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答案年終秀】施洋：“台灣主流民意反對統一”？那什麼是主流民意？

【編者按】“台灣主流民意”向來是一個被塑造的話題，根據各個利益集團的需求可大可小，隨時變幻風向。至於兩岸未來如何，恐怕也不是自稱掌握“台灣主流民意”的民進黨所能主宰的。

在觀察者網2023“答案”年終秀上，軍事評論員施洋從對“台灣主流民意”的剖析入手，指出了這個民意形成背後的歷史因素，並認為兩岸關係要健康發展，不能依賴於台灣當局這樣的中間商，至於美國向台灣兜售所謂的“不對稱作戰”，不過是想多賣一些過時武器罷了。

施洋：

2024年1月13日，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在一天之內快速地分出了勝負：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組合得票558萬票，以所謂40%的得票率打破了過去20年裏台灣地區領導人政黨輪替的“8年魔咒”，擊敗國民黨和民眾黨的候選人，實現了民進黨在台灣的繼續“執政”。

作為一個擁有2400萬人口，登記選民1900萬的省份，民進黨在本輪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得票數既沒有佔據人口的多數，也沒有達到選民的絕對多數，甚至連投票選民的簡單多數也沒有達到。按照台灣地區的選舉制度，民進黨本輪得票數量雖然遠少於上屆選舉，但只要“比其他參選人多”，就不僅依舊能夠作為執政黨，還能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的全部主張“代表台灣主流民意”。

儘管作為“雙少數”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島內外都已預言賴清德在未來的任期中註定不會輕鬆；而因為在同期舉行的“民意代表”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超出往年的席位，實現了與民進黨的某種“勢均力敵”，從國民黨的視角看，這輪“選戰”打得也不算壞；至於首次參選就獲得近370萬票的民眾黨，在“民意代表”選舉中則成了能夠左右逢源的關鍵力量，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也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相比“各有所得”的選戰結果，本輪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統獨或者説兩岸政策議題，雖然因為當下緊張的台海局勢顯著上升，但在大陸民眾看來，無論是民進黨、國民黨還是民眾黨，給出的觀點都基本一致，那就是以各種形式拒絕兩岸走向統一，反對“一國兩制”。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有島內人士叫囂“台灣主流民意反對統一”，大陸民眾中也會有類似“留島不留人”的不冷靜聲音。

這種所謂的“主流民意”顯然是台灣當局長期塑造而來的，因為從兩蔣時期到現在，任何主張兩岸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説法，都不為本性反共的台灣當局所容納，而反向的兩岸統一則在中國大陸壓倒性的軟硬實力面前，屬於某種“智力硬傷”根本站不住腳。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台灣民意”對於“大陸政權”以及“中國”概念的感知與形成，則經歷了從日本殖民至今超過100年的漫長演變。

從1895年清政府割讓台灣給日本到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持續統治了50年。在這50年中，日本在經濟上對台灣大肆掠奪，在政治和文化上則通過隔絕中國大陸的信息，以“皇民化教育”侵蝕台灣的新一代人特別是原住民，一方面以“內地人”自居，對台灣島上無論是漢族還是原住民一概以“本島人”的稱呼進行歧視性對待。這樣的情況下，反抗的台灣人像霧社起義中的賽德克族被日本軍警殘殺；被“皇民化教育”的部分台灣人則以大陸稱為“漢奸”的形式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甚至出現了“高砂義勇隊”這樣可憐的軍國主義炮灰；更多的人則懷着對中國大陸懵懂而真摯的愛生存下來。

面對台灣光復，台灣人民第一時刻是欣喜的，他們不僅自發地慶祝日本的投降，也自發地歡迎來到島上的“接收大員”。台灣導演侯孝賢的作品《悲情城市》裏有一段描繪日本投降後台灣人民的絕妙片段：幾位主角在一起喝酒慶祝日本投降，聽到有人唱中國大陸歌曲，便提議“我們也來唱歌”，但因為長期的隔絕與文化壓制，他們一時間竟想不起適合的大陸歌曲，於是便一起唱起了描繪東北淪喪後難民逃亡悲慘遭遇的歌曲《松花江上》，這種強烈的矛盾之中，唯一不變的就是對中國的熱烈的愛。

但很快台灣人就發現，自己千辛萬苦等來的“大陸政權”，竟然是國民黨這樣一支只顧搜刮民脂民膏、不顧台灣百姓死活的反動勢力。在1949年以前，赴台的大陸人以國民黨的各種所謂“接收大員”居多，而這一批“大陸人”給台灣人留下的印象之壞，最終引發了“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台灣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羣眾運動，以及國民黨對其的血腥鎮壓。

反對國民黨的羣眾運動中，相當多的進步人士開始瞭解和加入左翼革命運動，其中的大部分又在台灣島內從1950年代開始持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反動勢力屠戮殆盡，以致台灣左翼運動的話語權為其他人士所竊取。另一部分人，比如前幾天剛剛病死的硬核“台獨”早期運動人物，父親在“二二八”事變中被國民黨迫害致死的施明德，則得出一種“外省無好人”的樸素判斷，甚至在“二二八”事件出現過反抗羣眾以“會不會説日語”來區分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諷刺景象。

至於國民黨敗退來台之後，這種“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歧沒有彌合，反而進一步加劇：上百萬國民黨軍政機關人員和幾十萬敗退國軍以“外省人”的身份大量湧入，讓台灣人口暴增30%。他們不僅佔用了台灣大量的城市空間，兩蔣政權也作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延續，自然而然地把持了退據台灣國民黨政權的高位，成為了台灣實質上的“上層階級”。長期“戡亂戒嚴”和白色恐怖的社會環境，加上兩蔣時期長期只是將台灣看做所謂“復興基地”，只將台灣當做軍費税收來源和大型軍事基地，將台灣“本省人”當做兵員來源，沒有在實質上給予他們與“外省人”平等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敗壞了台灣人民對“大陸政權”的印象。

與此同時，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已經淪為台灣當局的國民黨政權，千方百計地向台灣人民隱瞞中國大陸的現狀與發展成果，不遺餘力地配合全球反共勢力，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進行肆意抹黑與妖魔化。這種反共宣傳與國民黨反動派作為另一個“大陸政權”的印象相疊加，讓台灣大多數普通人對於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認識也缺乏好感。

上世紀末，隨着台灣島內逐步開放與大陸的交流，加上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民主轉型，兩岸之間的確獲得了相當的交流，但一來最積極前往大陸的是那些早年背井離鄉遷居台灣的“外省人”，台灣“本省人”見識中國大陸的機會相對較少，二來當時的中國大陸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與台灣有着不小的差距，雖然鄉愁給故鄉戴上了濾鏡，但中國大陸貧窮、落後的印象卻深深留在了他們心中。

加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一下子讓中國大陸作為全球最後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和台灣眼裏顯得不那麼“牢靠”，憑着短期的經濟優越感和虛妄的“民主轉型正義”，當時台灣很多人談論的統一是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當他們發現中國大陸迅速發展讓這種“統一”成無稽之談之後，就又把視野縮回了台灣本島，將中國大陸政治、軍事、外交領域的反獨促統妖魔化為“文攻武嚇”，當做“大陸政權壞”的所謂證據，繼續憑對大陸的污名化扭曲報道和所謂的“民意”，宣揚“不戰、不和、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論，並用各自的政黨目標對這種本質加以粉飾包裝。這種“民意”到了中美關係緊張的今天，更為一批美國別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藉此將台灣拉入到中美對抗的大棋中，讓台灣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

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種被扭曲的台灣民意不利於兩岸人民的進一步交流，也難以讓和平統一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順利推進；對於台灣人民而言，被扭曲的“大陸印象”不僅讓他們無法正確認識周遭世界，也讓他們在兩岸議題中無法做出真正有利於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和台灣前途的正確抉擇。

而唯一在這種扭曲而對立的兩岸關係中能夠獲益的，只有居間其中的台灣當局——沒有兩岸高度的政治、軍事對立，它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而這些政客無論要謀得台灣島內更多的權力和利益，還是要獲得中國大陸的“讓利”或者“實惠”，都需要站在大陸與台灣人民之間，“建站設卡”，當一箇中間商賺取兩邊的差價。

因此，對我們而言，眼下要一個健康發展的兩岸關係的關鍵，就在於不能再依賴於台灣當局這樣一個為了自身存續和利益，不惜扭曲和破壞兩岸關係的“中間商”，而是通過各種手段實現“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的新狀態，以改變、扭轉當年兩岸關係的不良現狀，實現兩岸人民的平等自由交流與兩岸關係的和諧健康發展。

解放軍在台灣島周圍進行海空聯合戰備警巡

那麼台灣當局現在在幹什麼呢？隨着民進黨再度贏得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毫無疑問，之前幾年台灣當局進一步強化軍事力量，謀求“以武拒統”的行動依然會在繼續，而在這一系列軍事力量的建設中，“不對稱作戰”無疑是台灣媒體和台軍提的越來越多的一個詞彙。這個詞背後的直觀表現，就是俄烏戰爭中烏克蘭軍隊大量動員部隊，依託城鎮、居民點和工事陣地，通過巨大的傷亡遲滯俄軍，將俄軍從大規模穿插的運動戰拖入陣地戰、消耗戰的戰爭實踐。

不過“不對稱作戰”雖然在俄烏戰爭之後被台灣島內媒體大加吹噓，甚至被不少人視作克敵制勝的良藥，但這一思想對台軍建設的指導早在2008年就開始了。

當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副教授威廉·S·莫瑞在《海軍戰爭學院月刊》中刊文《再論台灣的防禦戰略》，最早提出了與後來“不對稱作戰”心意相通的作戰思想。莫瑞在文章中提出，“台灣必須重新思考和設計自身的防禦戰略，發揚其作為防禦方的不對稱優勢，尋求拒止中國達成其戰略目標，而非摧毀其武器系統”。

次年9月，時任美國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助理副部長的美國陸軍中將華萊士·格雷格森於參加在美國舉行的第8屆美台防務產業會議，討論台灣戰略融合、戰略創新與軍事轉型時，代表美國官方立場向台灣提出了台灣軍事轉型“創新與不對稱”的發展方向。在此之後，台灣在防衞報告書中開始將“創新與不對稱”作為其建軍思想的轉型方向，開始發展不對稱戰力。

由於“不對稱作戰”構想是美國提出、台灣付諸實施的一種戰略，因此它在台灣的執行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非常鮮明的“答題”性質。在這種“答題”中間，最為明顯也是最為直白的回答，便是以台灣“後備兵力建設”為核心的陸軍地面部隊的擴軍過程。與台軍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着重建設裝甲機械化部隊、陸軍航空兵部隊，精簡淘汰輕步兵部隊的趨勢相反，如今的台軍正在想方設法增加各種步兵旅的編制數量，以增加台軍的兵力規模。

自2020年台軍提出“提升後備戰力”專案報告，改革強化台軍後備力量以來，台軍已經將編制中的甲種步兵旅增加到12個，還新編了3個後備招訓中心。2023年，台灣宣佈兵役改革政策，義務役從現行的四個月延長至一年，2024年元旦開始生效。這些步兵旅每個兵力5000人左右，編制五個步兵營一個炮兵營，沒有坦克，沒有裝甲車，沒有反坦克導彈，也沒有防空導彈和高炮，榴彈炮還是卡車牽引的，無人機巡飛彈這些更是別提，真打起來戰鬥力豈止是堪憂，完全是戰場上待宰的羔羊。

至於台軍正在編制的所謂縣市後備旅，那更是百鬼夜行，千奇百怪。縣市後備旅説起來基本就是台軍的鄉土部隊，編制上還是五步一炮，但是裝備和兵員上都更加糟糕，不僅步槍機槍型號都要老一號，連牽引榴彈炮有的都是如假包換的二戰美軍用炮，上面還鑄着1942銘文的那種。人員則主要來自本地的“教育召集”，甲種步兵旅是多數現役加一部分教召的後備人員，哪怕現役大多數是一年步槍兵，那也比一年摸幾天槍的後備役人員強。而縣市後備旅一個旅幾千人裏只有最多150人是現役，其他都是臨時動員起來的阿伯阿叔，戰鬥力可想而知。台軍計劃全台組建18個後備旅，做到每個縣市一個，目前已經組建了8個。

這樣看來不難發現，台軍自己在後備部隊建設上沒有動用太多的軍事資源，核心思路只有一個：美國人不是要我有足夠多的旅和部隊員額麼，那我就想辦法湊步兵旅，湊軍人數量。只要達標，美國人就沒理由不幫我台軍。

相比美國和北約在烏克蘭動員部隊的時候，幾千發幾千發地援助“標槍”反坦克導彈和“毒刺”防空導彈，美國人對於台軍的這種“答題”是如何回應的呢？最近的一個新聞可以很好地解答：2023年11月，美方以“國防授權法案”軍援台軍8萬套美軍現役單兵戰鬥裝備，以及1000挺M240B型排用機槍，所謂單兵戰鬥裝備就是士兵身上的鋼盔、軍服、防彈衣、戰術背心之類。這兩樣援助基本也和湊人頭差不多，美方對於所謂“軍援台灣”這事兒的真心能有幾分，想來是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其實台軍自己對於所謂的“不對稱作戰”有多少熱情，從台軍自己的軍費預算真正花在哪裏也不難看出來。2023年，台軍號稱的“自制潛艦”進行了所謂的下水儀式，歲末年初，台軍的自造輕型護衞艦的防空型和反潛型先後開工。除此之外，台灣還向美國採購了70架F-16V戰鬥機，108輛M1A2T主戰坦克……不難看出，這些正兒八經的主戰裝備雖然在美國的“不對稱作戰”理論裏派不上用場，但卻依然是台軍重金求購的關鍵所在。

由此看來，台灣所謂“不對稱作戰”來搞“以武拒統”的成色能有幾分，自然也就能看個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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