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為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金龍魚子公司：不認同

（文/解紅娟 編輯/馬媛媛）近日，金龍魚發佈公告稱，其下屬子公司益海（廣州）糧油工業有限公司（簡稱“廣州益海”）於2024年1月11日收到淮北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起訴書》認為：廣州益海、原廣州益海總經理柳德剛配合雲南惠嘉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雲南惠嘉”）及其負責人張利華等人實施合同詐騙犯罪，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

不過，廣州益海並不認同《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和指控的罪名。

廣州益海表示，三方合作中的所有交易行為均符合正常的交易慣例及合同約定，從雲南惠嘉購買棕櫚油已經依約支付了全部價款，交易價格均為合理的市場價格，也沒有獲得任何不當利益，更未參與對安徽華文的詐騙行為。

廣州益海是中轉倉儲方

將時間撥回至2008年。

彼時，雲南惠嘉與安徽華文開展棕櫚油代理進口業務，其中，安徽華文作為代理方、雲南惠嘉作為委託方，簽訂了《安徽華文國際經貿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進口協議》。

協議規定，安徽華文同雲南惠嘉指定的國外供應商簽訂進口合同，按約定雲南惠嘉應於進口合同簽訂後兩日內向安徽華文支付貨款總值5%或10%的定金，安徽華文負責對外承兑或付匯，雲南惠嘉應在安徽華文對外承兑或付匯前支付貨款餘額。

之所以和廣州益海扯上關係，是因為棕櫚油到港後，會分別中轉在雲南惠嘉指定的廣州益海倉庫或第三方東莞飛亞達等倉庫。

因而，2008年到2014年期間，廣州益海作為中轉倉儲方，與安徽華文、雲南惠嘉簽訂《中轉協議書》，負責儲存安徽華文代理雲南惠嘉進口的棕櫚油。

此次出問題的正是廣州益海儲存的棕櫚油。

為促使安徽華文同意將釋放貨權的方式由“先款後貨”變更為“先貨後款”，雲南惠嘉實際控制人張利華多次行賄安徽華文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民、時任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王小虎。

據《起訴書》顯示，將“先款後貨”交易模式變更為“先貨後款”後，張利華違背與王民的約定，嚴重超出額度獲取貨權，同時使用偽造的《對賬函》等多種手段掩蓋儲存在廣州益海等倉儲單位的棕櫚油已被銷售的事實。

2012年3月到2014年12月底，張利華向時任安徽華文棕櫚油業務員韓琦行賄，由韓琦配合雲南惠嘉員工使用偽造的貨權轉讓通知書取得貨權，同時由雲南惠嘉員工將蓋有私刻廣州益海等倉儲單位印章的《對賬函》提供給韓琦，由韓琦提供給安徽華文財務部門，使安徽華文賬面上棕櫚油數量與《對賬函》上倉儲數量一致。

《起訴書》同時認為，廣州益海工作人員喻平及柳德剛接受張利華等人的行賄，在雲南惠嘉使用偽造貨權轉讓通知書獲取貨權、應對安徽華文現場核庫、從雲南惠嘉購買涉案棕櫚油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據此，檢察機關認為，雲南惠嘉先行提走貨物後，未足額向安徽華文支付款項，造成安徽華文直接經濟損失32.3億元，間接損失20.15億元，其中因廣州益海、柳德剛配合實施犯罪造成安徽華文直接經濟損失18.81億元，間接損失11.67億元。

檢察機關認為，雲南惠嘉、張利華以及雲南惠嘉員工因此構成合同詐騙罪。廣州益海、柳德剛配合雲南惠嘉、張利華等人實施合同詐騙犯罪，亦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

“不構成單位犯罪”

對於《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和指控的罪名，廣州益海並不認同。

廣州益海表示，三方合同中對中轉貨物出庫或貨權轉讓手續及風險承擔作出了明確的約定。

按照三方協議約定，廣州益海可憑安徽華文提貨委託書或貨權轉讓通知書傳真件發貨，傳真件發貨風險由安徽華文承擔，傳真後二個工作日內將提貨委託書原件或貨權轉讓通知書原件郵寄給廣州益海。

與此同時，廣州益海表示，安徽華文與雲南惠嘉在改變貨權釋放方式以及偽造貨權轉讓手續等方面，均是由兩方共同配合實現的，廣州益海毫不知情。

另外，廣州益海嚴格按合同約定履行了所有的審查手續，安徽華文從未提出過異議。

廣州益海指出，公司工作人員在歷次貨權轉讓時，均履行了作為中轉方的審慎核查義務，主動聯繫安徽華文指定聯繫人韓琦並獲得韓琦的確認。同時，廣州益海還定期向安徽華文郵寄庫存確認單。不過，安徽華文始終未就貨權轉讓事宜與庫存情況向廣州益海提出過異議，並與雲南惠嘉多次共同偽造虛假的庫存確認單來應對審計機構的審計。且在2014年7月至2021年12月長達七年多期間，安徽華文從未向廣州益海主張提貨，雙方未發生任何民事仲裁或者訴訟。

“本案所涉交易在本質上是安徽華文與雲南惠嘉之間實施的融資性貿易活動。”廣州益海辯護律師認為，安徽華文對交易模式的變更事先早已明知並與雲南惠嘉達成了合意，在貨物出庫及核對庫存過程中，安徽華文人員同樣參與了偽造貨權轉讓單據及庫存單據，並主動參與向廣州益海傳遞偽造的貨權轉讓單據及庫存單據。

與此同時，廣州益海始終嚴格按照合同約定實施中轉貨物出庫或貨權轉讓行為，履行了其作為中轉方的審慎義務與告知義務；廣州益海與雲南惠嘉之間的棕櫚油買賣價格均是正常的市場價格，廣州益海沒有從中獲取任何不當利益；廣州益海對於雲南惠嘉與安徽華文之間的交易結算情況並不知情，無犯罪的主觀動機，客觀上也未實施過幫助犯罪行為。

“因此，廣州益海不構成單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