺勤，卻能混年資。對他們定期考試，可好多人只能筆譯，卻不會口語。

不管怎樣，嘉靖皇帝對馬黑木等異國使者採取了懷柔的態度，並沒有把他們牽涉進去，一些明大體的大臣也反對陳邦偁瀆職與貪污，把權力鬥爭儘量侷限在內部。於是，雙邊關係並未受損，相反，天方不斷派貢使前來，次數很頻繁。《殊域周咨錄》大致成書於萬曆二年(1574)，嚴從簡寫明，當成書之時，麥加的使者仍然時時來到，沒有斷絕。如此算來，明朝的大部分時期，都與麥加保持着直接的外交往來和經濟交流，始終採取“柔遠”的策略，讓麥加使者借朝貢之名來北京做買賣，同時也帶來了中國人最喜愛的西域玉石等稀罕物。

這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堪稱基辛格們無法理解的奇蹟。

西方謬論流傳四方

在當代，西方各路精英遭帝國主義洗腦，竟然反覆討論一項命題：

鄭和艦隊那麼強大，為什麼不搶在歐洲人之前，率先征服整個印度洋呢？為什麼不去把印度變成殖民地？為什麼不像西班牙人在美洲那樣，到哪裏就在哪裏燒殺淫掠？

已故優秀學者阿瑞吉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裏便諷刺：

“在珍內特·阿布—盧格霍德看來，為什麼明朝中國會那麼做，而非採取最後的步驟以真正稱霸歐亞世界體系，這個問題‘在過去至少一百年內令許多嚴肅的學者困惑不已——實際上已經在他們當中引起了絕望情緒’。”

  而他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答案其實相當簡單。沃爾夫指出，自羅馬時代以來,亞洲一直是歐洲受貢階級的珍貴物品的供應者,從而從歐洲取走了大量的貴重金屬。歐洲與東方貿易的這種結構失衡,強烈地刺激了歐洲政府和企業通過貿易或征服的途徑,來尋求一些方法和手段,以恢復正不斷由西方向東方流動的購買力。正如達韋南特(Charlws Davenant)在十七世紀所説的那樣,誰控制了亞洲貿易,誰就將可以向‘整個商業世界發號施令’。”

鄭和下西洋其實是明朝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嚴肅測試，從留下的記錄來看，艦隊只能從各地帶回奢侈品，包括獅子、長頸鹿等珍禽異獸，成本很高，但收益甚少，對國家財政與社會穩定確實有害無益。最重要的是，中國當年在手工藝與農業技術上都遙遙領先，生產力與出口能力超強，但進口需求不大，沒有什麼大宗用品需要進口。天方與明朝的關係就是一個例子，對方的態度遠為積極，因為來明朝貿易可以買到各種其他地方沒有的好東西。如今中文網上有句會心的話：“駝兄是懂技術的。”早在五百年前，就是如此了。

法國東方學家阿里·瑪扎海里在《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導論”裏介紹，在漫長時光中，中國內地產的銅鏡，鐵製品如火爐、飯鍋，鋼製品如衣針、鉗子和銼刀，以及“珍貴的中國火鐮”等各種日用品經陸上絲綢之路源源出口到中亞與西亞，如此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才被使用新技術的歐洲產品（如玻璃鏡）代替，“這僅僅是我們從眾多例證中信手拈來的幾個”。確實，古代中國有很多出乎我們意外的出口貨品，像《天工開物》就記載，經蕪湖漿碾加工的青色棉布“邊方、外國皆貴重之”。

出口能力很強，但進口需求不相稱，這一情況直到歐洲人搶到美洲白銀之後才改變，對明清人來説，出口可以換回硬通貨白銀，才終於解決了出口與進口的巨大不平衡，有了熱心出口的動力。而在清代中期以前，西方人一樣重複着歷史，從中國進口五花八門的好東西，包括蔗糖。因此，從漢到清，中國人一直是坐地生財，所以會採取“愛來不來”的對外策略。

珍貴的明代五彩瓷盤（引自藝術家出版社1983年《明代陶瓷大全》），盤底分別描繪了中國港口、鼓帆迎風遠航的兩艘大船、魚藻活躍的海洋。盤周題寫“近來遠悦”四字，展示了中國自古的政治思想。盤上展示的明朝，與《萬曆十五年》的描繪不大一樣。

然而，歷史學家L.S.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的判斷卻廣為流行：

“在十五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裏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該種論調也傳入了中東，那裏的文化精英們對之深信不疑。2017年，埃及週報《祖國報》發表了一篇《從鄭和到新絲綢之路》，就道是：

“十五世紀，由於鄭和的航行，明朝的中國一家獨尊地統治了中國海和印度洋，可是卻沒有在那些地區建立殖民地，接着突然放棄了海上力量。然後，中國自我封閉在其天然空間中達五百年。而歐洲列強將佔據其留下的真空，征服海洋，殖民世界……如果中國保留其海軍力量，世界歷史將完全不同”，“直到在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相繼領導下，中國才再度開放。（原文如此）”

《從鄭和到新絲綢之路》截圖

目前，這種論調在國內也流行起來，而它犯了一個簡單的邏輯錯誤，認定如果明朝當初搶先去征服，就能截斷西方人的機會，那麼西方的近代史就不可能發生了。然而，真實的歷史是西方列強互相傾軋，後起列強不斷致力摧毀舊列強的“世界秩序”，日不落帝國並沒有能夠阻止美國將其取而代之。所以，假想明朝如果率先“稱霸歐亞世界體系”，後來的中西衝突就不會發生，或者中國就一定能佔上風，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奧斯曼帝國與沙俄都捲入了列強爭霸，結果分崩離析，況且大英帝國如今又安在哉？

而今，以五百年的長時段來衡量，我們反而能看清，傳統中國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在中東人的記憶裏，中國從來不曾對他們有過武力侵害的行為。2017年，黎巴嫩報紙《東方日報》發表一位法國學者多米尼克·穆瓦西的文章《中國地圖在中東》，鼓吹中東急需一位新的調解人，那就是中國，於是乎中國可以正式地、嚴肅地自我賦權。文中提到中國的優勢便包括：

“在該地區沒有帝國的遺產，結果就不會因為殖民的歷史而受到阻礙”、“中國人也不像歐洲人那樣，在歷史上曾經虐待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因此也沒有那份罪責。”

阿拉伯世界普遍認可如此的觀點，故而歡迎中國前去扮演更強有力的角色——這個國家能處！

鄭和留下的寶藏有待開掘

鄭和下西洋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儘管傳下來的只是一少部分，但仍然有巨大的價值。

近代的西方文化為阿拉伯半島量身定製了完整形象，那就是漫天黃沙的不毛之地生存着遊牧的貝都因人，貧窮落後，民風彪悍。然而，馬歡等人看到的景象卻全然不同。

鄭和及其隨員訪問了半島上的三處綠洲城邦王國祖法兒（阿曼佐法爾）、阿丹（也門亞丁）、麥加及麥地那，以及海灣北岸的忽魯謨斯（霍爾木茲，該城今已不存），而他們留下的記錄是非常準確的，其中一些風俗沿襲至今。例如，《瀛涯勝覽》等明代文獻記載，那時天房內的牆壁是用薔薇露（玫瑰香水）與龍涎香摻土塗牆，馨香不絕。而在《阿拉伯新聞報》2021年的一篇報道中，沙特塔伊夫一家玫瑰家族企業便介紹，從前，他家生產的薔薇露曾經用於刷洗天房的外牆。

在鄭和艦隊成員的經歷中，四處綠洲王國都很富有，風俗淳美，但各有特色。例如阿丹國有高超的金銀工藝，該國國王送給明朝皇帝的禮物包括兩條鑲寶石金腰帶、一頂金絲珍珠寶石冠。忽魯謨斯是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的交匯樞紐，四方客商雲集，於是格外殷富。該地土地貧瘠，糧食無法自足，但外地商人會把糧食運來，所以價格不貴，而且飲食服務發達，人口少的家庭根本不開火，天天直接買現成熟食吃。實際上，這幾處的共同特點就是貿易發達，商業繁盛，如天方國的“土產”不僅包括麒麟和獅子等動物，還包括薔薇露、合香產品、各種彩色寶石、珍珠、珊瑚、琥珀等，而這些都不是麥加當地的產物，是朝覲者們由遠近各處商販而來。此類記錄非常重要，保留了絲綢之路曾經給半島及海灣帶來的繁榮。

然而，西方製造的敍事是，在發現石油之前的漫長時光裏，半島與海灣一直的狀態都是極度不發達，滿目貧瘠。幸而，明人的見證擊潰了這種虛假敍事。那就提醒我們，關於半島的歷史，有很多的問題值得深究。例如，在半島，十八世紀初出現了瓦哈比派，十九世紀又興起了兄弟會運動，二者對穆斯林世界的重度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且波及國際社會。如何對之進行解釋？

歐洲人趕到印度洋之後，便搶佔各種關鍵貿易要地，控制印度洋-南海的貿易路線，靠當亞洲的二道販子發財致富。半島與海灣的人們曾經上千年裏在印度洋乘風破浪，但卻被歐洲人奪去了他們駕輕就熟的海上貿易。沿海重鎮經濟衰敗，由此造成的貧窮在半島擴散開來，產生連鎖反應，讓人們陷入生存危機之中，該種情況，是否為促成原教旨主義出現並流行的原因之一？須知瓦哈比教派的要義之一就是恪守清心寡慾的戒律，提倡簡樸，反對包括音樂和舞蹈在內的一切享樂，即，把物質享受的水平降到最低，兄弟會則提倡穆斯林之間幫扶互助。是不是極度貧困促使半島人接受那些思想？

鄭和下西洋留下的絕非僅僅是一道記憶，而是一筆寶藏。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那筆寶藏，書寫更有意義的中東史、亞洲史、世界史，而不用跟在西方史學後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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