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基：美國篡改曾對中朝發動細菌戰歷史，意欲何為？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基】

七十二年前的1月28日，也就是1952年的大年初二，駐守朝鮮江原道平康郡一帶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125師375團指戰員，又一次隔着濃霧聽到了敵機的轟鳴。但這一次，並沒有往常投彈後的巨大爆炸聲傳來。當天下午，戰士李廣福外出執行任務時，在金谷裏內山洞一帶的山坡雪地上發現了大批多種昆蟲；在逐級上報這一異常情況的同時，375團通過進一步調查發現，附近多處雪地上也出現了大量昆蟲。

志願軍後勤衞生部接到報告後，派出由中朝兩軍防疫幹部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展開現場調查，發現這些昆蟲在天寒地凍的朝鮮半島，仍有着異乎尋常的生命力（採集的蒼蠅還能在容器內產卵）。經朝鮮人民軍軍醫局衞生防疫隊實驗室檢測，23個跳蚤體內均帶有鼠疫桿菌、35個蒼蠅體內均帶有典型霍亂弧菌。朝鮮戰場上又一場邪惡與正義的較量——細菌戰與反細菌戰，由此揭開了大幕。

此後志願軍其他部隊也接連發現了類似情況。不久，有昆蟲報告的地區，霍亂等在朝鮮早已絕跡的烈性傳染病突然冒頭，不同程度的感染開始出現在部分朝鮮民眾和志願軍戰士身上。圖源：央視《國家記憶》

根據1987年內部發行的《抗美援朝戰爭衞生工作總結·野戰內科 衞生防疫》記載，從1952年1月28日到6月30日，不計算朝鮮人民軍報告的投放次數，我軍各單位報告的敵人投放細菌武器已有658次之多；而從2月底開始，美機先後在我東北多地撒佈大量帶有病菌的昆蟲，後來更是進一步擴大到十多個省區。儘管中朝軍民發現後有所防範，但仍先後出現了鼠疫、霍亂等此前並未在我軍入朝後發生、更是本不應在寒冷季節發生並流行的病例，造成了人員傷亡。

在遭遇細菌戰突襲，技術裝備上處於絕對劣勢的不利條件下，為了挫敗敵人險惡的陰謀，志願軍各級成立了高效有力的防疫機構，為使軍民協同一致，還與朝鮮地方政府取得聯繫，成立軍民聯合防委會，領導中朝軍民進行反細菌戰鬥爭。作為人民戰爭的一部分，從前線到大後方，軍地各級廣泛舉行羣眾性衞生宣傳教育，特別是愛國衞生運動的開展，使得中朝人民在高度的愛國熱忱和國際主義精神感召下，最終取得了反細菌戰的完全勝利。

圖源：《抗美援朝戰爭衞生工作總結·野戰內科 衞生防疫》第143頁

但由於對敵人的殘暴狡猾認識不足、極度缺乏相關科研經驗等主客觀原因，國內對細菌戰也曾存在過一些消極觀點。正如周總理在《五個月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綜合報告》（《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衞生類》第396頁）中所説，在反細菌戰第一階段的倉促應戰階段，“當時在衞生部門中間，有的因為一時未查到細菌、未發現傳染病人，即對敵人是否進行細菌戰表示懷疑，沒有積極地、迅速地採取斷然的反細菌戰的措施；到前方工作的專家對於細菌戰表示懷疑，志願軍衞生部負責同志對待專家近於盲從，也隨聲附和”。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實踐，無數次雄辯地驗證了“真理越辯越明”這個道理。1952年3-7月間，“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調查團”、“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以及由我國科學家組成的“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等三個團體在朝鮮和我國東北等地進行調查。通過中朝軍民冒着生命危險，蒐集到的一座座如山鐵證，專家團體的報告最終向全世界證明，美帝國主義確實對中朝人民發動了滅絕人性的細菌戰。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團長李德全（左)、副團長廖承志(右)、秘書長官乃泉(中) 等，在朝鮮觀看美軍撒佈細菌所用小降落傘紙筒等容器。圖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在令人震驚的事實面前，一些有良知的美國人也加入了探尋真相的行列。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唯一仍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美國報刊，由美國記者鮑威爾管理的《密勒氏評論報》不僅是西方讀者瞭解中國大陸真實情況的唯一窗口，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更是報道了美國侵略朝鮮和中國、在朝鮮和中國發動細菌戰、破壞朝鮮停戰談判等罪行。為此，美國郵政部門立刻宣佈禁止《密勒氏評論報》在美國出現，英國和日本政府也隨即響應，導致《密勒氏評論報》在朝鮮停戰協定簽署前的1953年6月破產停刊，鮑威爾全家回到美國。

1917年在上海創刊的《密勒氏評論報》，批評過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揭露過侵華日軍的暴行，在新中國成立後也給予了熱情而堅定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密勒氏評論報》更是堅持為中朝人民的正義事業發聲，書寫了永載史冊的篇章。圖源：維基百科

1956年4月，美國政府以“叛國罪”和“煽動叛亂罪”控告鮑威爾，鮑威爾將被累計判處260年的徒刑和13萬美元罰款，當即激起世界進步輿論的強烈抗議。當聯邦法院指令鮑威爾在45天之內提出15名證人的證詞後，《密勒氏評論報》的中外作者、讀者和支持者在北京成立的“聲援鮑威爾案委員會”，立即通過新聞傳媒宣佈：50位中國人願赴美國舊金山法庭為鮑威爾作證。這個證人名單後來一直在增加，先是增加到100人，後來鮑威爾的律師更是自信地向法庭表示，“你要1000人，我都可以給你帶到美國法庭上來”。

在當時美國施行麥卡錫主義的極端政治環境下，鮑威爾在自己的祖國很難得到支持。圖源：微信公眾號《共青團中央》

在大洋彼岸正義力量的映襯下，美國這邊從政府到軍隊，卻找不到一個人願意出庭證明，鮑威爾關於美軍在朝鮮戰場上發動細菌戰的報道是個謊言。最終在拖延數年之久、卻始終找不到證人和證據將鮑威爾案“辦成鐵案”之後，1961年7月，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宣佈，“因為中國大陸上的現存條件，要得到證明鮑威爾叛國行為所必須的兩名證人是不可能的”，不得不撤銷了對鮑威爾的煽動叛亂罪起訴，並中止叛國罪指控。

儘管被要求今後不得從事記者行業，長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鮑威爾，並沒有停止尋找有關當年《密勒氏評論報》報道真實性的更多證據。1981年秋，鮑威爾終於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9000多份二戰盟軍總司令部文件中，找到了50多份美國政府和盟軍總司令部之間圍繞着“731部隊”問題的秘密文件。

這些文件，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之間往來的機密文件，其中具體記錄了對“731部隊”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審訊及有關人員的移交問題。據此，鮑威爾先後發表了長篇文章《德特里克堡與“731部隊”的溯源》、《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和《日本的生物武器，1930年至1945年》予以揭露。

鮑威爾文章節選。由他整理發現的，從“731部隊”到德特里克堡基地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是美國二戰後從未放棄採用生物戰、細菌戰這些反人類行為的重要證據

如果把目光放眼到整個冷戰時期，美國政府阻撓對朝鮮戰場上細菌戰的調查，對揭露真相者的無情迫害，只是這隻獸性早已徹底戰勝了人性的惡魔的“常規操作”。21世紀初陸續解密的一批檔案證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本土進行了代號為“112計劃”、“海浪行動”、“白衣行動”的大量生化武器試驗，不僅部分大城市居民遭遇無妄之災，還有相當數量的美軍官兵在一系列精心包裝的演習中糊里糊塗地成了試驗品。鮑威爾發現的德特里克堡與“731部隊”勾結的罪惡，不過是其中“不慎”露出的一部分馬腳而已。

2008年12月15日，鮑威爾逝世。他的兒子托馬斯·鮑威爾至今仍在補充完善其父後半生收集整理的美軍細菌戰資料，為亡者追尋正義、為生者追尋良知。在反華這一“政治正確”已經到達空前高度的美國，鮑威爾的後人願意為這段並不如煙的往事發聲，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細菌武器研發，是非常難得的人性之光。而更重要的是，作為當年那場細菌戰的受害者，我們中國人自己必須時刻牢記這一歷史事實。

托馬斯·鮑威爾揭露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發動細菌戰的著作《醜陋的秘密》

作為一個丹東人，筆者小時候就聽過很多志願軍老戰士、以及參加過抗美援朝運動的老鄰居們講述的往事，其中也包括與細菌戰相關的回憶。所以當我後來得知，相當一部分國人（甚至包括一些“愛國軍事大V”）對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發動細菌戰一事，其認知態度竟然是“無法確認”，乃至隨波逐流、為虎作倀時，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震驚：在我看來，這幾乎和“地平説”一樣可笑。

剖析這種現象的成因，必須提及在“鮑威爾案”幾十年之後，美國重新以冷戰勝利者的姿態、開動其宣傳機器將自己包裝為“白蓮花”的行徑；而那些夥同其間、喪失了作為一箇中國人應有良知的“第五縱隊”，更是甘當顛倒黑白的馬前卒。1995年，一位留學美國併成為美國大學教授的“國際關係專家”宣稱，“細菌戰是毫無根據的謠言，只是有利於國內國際宣傳的工具”。1998年，臭名昭著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冷戰國際歷史項目”兩名美國專家威瑟斯比和萊滕伯格，更是用一批漏洞百出的所謂“中蘇解密文件”，論證“細菌戰不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虛假宣傳活動”。

而在這一時期，反倒是一些日本人站了出來，用事實駁斥這些無恥讕言。1995年，長期旅居台灣的日本學者藤井志津枝發表論文，揭露了二戰後美國秘密徵調“731部隊”石井四郎等人繼續從事細菌戰研究的真相；2001年，日本靜岡大學歷史教授森正孝受邀來到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調查並確認了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廣泛使用了細菌炸彈的事實。同年，日本出版了《陸軍登户研究所的真相》一書，書中指出，朝鮮戰爭期間，“731部隊”成員還為隱藏在橫須賀海軍基地內的美國秘密部隊的“化學部門”工作，並提及了1955至1959年美國境內一些遮遮掩掩的生化武器項目。

森正孝教授在進行主題為“731部隊細菌戰真相以及日本政府的責任”的講座。圖源：中國青年報

然而從新世紀開始，美國又炮製了一批否認細菌戰的“二創作品”。2002年，美國陸軍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克萊恩在其論文中“自謙”：美國在朝鮮戰爭時期“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發動細菌戰”；同年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戈加斯基更是發文宣稱，中國發動反細菌戰運動與愛國衞生運動，是一場為了“動員羣眾與大自然和帝國主義開戰的政治運動”。

聞得“主人”發號施令，自有“跪族”逐臭而來。2004年，一篇奇文拐彎抹角地宣稱，“利用公眾對細菌戰的恐懼情緒和民族主義的對外抵抗意識，來培養民眾普遍的集體抵抗意識，從而為現代民族主義式的羣體行為構築心理基礎。”2013年《炎黃春秋》刊載的《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更是流毒極廣，時至今日在一些中文網絡平台上仍有人以此文為論據，否認美國發動細菌戰。

必須承認的是，在這些精心包裝的謊言集中出現的、那個“歷史虛無主義”橫行的年代，國內輿論場沒能及時對其進行批駁反擊，使得相當一部分人至今仍被蠱惑而不自知。如同歷史虛無主義的其他案例那樣，長期以來所謂“證偽細菌戰”的種種認知作戰手法，已經對全民構建正確的抗美援朝史觀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劣影響，更是潛移默化地讓人忘記為何二戰結束後美日關係迅速轉變，成為今日為禍亞太的“美日同盟”乃至發展成“美日韓同盟”。

隨着“哈爾濱旅遊熱”的興起，參觀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人數持續激增，讓這段慘痛的歷史、特別是主謀者遠未得到應有清算的事實，成為越來越多國人的記憶。圖源：新華社

為什麼幾十年來，這些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反動勢力，都孜孜不倦地企圖篡改那段歷史？在冷戰結束後波詭雲譎的時代大潮中，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朝兩國都經歷了空前兇險的艱難險阻；面對冷戰後唯一超級大國的欺凌與絞殺，中朝能夠渡盡劫波、屹立不倒，維持其中凝聚力與自信心防線的重要精神高地，就是在三千里江山攜手戰勝強敵的輝煌歷史。那麼在敵人看來，一切能夠動搖這座高地的方法手段，當然都要無所不用其極。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當我們一次次紀念偉大的抗美援朝勝利時，我們追憶的不僅是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事蹟，更是面對狡猾殘暴的強敵時，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真理信念。如果只是躺在祖輩的功勞簿上，忘記了今天擔負的責任，那就不是紀念抗美援朝應有的態度。近年來國際上一樁樁大事件的發展脈絡警醒着我們，只有再一次正面擊敗強敵及其走狗，形成一座新的精神高地，才能讓他們認清歷史真相絕不容篡改的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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