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少將：突然襲擊亂戰，突然煙消雲散……為什麼這裏總是如此戲劇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金少將】

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已經一百多天，圍繞着整個中東地區乃至伊斯蘭世界的軍事行動沒有停歇過。

一般而言，衝突都圍繞着以色列當局與非政府抵抗組織展開，且僅限於針對以色列控制區的軍事基地、美國等國的軍事基地和非法佔領區的襲擊，以及以色列軍隊及其外部支援力量對這些抵抗力量活動區域的清剿。

2024年1月2日，美軍轟炸了巴格達的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總部，致使該部指揮官塔利布·薩伊迪遇害。

不過，從媒體公佈的消息來看，這種獨特的“默契”在2024年1月16日被打破了。此前一直置身事外的伊朗突然在24小時內接連對巴基斯坦、伊拉克與敍利亞的多個目標實施遠程打擊，並在隨後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

緊接着，中東事務的相關方立即站隊表態。阿盟率先發難，譴責伊朗對伊拉克的導彈襲擊。此後，巴基斯坦政府也對伊朗的打擊發出強硬表態：先是撤回了駐伊大使，接着發動了“瑪格·巴爾·薩馬查行動”，對伊朗東部的錫斯坦和俾路支斯坦普羅旺斯地區實施空襲。

然而，就在雙方空軍轟炸完彼此的領土之後，伊巴兩國又立即恢復外交關係，雙方的特使也都前往對方國家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流。伊拉克的情況也差不多，儘管伊拉克政府此前第一時間就譴責了伊朗的襲擊，並前往阿盟和聯合國進行外交抗議，但政府表態中的主要內容，卻是呼籲美軍及其代理人儘快從伊拉克撤軍、解除非法佔領。

為什麼一向謹小慎微的伊朗會在此時突然不合常理地發起一輪襲擊？為什麼各個“遇襲方”對襲擊的反應如此輕描淡寫？

首先，外部環境——有例可循：

儘管主流媒體很少報道，但在民間武裝、恐怖主義團伙、外國佔領軍與地方獨立主義者裂土割據、外部勢力廣泛扶植傀儡的中東和中亞地區，各個域內與域外國家發動跨境軍事行動，且不對當事國進行通報，其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自伊拉克戰爭結束後，一個所謂的“反恐”或類似口號，就可以成為踐踏所有相關地區國家主權的理由。

2022年10月初的敍利亞態勢圖及實控區標註

往遠了説，有美國佔領軍進行的類似行動，如對卡西姆·蘇萊曼尼將軍與伊拉克人民保衞部隊指揮官阿布·邁赫迪·穆罕迪斯在正常訪問下的導彈刺殺，以及代爾祖爾與摩蘇爾戰役中對各國反恐聯軍的轟炸。

往近了説，去年10月至今年1月初，美國及以色列軍隊為了壯大聲勢，對並非巴以衝突當事方的敍利亞大馬士革國際機場與阿勒頗機場的“威懾襲擊”，以及作為非當事國的土耳其，於去年12月26日與今年1月15日對伊拉克和敍利亞庫爾德武裝與美軍實施的轟炸行動。諸如此類的現象在當地十分普遍，只是在各方有需要時才會有媒體跟進報道而已。

雖然伊朗一直儘可能避免自己被視作霸權主義干涉者，但為了回應美、以等國策劃的襲擊以及北約在周邊地區扶植顛覆勢力，伊朗也曾多次發起對伊拉克美軍基地、美軍在伊拉克庫爾德區建立的“伊朗叛亂分子訓練與指揮中心”的打擊活動。

比如2022年3月13日，伊朗就對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埃爾比勒省的領事館周遭區域進行密集襲擊，摧毀當地數個疑似安置重要人員的高級酒店與別墅區。就事件本身而言，伊拉克多少有些“躺槍”成分，但伊朗的襲擊也確實對伊拉克的主權與國家尊嚴構成了挑戰。

相較於之前的埃爾比勒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在本次襲擊中顯得更加有的放矢，圖為據稱是救援隊在庫爾德富豪別墅中回收的以色列情報人員證件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既然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以、美、土的行動都不會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受襲方的報復，那麼其他地區國家使用類似的理由和手段實施“軍事冒險”顯然有例可援。更何況，伊朗同樣也有在該地區實施打擊的先例，這些都為伊朗構築了本次襲擊行動的外部輿論與國際反饋的基礎。

其次，內部環境——必要的行動：

如果在伊朗之外的人，依靠外部新聞報道與小道消息觀察伊朗，通常會得出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在一部分人眼中，伊朗是一個愚昧落後、遍地親西方勢力、一碰就倒的破屋子，許多官僚和富商都持有大量海外資產，子女、家屬都在海外的裸官也不在少數，國內被滲透腐化程度很高；但在另一部分人眼中，伊朗則是一個“老保神國”，其領導層對於民間有着極強的號召力，也不缺乏慷慨赴死的義士，且熱衷於對外輸出意識形態。

從“頭巾事件”到2022年所謂的“德黑蘭見證者無人機製造廠遇襲事件”中，外界看到的是前者；而在風起雲湧的中東亂局及本輪巴以衝突中，看到的則更多是後者。

伊朗確實憑藉自身“抵抗之弧”總後台的身份，成功置身事外，避免直接參與到對抗中去。同時，通過支援東至也門、西至巴基斯坦的盟友，讓驕橫的美國軍隊與以色列軍隊碰了一鼻子灰，甚至讓北約諸國品味了一番自二戰後少有的被局部海上封鎖的感覺。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前一種觀點的基礎就不存在了——腐敗、外部代言人、民族分裂勢力、恐怖分子、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在啃食着這個國家的根基。對於每一個像伊朗這樣擁有廣闊疆域和古老歷史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這些都是它們在當今世界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隨着伊朗的主要精力轉向外部，其內部的敵人也開始變得活躍起來。當美以在正面戰場無力取得優勢，其策略也開始轉向“盤外招”——即通過對伊朗內部實施破壞的方式來降低伊朗對外支持和干涉的能力，打擊其民心士氣，轉移其政府的目標與精力。

2023年12月15日，伊朗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拉斯克縣警察總部遭到巴基斯坦境內的“阿德爾軍”恐怖組織襲擊，導致11名警察被殺，7人受傷。到了2024年1月3日，於克爾曼舉行的對蘇萊曼尼將軍的紀念活動中，更有兩名恐怖分子實施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103名無辜平民的死亡、數百人受傷，其中最小的遇害者甚至身高還不足一米，救援人員只能抱着粘有她碎屍塊的粉紅色棉襖哭泣。

當地時間1月3日，伊朗克爾曼發生恐怖襲擊後慘不忍睹的現場。圖自視覺中國

如果就迫使伊朗發起對外打擊、親自下場的目的來看，這一策略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了。傳統上，伊斯蘭教與波斯文化強調血債血償，儘管在伊朗現行法律中“血債復仇”是非法的，但在國家層面上，對外打擊、將傷害本國人民的兇手以繩之以法，是伊朗政府獲取執政權威的重要途徑。但是，該行動必須小心謹慎，以避免直接陷入與西方陣營和以色列的正面衝突。

發動襲擊的導彈上書寫着“粉紅色夾克”的標語

正因如此，血仇的當事方——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為基地的恐怖分子，以敍利亞西北部遭土耳其僕從軍實控區為據點的極端組織，以及為極端組織和伊朗國內反對派提供幫助、位於伊拉克庫區的摩薩德與CIA的安全屋與指揮協調中心，就理所當然成為伊朗對外打擊行動的目標。

結果與反饋

伊朗針對敍伊阿三國境內目標的三次襲擊效果，不盡相同。在敍利亞，長途導彈襲擊確實出其不意地摧毀了目標，給敍利亞西北部的極端組織武裝人員與武器裝備造成較大損失，但對其在土耳其境內的指揮系統並未構成有效打擊。

不過，這次襲擊也非徒勞無功，它至少證明了伊朗直接支援敍利亞軍隊的能力，並且證明了伊朗軍隊擁有可以攻擊到以色列本土、且精度不俗的彈道導彈，對於一直在敍利亞向美軍與庫爾德佔領區實施襲擾的抵抗軍也起到了壓力分擔與鼓舞士氣的作用。

在伊拉克，“法塔赫”110導彈也極好地完成使命，將庫爾德斯坦省的首富、千萬富豪佩斯瓦夫·迪扎耶，連同其兩位以色列情報部門夥伴與全家一起送上了天。順帶的，還將附近伊拉克抵抗者切膚之痛的軍事基地和摩薩德情報設施炸了個遍。

此舉儘管對伊朗在阿拉伯地區的國際形象造成些許損害，且一定程度上稀釋了與沙特和解所帶來的政治成果，但伊朗也確實展示了自身的實力與意志，為伊拉克趕走美軍基地和打擊國內割據勢力、分裂武裝提供了一個新的安全關切支點。

另根據多家媒體和分析師的報道，1月9日還對伊拉克政府的撤軍請求置若罔聞的五角大樓，到了1月25日的時候已開始同伊拉克政府協商，並考慮逐步撤出敍利亞與伊拉克地區的兵力與重武器，以避免“美國士兵成為伊朗及其軍事盟友手中的人質”。

當然，事態發展還需後續觀察。如果伊朗人真的只靠這一輪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就湊齊了壓垮美軍撤軍的最後一根稻草的話，那就真算得上二十一世紀初“四兩撥千斤”的軍事鬥爭典型案例了，而且很可能會被其他國家與地區的勢力爭相效仿。

不過，正如前文所言，此次襲擊的影響不完全是正面的。襲擊鼓舞了各地抵抗軍民的士氣，但也同樣會誘使他們實施更加激進的軍事冒險。而這對於遵循敵強我弱態勢下的游擊戰爭中，至關重要的適度及保存寶貴的有生力量與軍事裝備的原則，可能起到反效果。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難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即伊朗對於伊拉克和敍利亞領土上的恐怖分子與割據武裝的襲擊，並沒有引發兩國不滿，還對恐怖分子背後的勢力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這對於敍利亞危機的全面解決、伊拉克擺脱以美軍為首的“國際聯盟”的佔領，均能起到不小作用。

美軍在位於敍利亞、約旦、伊拉克三國邊境口岸的坦夫地區設立的非法要塞，2024年1月29日，該要塞遭遇來自伊拉克民間抵抗組織的導彈襲擊，造成3死40傷。

相較而言，對巴基斯坦實施打擊就屬於“低成本低收益”了。阿富汗與伊朗邊境的俾路支系武裝儘管比較活躍，但實力相當有限，且主要資金大頭其實來自印度，所以對他們的空襲無法傷及其根本。既礙於與美國的關係，也因為伊斯蘭世界“地方自治”的古老傳統，巴基斯坦軍隊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對本國的俾路支省進行軍事清剿行動，更不要説剷除對自己和伊朗的威脅了。

當然，這裏的“收益不大”，指的是反恐與軍事、經濟層面的短期收益。政治上，雙方在後續表態中互有默契，反而有望促使雙方在地區安全、政治交流和政府間合作關係上進一步深化，對穩定地區局勢還是有所助益的。

而根據中亞多國政府的國策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結合，在不久的將來，該地區會建成一張聯結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與伊朗的客貨兩用鐵路和公路的巨大網絡，並最終向東連接到中國，向西延伸至歐洲。這無疑需要一個整體穩定的大環境才能推進下去，但當地目前仍不太平，各地的恐怖組織、試圖影響與破壞建設的外部勢力代理人，依舊蠢蠢欲動。

如果地區各國無法在國際反恐上通力合作，清除這些毒瘤，那麼這張網絡的推動效率將大打折扣，無法達到各方預期。畢竟，安全形勢差的地區是很難爭取到外部投資與合作的。只能説，希望有朝一日，這種“半推半就”的“互相軍事打擊”，能變成全方位、有效的立體反恐合作，讓外部干涉力量與當地的極端組織在昭昭天日下無所遁形。屆時的亞洲與世界，或許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這種打擊非西方世界特指的“恐怖主義”的導彈襲擊，恐怕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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