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人敢於“創造性執行”？

如果問歲末年初哪個行業最火，很多人的答案會是“文旅”。今年上海兩會會場裏，許多代表委員熱議各地文旅部門整“花活”引流的現象。藉着這股熱潮，大家紛紛給上海支招，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沒點與眾不同的新玩法怎麼行？

同樣是發展文旅，為何各地玩出了這麼多不同的花樣？這讓筆者想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裏的一句話。在全面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部分，報告提到，要“着力提高創造性執行能力”。

講執行工作，一般都強調要“不折不扣”。執行工作當然不能偏離原則，但在方法上，也要因地制宜、講究靈活——“創造性執行”與“不折不扣抓落實”，兩者並不矛盾。

由於地區、信息、資源差異等因素，很多時候，適用於一地的方法，未必適用於另一地；適用於一項工作的方法，未必適用於另一項工作；適用於過去的方法，未必適用於今天。但現實中，一些照本宣科式、教條主義式、“一刀切”式等非科學化的執行現象卻時有發生。看似一絲不苟地按上級要求完成了工作，實際上反而產生了反面效果。

今年兩會的會場內，一位從事科研工作的委員就向筆者“吐槽”了一個現象：一些科研人才計劃和項目，申報時均有“一刀切”的年齡限制，並未考慮大齡博士研究人員的實際情況，畢竟，有人可能讀書晚，有人可能從業界重回學界，也有人可能因其他原因中斷過科研生涯。但由此帶來的後果則是，很多本可能做出成果的人才失去了進一步探索的機會。

國外有些地方對年齡的限制就比較靈活。比如以博士畢業的日期為起始年計算年限，如果碰上因病中斷科研，或者女性科研工作者懷孕生產的情況等，就可以扣除相應時間或者適當延長年限要求。在筆者看來，這就是一種“創造性執行”——既不違背拔尖選優的原則精神，又考慮了實際情況。

之所以有那麼多“機械執行”的情況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處理問題的專業能力欠缺、對上級政策的理解不夠透徹、為圖輕省不願多花精力處理棘手問題等。但筆者認為，其中更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體制機制對“創造性執行”缺乏正向激勵，甚至還有很多負向問責，很多基層幹部因此產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幹事少出事”的心理，根本不敢“創造性執行”。

毋庸諱言，“創造性執行”是要承擔風險的，尺度掌握不好，很可能讓動作變了形、變了味，正如各地文旅部門的各種“花活”，一旦過了頭，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爭議和質疑。但這不是不幹事、不擔當的理由。“身段”靈活一些，在暴露問題的過程中解決問題，同樣是一種智慧。

“創造性執行”，歸根到底是要求執行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能夠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靈活處理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所謂的“靈活”不是毫無原則的變通，更不是“任性”，而是能夠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其實對執行者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很多寶貴經驗的積累，很多事後看效果很好的良策，就是來自一次次的“創造性執行”，來自對基層首創精神的尊重。與此相匹配的，社會各界都應為“創造性執行”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從評價機制、激勵機制等制度層面予以更好保障。正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的，要“為擔當者撐腰、為實幹者鼓勁”，意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