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丸子·施奈華：日本學者都敢用，為何美國學者卻避免用“法西斯日本”？

【文/英子·丸子·施奈華】

1943年，退休的駐日本記者休·拜亞斯（Hugh Byas）在其著作《由暗殺建立的政府》（Government by Assassination）中，對日本戰前的國家主義團體進行了深入觀察：

在日本……職業愛國主義者與職業罪犯聯合起來，其混亂的情況，致使愛國主義變得臭名昭著。廣大的愛國主義團體數不勝數，這只是冰山一角 ；在水面下，整個黑社會罪犯在愛國主義的遮羞布下，肆意妄為、膽大包天。就像英國大盜迪克·特爾賓戴着縐紗面罩在公路上行搶一般猖狂。

拜亞斯的描述所指出的國家主義組織，是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之間快速發展的一種現象。這些團體綁上各式各樣的政治布條，和任何一個，或是一組理念結合，包括國家社會主義、天皇主義、軍國主義、激進的帝國主義，以及流傳至今的“傳統日本美德”。其共識是極為反動的慾望，企圖控制，甚至打破受俄國革命所啓發而空前蓬勃的左派意識形態。從20世紀10年代晚期到20世紀20年代，這些團體成員深感被知識分子、工人、學生以及其他運動人羣包圍，並深受其擾。從無政府工團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各類左派思潮相互接納，又相互對立，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激進的學生充當左翼運動的先鋒，佃户團結聯盟與好戰氛圍高漲，左派成立並形成少數羣體的組織，例如“全國水平社”，而且社會主義女性在罷工及政治運動上日漸活躍。最令國家主義組織擔憂的是，工人運動的擴大，如主要的工會同盟（“日本勞動總同盟”）會員增加，工會數量在1918年至1923年之間翻了兩番，罷工的時間、規模、暴力等級都在升高。許多右翼團體面對左翼活動時，對於國家能否維持穩定且不受外力干擾的資本主義生產，有着深深的憂慮。

拜亞斯對這些國家主義組織以及被他貶斥為罪犯的組織之間的關聯作出了生動描繪，可能過於誇大，卻不是空穴來風。如這一章重點談論的兩個組織——“大日本國粹會”（以下簡稱“國粹會”）以及“大日本正義團”（以下簡稱“正義團”）——無疑就是由極道組成的。拜亞斯的評論所誤導的，是他描寫犯罪元素躲藏在暗黑地下世界的陰影裏。事實上，日本的極道行走在光天化日下，尤其是國粹會和正義團，更是迪克·特爾賓這樣的比喻無法説清楚的，因為極道不只是土匪或搶匪，而是這些組織的領銜者。而且這些團體本身在政治上並非邊緣化組織，而是對形塑二戰前日本的意識形態樣貌有着深遠的影響，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特高警察對這兩個組織尤為關注，無疑説明了政府對其影響力的憂心。而知識分子、政治評論家以及工人運動主導者也指出，他們是重要的國家主義團體。

國粹會與正義團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他們的暴力特質。用內務省的説法，他們就是“暴力團”——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暴力團體。內務省以其組成分子，將這些暴力團分成四大類別，分別是壯士（政治暴徒）、不良學生、三百代言（無牌律師）以及極道。許多報紙及工會成員廣泛使用這個具有嘲諷意味的“暴力團”稱呼，強調這些團體善用的肢體威嚇，以及他們最獨特、可輕易辨識且具有威脅性的特質，並將他們的暴力犯罪化。

國粹會與正義團的暴力在國家主義者連成一氣的背景下，被認為是政黨政客、軍人、企業主以及極道一起所創造出來的產物。我則主張，這個聯合陣線應視為法西斯運動的一環，他們的向心力不只來自想要壓制左派勢力，以及將日本勢力伸向歐亞大陸的共同願望，也來自他們堅信應該使用暴力，才能達成這些目的。這些團體的法西斯暴力對於政黨在二戰前政治的地位與未來，有着深遠的影響——最終，也協助軍部暴力接管政府，為日本民主招致災難性的後果。

法西斯意識形態

對於二戰前的日本能否被視為法西斯，學術界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爭議。一方面，在日本的歷史學家中，使用法西斯的標籤幾乎已是傳統，而丸山真男的經典概念——一個“上層的法西斯化”的日本——仍有其適用性。尤其對那些親身經歷過戰爭世代的日本學者們來説，“法西斯主義”一詞捕捉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以及20世紀40年代初夢魘般的經歷，而且也是一種自我鞭策的提醒，提醒知識分子未盡全力防止軍國主義與戰爭萌芽。另一方面，美國的日本學者則沒有這個包袱。雖有例外，但這多少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傾向避開法西斯日本的概念。這些急着主張法西斯概念“存在缺陷”的人，指出這個詞存在模糊性，並提及幾個自認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悲慘命運，還有法西斯知識分子未能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等等。不可否認，討論二戰前日本在某種整體方面是法西斯（法西斯的日本），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指稱日本戰前的政權是法西斯，也不太具有説服力，説它是一個法西斯的政治體制也存在爭議。然而，因為不容易定義，便拋棄這個概念，即是放棄了比較分析的途徑，其所得出的結論也許過度強調日本的獨特性，因而失去從新的角度認識、瞭解二戰前日本的可能性。如歷史學者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指出的，當跨情境比較時，所有外國的概念——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現代主義——可能都是模糊的、難以捉摸的，但我們從未想過因此而排除這些概念。

對廣義上的法西斯日本和法西斯政權的關注，使人們忽略了日本具體的法西斯運動。而當提到國粹會與正義團時，這樣的想法尤為可惜，因為他們與其他法西斯運動的暴力團體——意大利的“黑衫軍”（squadrismo），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通稱“納粹黨”）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或SA）—有諸多共通點。所有這些團體都是在國家主義的搖籃中生成的，它們擁抱現代化國家、奮力在世界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在持續的民主實驗中，以及更明確地説，在左派活動以及經濟大蕭條導致的經濟混亂中鍛造形成。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暴力，促使它們蔓延的張力跨越了國界。

牀次竹二郎

國粹會是政友會的內務大臣牀次竹二郎與極道老大合作的產物。1919年10月9日下午1點，超過30個極道老大身穿別有飾章的長大衣、筆挺的長褲，在東京車站飯店聚會。這些大哥從關西地區（主要是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吳市、大和、和泉、小倉）來到首都，期待與牀次會面。這並不是一次秘密會面，因為這次會面的始末，在主要報紙中都有報道，其中有許多還刊登了極道老大的名字。但是對於究竟是由誰召集這場會議的，顯然存在一些爭議。多家報紙報道是內務大臣牀次率先發起的，也提及絕大多數的老大都認為，他們是受到內務大臣和首相的邀請來到東京的。牀次則極力否認這些報道，辯稱他從未主動向極道老大拋出橄欖枝 ；至少有個老大附和了牀次的説法，説提議召集這場會議的是極道老大。 儘管如此，牀次還是依計劃安排了此次聚會 ；他感到尷尬的原因，或許是被點名為結盟極道老大的發起人，而非合作關係本身。就這樣，當天下午大約5點，眾老大魚貫上車，前往內務省，他們在樓上的內務大臣辦公室，與牀次和其他政府高官會面。

這次聚會為國粹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其成員主要是建築承包商與極道老大。促使他們團結起來的，是對最近工人團體發動罷工行動所引發的負面影響的關心，更遑論許多極道老大本身就是建築承包商。東京聚會過後4天，這些極道老大再次聚首，討論“揮舞拳頭”的必要性，以及關西、九州與關東地區的極道老大應該要成立一個聯盟，以應對眼下的動亂。消弭勞工紛爭也被描寫成一種愛國責任 ；一名老大説，他和其他老大之所以遠赴東京，是因為“我們認為，連我們都可以對國盡忠”。 控制工人動盪的願望，與內務大臣的想法不謀而合，他不僅擔憂工會不穩定的權力，也擔憂極道分子會被引誘加入罷工的行列。勞工問題重要至極，以至於這個組織名稱在最初的提議中，竟有“土木業議會”之名。10月底前，這個平淡無奇的名稱便由字義較為好鬥的“大日本國粹會”所取代。而到了11月中旬，來自關西的國粹會代表，與關東的極道，聯手參加了一場誓杯儀式，一種傳統上由極道（但不限於極道）舉行的儀式，以歡迎新會員，標誌着關係的建立。這場典禮有近50人蔘加，整個大廳被擠滿，但誓杯儀式不過是從正式寒暄到晚宴的全程儀式和慶祝活動中的一小段罷了，然而來自不同地區、人數如此眾多的極道老大聚會，顯然無法避免緊張或尷尬的局面——整個大廳幾度全場鴉雀無聲。無論如何，這個夜晚鞏固了關西與關東地區國粹會老大之間的關係。隔天早上，一架飛機從東京上空灑下一萬張傳單，上面寫着 ：“視俠義為生命的全國俠客團，為了國家而獻身帝國主義，茲從空中昭告全國國民，大日本國粹會正式成立。”

國粹會不是一個小型的、邊緣化的組織 ：其影響力的大網跨越東京本部，透過次級團體網絡，從北海道到九州，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大約組成了90個支部。除了一些例外，這些地方組織至少有30名成員，最大的，如那些在岡山、大阪、長野、德島以及京都的組織，都招募了超過2 000人。據説所有會員估計有20萬人上下。至少有幾個支部是由東京本部主導創建的。例如1921年1月，國粹會的會長便聯繫一個來自京都笠置町名為森岡藤吉的“俠客”，請託他在當地成立並經營地方支部。同樣，在和歌山縣，國粹會也精挑了好幾人，開啓了地區國粹會的篇章。

國粹會與其支部讚頌俠義理念、尊崇皇室及“武士道”，以對抗“我國固有道德和美好風氣”的沉淪，並“促進政府當局與勞資之間的融合”。國粹會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其自身對日本史的詮解——一個國家主義者想要重建國家的純粹性和正統性。他們讚頌的，是“自日本建國以來，三千年的榮光與無瑕歲月，其間，日本克服了無數次的國家危機，勇敢地抵抗外國勢力。外國被形容成一種傳染病，而日本唯有通過大和之魂才能得到保護”。

通過對大和魂的闡釋，國粹會將暴力合理化，稱武力的使用在歷史上都備受重視，對保衞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據稱，日本之所以能夠延續，是因為高舉武士道的武士聯合起具有大和魂的人。另一種對大和魂的解釋，則是認定所有日本人天生具有大和魂，但對於武士，需要特別的“武士道”形式。不論是哪一種解釋，武士的地位與尋常百姓有別，甚至高於常人。

國粹會巧妙地將極道的歷史與正當化的武士暴力交織在一起，編出一個極道如何吸收“武士道”並體現大和魂的故事。他們不稱自己為極道，而是稱“俠客”，俠義之士，不是流氓或暴徒，而是昔日榮光裏的榮譽者。這個組織的第一條規則就強調了這個主軸，説 ：“本會以意氣為根基，而且是一個具俠義本色的團體。”根據該會重述的歷史，在德川時代，“武士道”是由一些非武士（“民間”）、無畏之人所吸納，他們出身寒微，但和他們的同伴一樣充滿自信。這些人物後來成為眾所皆知的“俠客”——以俠義之舉（出於義務，而非對金錢的慾望）劫強濟弱的人。國粹會陳述的歷史也提到俠客在近代政治中所傳言的重要角色，亦提及他們與明治時期成立的國家主義團體（如福岡的玄洋社）的關聯，以及憲政與議會政府的發展、政黨內閣的建立。有人主張，這些在政治上活躍的俠客，雖然常被其他人視為暴徒或極端分子，其實也具有一種延續“武士道”的精神。

如同德川時代的俠客，當時日本的國粹會也是為了保護人民免於外國威脅——西化，尤其是左翼思想的湧入。該組織解釋，明治時期開啓了歐化的恥辱潮流，其中以在西式磚樓建築的鹿鳴館舉行的夜間派對最甚，男人和女人“奇裝異服”，歌舞昇平直至深夜。西洋思想同樣有違自然，這就是為什麼一般人都相信共產主義絕對無法在日本發展。那些接納任何西方流行意識形態的人，不論是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或列寧主義，註定會失去主體、靈魂和日本精神。面對不只背棄日本文化美德，也背棄外交的歐化，國粹會堅決認為，日本必須保存“國粹”，就如體現在國體與皇室上的一樣。對抗日本文明和國體腐敗的藥方，唯有“武士道”。國粹會的暴力因此被置放在一個高貴、自我犧牲的武士傳統、國家主義、力量以及男子氣概的脈絡下——國粹會將是一個“男人中的男人”的組織。暴力不僅被正當化，更是一種榮耀，一種充滿男子氣概又愛國的展現，目的是排除外國污染、淨化國家。

1922年1月，正義團由名為酒井榮藏的極道老大所成立，到了1932年，號稱有106個支部，主要的根據地在大阪。據報共有7萬人隸屬於東京本部，3500人隸屬於大阪本部。

比起國粹會，正義團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強調俠客在日本歷史的中心位置。酒井經常提到他所謂的“日本俠客道”，尤其在他於1927年出版的著作裏，該書收錄了他在前兩年裏所發表的演講稿。1925年3月的第六屆國際勞工會議上，酒井發給超過50個國家代表一份傳單，其中解釋了“俠客道”的定義，以及俠客道如何形成正義團的根基。題為《對全世界有識之士的訴求》的傳單以德川時代傳説中的“俠客”幡隨院長兵衞起頭，據説他畢生打擊不公不義、劫強濟弱。酒井描寫幡隨院如何奮勇抵抗一羣荼毒並凌虐江户人民的旗本（幕府直屬家臣）集團“白柄組”。酒井討論的第二號人物，是他自己的前輩及前老大小林佐兵衞，他是明治時代的“俠客”，被描寫成一個接納並指引不良少年、幫助孤兒與老人，而且基於責任感，為社會犧牲奉獻的人。接着，酒並將自己描繪為承接二人衣缽的新世代俠客，作為大正時代的小林佐兵衞，他順應時代變化而成立新時代的俠客團——正義團，其成員願意為了國家及應盡的義務，犧牲自己的生命。

酒井為正義團和過往的聯結所作的詮釋，比國粹會單純想要在今日喚醒過往的願望更加複雜——它展望的是理想更為高潔的組織，但行事不像前一個俠客世代，是通過傳統儀式展現遵從歷史悠久的道義節操，而是以新穎、及時為目的。一方面，酒井崇拜由知名德川時代的“俠客”幡隨院長兵衞、國定忠治和清水次郎長等所展現的責任與俠客理想 ；另一方面，酒井又自相矛盾，稱正義團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不是一個“俠客”組織。他明白指出，正義團的成員有正當的職業，禁止賭博、打架、酗酒。酒井強調自己在商界很活躍，説他這一代的男人具有形塑公眾觀點、改革國家政治的崇高理想。這樣的新世代和過去可怕的“俠客”又迥然不同，那些俠客誇大其詞，而且過着和一般市井小民截然不同的生活，如今的昭和時代，已不容許此類行為了。酒井特別説明這些，試圖區隔正義團以及俠客過去可能被視為不道德的方面，顯示他有意將組織成員描繪成正直的公民，推而廣之，他們的暴力不是犯罪，而是公正、合宜、有目的性的。

國粹會與正義團聲明的意識形態，與法西斯運動的共同主題呼應——建立一個強調民族共同體、單一性以及純粹性的國家歷史，並自我認同為抵抗西方腐敗的國家守護者。暴力不只受到認可，被視為保家衞國的方法，而且因其高貴、洗滌的力量，以及能喚醒昔日武士與“俠客”榮光，而幾乎被視作美行。這兩個組織就像納粹運動將自身描繪成既粗蠻又令人景仰的組織一樣，不斷用各種方式合理化，甚至榮耀化自身的暴力。尤其是國粹會，他們實踐了行動隊的特性——“不僅將暴力視為一種手段，而且將暴力當作一種人生行動的基礎價值”。

《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英子·丸子·施奈華 著，遊淑峯 譯，餘靜穎 譯校，2023年8月，東方出版中心·時刻人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