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巴以衝突導致中東安全矛盾連鎖反應，美國疲於奔命

**編者按：**1月28日，美軍位於約旦東北部、靠近敍利亞邊境的一個軍事基地遭遇無人機襲擊，造成3名士兵死亡，至少34人受傷。這是本輪巴以衝突以來，首次有美軍士兵喪生，也讓自胡塞武裝組織封鎖紅海行動造成巴以衝突外溢後，中東局勢再次升級。

另一方面，美國、歐盟以及英國、法國、德國等11個歐洲國家的800多名在職公務員簽署聲明，抗議各自國家對本輪巴以衝突的政策，美英此前也都表示出了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意願。中東地區的和平與戰爭，彷彿就在一念之間。

站在2024年的開端、巴以衝突持續百餘天之際，如何評價這場衝突帶來的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可能面臨哪些挑戰？中國又是如何以積極的方式參與對中東局勢的塑造？就以上問題，觀察者網專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劉中民。

觀察者網：巴以衝突已持續超過100天，人員傷亡之慘烈、衝突外溢產生的連鎖影響引發了全世界關注。能否請您評估一下，迄今為止，衝突雙方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各自的政治目標？

**劉中民：**新一輪巴以衝突已經持續100多天，我覺得巴以雙方某種程度上都是失敗者，都沒有完全實現各自的目標。

從哈馬斯方面來説，儘管這場衝突重新將巴以問題帶到了中東乃至全球事務的關注中心，但是，巴勒斯坦方面也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在加沙地帶已經有超過2.4萬人喪生，巴勒斯坦民眾與哈馬斯都遭到重創，以色列近日在黎巴嫩“定點清除”了哈馬斯政治局的二號人物。加沙地帶陷入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甚至有專家認為，考慮到加沙本就脆弱的生態，未來對這裏的重建過程恐怕會進一步加劇生態危機。

其次，從解決巴以問題的方面看，應該説，哈馬斯採取的激進行動並沒有推動問題解決朝有利於巴勒斯坦的方向發展。儘管國際社會包括中國、阿拉伯世界都強調，要基於“兩國方案”的基礎來推進政治解決巴以問題，但由於美國不斷在聯合國安理會層面阻撓呼籲停火止戰的決議，並且全面、露骨地支持以色列，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巴以衝突的政治解決還沒有取得什麼收效。現在連最急迫的問題，即在加沙地帶停火都還沒能實現。

當地時間1月19日，以軍空襲加沙地帶醫院，受傷的民眾正接受治療 圖自：視覺中國

至於以色列方面，也還遠遠沒有達到它期望實現的目標。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以色列政府在這場衝突中究竟想要實現哪些目標，都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説是最大限度地重創哈馬斯，甚至如以色列官方宣稱要“消滅哈馬斯”，但這個目標很難實現。衝突持續100多天後，某種程度上來講，以色列終結了哈馬斯對加沙地帶北部的統治，但是下一步，如何治理這些地區進行政治安排，就成了擺在以色列面前的現實挑戰。

在衝突過程中，以軍解救人質的行動也相當不順利。之前主要是靠卡塔爾斡旋達成的臨時停火協議，實現雙方互換人員。純粹從軍事行動的角度看，以軍完全沒有完成這個任務，沒有任何一個人質是通過軍事行動解救的。

至於説消滅哈馬斯，就算以色列有可能終結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但恐怕也無法從組織、人員和社會基礎上根本消滅哈馬斯。最近一段時間的民意測驗顯示，哈馬斯的支持率還是在上升。所以，以色列最終只能得到一個象徵性勝利，結束哈馬斯在加沙的統治。

以色列在國內外的處境也更加艱難。巴以衝突的外溢使它在紅海、黎巴嫩、敍利亞和伊拉克等方向，同胡塞武裝、真主黨和什葉派民兵武裝的衝突加劇、矛盾上升，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也在上升。加上土耳其對以色列的聲討，也就是説，整個中東除了以色列外的其它幾大政治力量，反對以色列的呼聲都在上升，儘管各自的程度不同。

除了在中東地區同周邊反以武裝發生衝突，同地區主要力量的矛盾上升，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也陷入孤立。有南美國家宣佈同以色列斷交，西方國家中法國、西班牙對以色列發出譴責，南非更是把以色列告上國際法庭。在以色列內部，因為衝突所付出的經濟代價相當沉重，國內反對加沙戰爭的示威遊行也時有發生。應該説以色列陷入了一種內外交困的局面。因此，可以説衝突雙方都是失敗者。

觀察者網：剛剛提到因巴以衝突產生的各類外溢衝突與矛盾中，您認為其中哪一個是影響最嚴重、不確定性最高的？它們對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國構成了哪些挑戰？

**劉中民：**我覺得這個問題需要分層次看。從以色列周邊到中東地區再到全球，我認為巴以衝突的外溢體現在三個層次。

周邊衝突主要在軍事和安全層面，最突出的就是在紅海、黎巴嫩以及敍利亞和伊拉克的方向。美國、以色列同這些地區反美反以力量之間，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軍事衝突。稍微展開説，我想胡塞武裝同以色列的衝突是跟新一輪巴以衝突關係最密切的。

胡塞武裝雖然過去的意識形態中也包括反美反以，但它作為一支什葉派的伊斯蘭主義武裝力量，並沒有同以色列爆發過直接衝突。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胡塞武裝加入衝突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期發射火箭彈、無人機打擊以色列目標，但是效果不佳；第二階段是在紅海方向攔截同以色列有關聯的船隻，或扣押或發動襲擊，進而導致美國組建護航聯盟，美國同胡塞武裝的對峙升級；第三階段，自今年1月12日起，美英開始組織打擊胡塞武裝在也門本土的目標，導致衝突的程度提高、範圍擴大。

目前美國、以色列同胡塞武裝的衝突依然處在升級階段，下一步會有局勢複雜化的可能。隨着美國將打擊目標擴展到也門本土，這會不會引發也門地區，涉及到沙特同伊朗的對抗？因為也門政府得到了沙特支持，胡塞武裝得到伊朗支持。去年9月，胡塞武裝同沙特支持的也門政府走向和解。如果巴以衝突導致也門再度爆發內戰，某種程度上也對沙特同伊朗間的外交和解構成考驗。

1月11日，胡塞武裝控制多地遭美軍空襲 圖源：央視新聞

沙特這次表現得比較温和理智，並沒有加入美國的護航聯盟，因為它並不想重新陷入同胡塞武裝的衝突中，但目前看，衝突升級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其次，在黎巴嫩真主黨這個方向，倒是符合之前説的那種混合戰爭的情況。

在本輪巴以衝突之前，以色列分別在1982年和2006年兩次入侵黎巴嫩，雙方在黎以邊境的摩擦衝突時有發生，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也是如此。但是在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這等於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因素，黎巴嫩真主黨開始襲擊以色列，以色列也回以報復，且其國內有激進力量主張要深入黎巴嫩內部進行打擊，包括定點清除哈馬斯、真主黨在黎巴嫩的人員，這種行動已經在做了。最近，以色列表示在7個方向上都受到威脅，決定從加沙抽出一部分軍事力量，來應對黎巴嫩真主黨等威脅。因此黎以衝突升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否會失控到以色列大打出手，在加沙以外發動另一場局部戰爭，我想這也是對以色列能力的一種考驗。

實際上自巴以衝突爆發之後，美國向中東地區增派軍事力量的目的，就是要對這些地區反美反以力量進行威懾。

除黎巴嫩真主黨方向，也包括敍利亞、伊拉克這個方向，那裏受到伊朗影響的反以什葉派武裝，主要通過襲擊美國在當地的軍事基地等目標的方式來配合巴以衝突，美國進行的報復性空襲使衝突陷入循環。而且，最近這個方向的衝突形勢正在複雜化，伊朗同該地區衝突的關聯性正在增強。16日，伊朗對美國駐伊拉克庫爾德地區領事館附近的目標發動導彈襲擊，伊朗方面的説法是打擊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在當地的存在，也是對1月3日伊朗遭受恐怖襲擊的回應。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在加大對敍利亞和伊拉克庫爾德武裝的打擊，這進一步加劇了伊拉克局勢的緊張。這些都是巴以衝突在地區安全和軍事領域的外溢。

第二是在政治層面，衝突導致了以色列同地區國家關係的變化。比如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之前，由美國推動、旨在實現沙特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是本地區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也是哈馬斯發起“阿克薩洪水”行動強烈反對的目標。受這次巴以衝突影響，沙特同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應該是暫停了。阿拉伯國家也在外交層面形成反對以色列的共同主張，包括召開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特別峯會，開展斡旋等等。

一方面，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中反以的呼聲高漲，尤其是土耳其跟伊朗這兩個非阿拉伯國家十分高調地反對以色列；另一方面，本地區已經同以色列建交的國家，還並沒有做出斷交的決定。

在全球層面，衝突也引爆了西方社會內部的族羣矛盾，特別是圍繞反猶主義、伊斯蘭恐懼症的問題引發的政治撕裂嚴重，甚至使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因此辭職。所以，美歐社會出現的矛盾也屬於是巴以衝突外溢的一種情況。

此外，隨着巴以衝突的爆發，全世界的極端主義都有所抬頭，包括2024年年初在伊朗發生的恐怖襲擊，以及東南亞菲律賓發生的恐怖襲擊。由於穆斯林族羣同猶太人之間的矛盾上升，就給了極端主義勢力可乘之機。

當地時間1月3日，伊朗克爾曼市連環爆炸案導致84人遇難，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後宣稱對襲擊負責 圖自：伊朗媒體

觀察者網：美國總統拜登13日曾表示，美軍襲擊胡塞武裝前曾與伊朗方面有過溝通；而據《紐約時報》，美國官員承認對胡塞武裝的空襲效果很不理想。您覺得美國的軍事打擊是剋制的嗎？美國在顧慮什麼？

**劉中民：**我覺得這反映了美國近年來在中東長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國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在自身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將全球戰略的重心轉向大國競爭，在中東地區搞戰略收縮。

然而，過去的10多年又是中東地區發生急劇變革與動盪相交織的時期，地區國家頻現政權更迭、極端勢力“伊斯蘭國”崛起，敍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爆發等等。一方面，美國強調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包括2021年非常狼狽地從阿富汗撤軍，都體現了它的總體戰略趨勢。但另一方面，美國又不得不應對變化的中東形勢，出於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領導地位等目標，來做局部的、動態的調整。

比如，美國已經從伊拉克撤軍，但是基於伊拉克跟敍利亞的安全形勢，它有時候又會增派一部分軍力回來。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美國派出兩個航母打擊羣前往地中海，也是在做動態調整。也就是在總體上戰略收縮的同時，在局部增加力量，美國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一種權宜之計。美國不斷升級對胡塞武裝的打擊，其實進一步暴露了這種矛盾。這種斷斷續續的打擊究竟要持續多久？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目標是徹底遏制乃至根除胡塞武裝嗎？

其實，目前這種程度的空襲打擊是傷不了胡塞武裝筋骨的。胡塞武裝有數萬人的力量，相當規模的軍事裝備，同美國作戰時也有非對稱優勢。因此美國現在面臨一個權衡，如果照這個模式打下去，恐怕是美國首先承受不住。最近也看到了，中東地區的安全形勢正在循環升級，以色列同伊朗的矛盾激化，極端組織渾水摸魚，土耳其最近也沒閒着，不斷打擊美國支持的庫爾德力量。

巴以衝突這個長期困擾中東地區的熱點問題，導致其它安全問題之間出現連鎖反應，進而形成整個地區形勢日趨緊張，這對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哈馬斯武裝、胡塞武裝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武裝，都是以色列長期搞不定的非國家力量。如果美國決定大動干戈，那意味着再一次陷入類似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戰爭泥潭，這是美國絕對不想看到的。因此，美國也有要為地區形勢降温的需求，最近同伊朗的溝通，我想也有這個因素在裏面。

觀察者網：近日有美國智庫學者在《外交政策》網站刊文主張，美國的中東政策已經失敗，應該放棄向以色列和沙特提供的安全保障。今年也是美國大選年，結合當前形勢，您認為美國是否可能對中東政策做比較大的調整？

**劉中民：**長期以來，對美國在中東的政策尤其是盟友政策，各界是多有批評。美國的米爾斯海默、斯蒂芬·沃爾茨兩位學者，對於猶太院外集團綁架美國的中東政策這一點有許多批評。他們甚至把伊斯蘭極端主義反美的重要根源歸結為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

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政治文化，民主黨政府同猶太院外集團的關係，加上美以特殊關係形成的歷史，包括美國人認為以色列國家的產生和新教羣體創立美國的歷史具有相似性，這些因素導致雙方在政治文化上始終有一種高度認同的情結。這恐怕不是美國短時期內能改變的。實際上從奧巴馬時期開始，一直有美國總統嘗試改變這一點，但是美以特殊關係還是會維持下去。

至於美國同沙特的關係，應該説，美國推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依然是服務它戰略收縮的需求。自“9·11”事件以後，美國處理巴以問題的能力和意願都在下降。因此到了特朗普時期，美國反其道而行之，通過將巴勒斯坦問題擱置在一邊來推動阿以關係正常化，並在過程中強制性地推動對巴勒斯坦問題做出安排，試圖按美國的邏輯解決問題。

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次新一輪巴以衝突產生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顛覆了以“兩國方案”為基礎、政治解決巴以問題的前提。這也是哈馬斯表示強烈不滿的一個方面。長期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邏輯是，通過組建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聯盟體系來對抗伊朗，通過對地區矛盾做離岸平衡來減少自己的投入。但是新的現實證明，美國越來越難以靠這種策略駕馭中東。

與此同時，面對中東地區盟友，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同中國、俄羅斯改善關係的政策，美國又不得不來做出一些安排。比如美國同印度、以色列、阿聯酋之間搞的四方機制，包括去年提出的“印度-歐洲-中東”經濟走廊計劃，都有對沖和平衡中國的因素。

總的來説，我覺得美國目前中東戰略的最大問題是甩不掉以色列這個歷史包袱，並且在戰略上陷入了不得不搞小修小補的困境。美國在中東已經沒有像過去那種宏大的整體性戰略，比如小布什搞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儘管失敗了，但它依然是一個很宏大完整的計劃。所以現狀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其中一個方面產生的負面、消極影響擴大，迫使它要在戰略和政策層面去疲於奔命地應付。

也門胡塞武裝在閲兵中展示短程彈道導彈

觀察者網：世界銀行預測，2023年中東西非國家整體經濟增長率為1.9%；沙特財政部近期表示，對2023年實際GDP增長率的預期只有0.03%，相比2022年實際增長8.7%的“高光”時刻落差極大。如何評價中東各主要國家去年的經濟形勢？巴以衝突的外溢是否會進一步衝擊地區經濟發展？

**劉中民：**我認為，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非常大，不能看一個簡單的平均數。西亞北非國家的情況具體可以分為三組。首先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它們的經濟形勢總體向好。就整個地區環境而言，去年在中國斡旋下，沙特同伊朗實現和解後，中東的地區安全環境總體趨好。加上俄烏衝突爆發帶來的油價上漲，導致近年來沙特等海灣國家的財政壓力相比2021年以前那段長達十餘年的低油價時期，是得到了極大的緩解。目前，幾個海灣國家都在積極推進其經濟發展戰略和願景，去年卡塔爾主辦世界盃、阿聯酋主持召開世界氣候大會，都能體現它們在經濟與發展領域的積極姿態。

第二組則是為數比較多的，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受到“阿拉伯之春”衝擊的地區國家，比如埃及、突尼斯。這些國家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轉型，實現了相對穩定，並把經濟民生作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方向。但它們面臨的困難也不可忽視。新冠疫情的影響、俄烏衝突導致的國際能源價格上升與糧食危機，對它們都不是好消息。

第三組是仍在經歷戰亂的國家，比如蘇丹、利比亞、也門，伊拉克雖然情況相對更好，但是國內安全形勢也比較差。這些國家的政治還遠遠沒有實現穩定，就更談不上經濟發展了。

觀察者網：2023年中國在中東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外交，也取得了許多成績。您如何評價過去一年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提升？

**劉中民：**應該講，2023年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是顯著提升。對於這一點，不管是地區國家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是十分確信的。

從2022年底第一屆中阿峯會召開，到去年2月份伊朗總統萊希訪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同代表海灣國家的沙特以及伊朗進行了密切互動，也看到了沙伊兩國彼此尋求改善關係的內生動力。而中國長期以來不選邊站隊的外交立場也贏得了雙方的信任。

因此，2023年3月，沙特、伊朗代表在北京，與中國共同簽署沙伊和解的聲明，這是2023年中國在中東外交取得的最大成就，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在中東地區結出的果實。過去，中東地區國家在安全上更多強調零和博弈與安全困境。但正如中國與各方的外交相關文件所體現，單獨追求某個國家的安全無法解決中東的問題，需要標本兼治。中國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措施，推動地區國家建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中東安全新框架。

這些中國提出的安全理念能夠在參與中東地區安全治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並不僅僅是外交斡旋一時的結果，而是源於中國長期在中東地區深耕，同地區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不選變站隊，其背後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也適應了地區國家尋求和解的內在動因。從結果來説，顯然是有利於改善中東的安全環境。

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後，也有人擔心沙特同伊朗的和解進程是否會“翻車”，但是實踐證明，沙伊兩國之間的和解有助於雙方理性地看待巴以衝突及其外溢衝擊。應該講，沙伊兩國圍繞新一輪巴以衝突問題是有溝通的，伊朗參加了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應對巴以衝突的特別峯會；去年年底，在巴以衝突爆發後，沙伊兩國外長也共同訪問中國。

這些都表明，中國推動的沙特、伊朗和解，實際上在兩國共同協調巴以衝突問題的立場上發揮了特殊作用。下一步，雖然也門問題的解決是個考驗，但過去一年來，沙特與伊朗實現復交、互派大使與高層互訪，都為他們協調在也門問題上的分歧創造了條件。相對於過去彼此對立的環境而言，如今兩國應對巴以衝突、處理也門問題時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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