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產能超600GWh，歐洲能否成為中國鋰電“應許之地”？

（文/李沛 編輯/徐喆）懷着以“外卷”打破“內卷”的憧憬，出海，早已成為中國鋰電產業戰略共識。

而在出海目的地上，作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車市場、第三大新型儲能市場且對華政治經濟關係穩健的歐洲，無疑是最具吸引力的選項。2022年末寧德時代德國圖林根工廠投產後，助力其海外市場出貨量迅速拉平乃至超越LG新能源，歷史性改變了歐洲鋰電供應鏈版圖，亦佐證了鋰電產能出海的重大效益。

目前，中國鋰電企業赴歐投資已經形成強勁勢能，呈現出規模巨大、環節齊全、節奏加速的特點，從設備材料企業到電芯、電池包製造均有代表性案例，如全球最大鋰電設備商先導智能本月發佈公告，擬發行GDR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10億元，將用於歐洲技術能力中心擴建和研發升級等項目，至於中游主材領域，赴歐投資更是幾乎成為龍頭企業“標配”，華友鈷業、璞泰來、杉杉股份等項目總投資更是高達10億歐元以上。

而在最為公眾熟知的鋰電電芯製造環節，根據觀察者網公司頻道統計梳理，截止2023年末，僅國內該環節企業公開的歐洲地區(含北非、土耳其)產能規劃就已超過了600GWh，如果全部規劃產能均得到落實，足以支撐千萬輛級的純電動汽車年產銷量，佔歐洲地區全部已公開產能規劃約三分之一，按照目前單GWh產線投資強度推算，總體所需投資額將在至少2000億元人民幣以上，中國鋰電產業赴歐投資強度值高由此可見一斑。

如此量級的產能規劃，體現出中國鋰電企業對歐洲市場的熱切期待，的確，目前歐洲市場鋰電產品售價高、競爭烈度相對較低、下游大客户總部雲集，使歐洲市場儼然好似流淌着奶與蜜的“應許之地”，企業普遍對投資前景抱有樂觀預期。甚至針對當下備受關注的歐盟對華新能源汽車反補貼調查，也有知名鋰電企業負責人認為：“如果反補貼真的成立了，也真的實施了，可能會有很多中國汽車企業要去歐洲本地建廠，同時本地化採購的比例要超過60%才能規避反補貼（帶來的）這個關税，這是我們要密切關注的，配合我們的各個客户去考慮在歐洲本地化的計劃”，言下之意對鋰電企業就地提供配套將帶來更大需求。

不過美好期待與現實成果之間，恐怕還需要歷經重重磨合，有中國鋰電企業就曾總結過在歐洲做生意與國內的文化、環境、模式差異，如國內項目落地往往能夠得到地方政府全過程大力協同，在土地審批、項目建設上滿足企業極高的時效要求，而歐洲項目審批認可過程複雜，除了地方政府，工會、環保組織也有極大發言權，苛細的法規也使項目實施必須逐序通過認證，難以並行推進壓縮工期與成本。

孚能科技日前發佈的公告，為這一挑戰提供了生動註腳。

根據該公司業績預告，其土耳其合資鋰電項目—絲綢之路儲能產業有限公司（英文簡稱“Siro”）出現大額虧損，2023年度確認的投資損失41,208.48萬元。

對於虧損原因，公司方面在投資者交流活動中進行了進一步解釋，稱第一是受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土耳其基地當時定點設備、原材料等供應商都是以歐洲公司為主，成本高於國內供應商。第二，歐洲供應商從樣件到量產的時間週期長於國內供應商，產能爬坡時間比較遲，綜合導致了2023年虧損。

當然，進入新市場的磨合成本往往在所難免，也通常能夠倒逼企業自身進行針對性的適應與調整，如孚能科技方面表示，其土耳其項目會多管齊下進行改善，全面切入國內供應商，成本會有大幅降低，還將與土耳其客户進行溝通談價，上調銷售價格，目前已經取得一些成效，同時，該公司已指派國內團隊到土耳其基地進行指導，從生產、爬坡等各方面提供支持。這些經驗教訓，也為其他同類型企業提供了參考，目前鋰電企業出海普遍首選招採國內設備供應商，以最大限度壓縮經濟與時間成本。

不過中企赴歐投資，在固有的商業習慣差異之外，卻也不能忽視潛在的非商業風險。

短期內，歐洲監管機構對於中國鋰電企業投資顯然有樂觀其成的心態，在缺少歐洲自己的成熟鋰電企業情況下，中國龍頭企業在上下游佈局顯然有望加速本土供應鏈培育，填補潛在的供需缺口。不過即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各國政府也更願意把“真金白銀”的支持分配給本土企業。

根據歐洲研究機構所作的梳理，該地區國家為鋰電項目提供的財政補貼絕大部分流向了本土廠商，補貼金額甚至可達到項目總投資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日前瑞典廠商Northvolt就獲得了德國9.02億歐元的國家援助，其投資總額為25億歐元。

歐盟官員瑪格麗特·維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 對此解釋稱，在歐洲投資、在歐洲創造就業，在歐洲研發，是獲得這一援助的基本原則，“我們認為歐洲完全缺乏對電池的投資，這是市場失靈。（這一決定）為電池行業的強勁發展鋪平了道路”。

維斯塔格的表態顯示出，其對中國鋰電企業為歐洲地區創造的投資、就業和技術知識外溢效應似乎十分隔閡，在其眼中萬千寵愛集於一身的Northvolt項目當下卻還處在PPT階段，即便按照Northvolt自己的估計，也將在2026年方能建成投產，達到設計產能的時點更是遙遠的2029年。

不過從長期看，雖然歐洲本土企業的規模與實力還相當孱弱，但隨着歐洲財政資源“陽光”不成比例地灑向本土企業，其供應能力可以預計仍將逐步成長起來，而屆時有着低成本優勢的中資企業，恐怕在歐洲政策制定者眼中，也將從“可以利用”的資源，轉入不受歡迎的“資源爭搶者”行列，這意味着隨之而來的將是向中國企業潑灑而來的更多“風雨”。

事實上，去年末以來，歐洲政壇已經出現了這樣風起青萍的動向。

國內較為熟悉的《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正是去年出台的歐盟“綠色壁壘”新工具，根據該法案規定，鋰電池碳足跡聲明強制要求首先將於2025年2月應用於動力電池市場，隨後歐盟委員會將基於該法案的授權，在2026年8月前出台對動力電池的全生命週期最大碳足跡門檻要求（determining the maximum 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threshold），這個完全由歐盟自主設定的硬性門檻，或將對數年後的鋰電貿易產生明顯衝擊。

除此之外，來自荷蘭的歐洲議會少壯議員湯姆·貝倫德森 (Tom Berendsen)也在去年9月就提出了殺氣騰騰的公開質詢，引述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宣稱到2027年中國的電池產量將是其需求量的四倍，而到2030年歐洲500GWh的供需缺口將會被中國1100GWh的產能過剩所抵消，此公繼而質問歐盟委員會是否意識到中國潛在的產能過剩，以及將採取哪些具體行動來防止中國電池在歐洲市場上傾銷？

今年1月，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代表歐盟委員會書面作答，明確表示“歐盟委員會意識到電池市場存在中期產能過剩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它與歐盟工業界合作不斷監測中國的市場發展和政策行動。如果歐盟委員會收到證據表明產品是在不公平和有害的條件下進口的，那麼它仍準備根據歐盟貿易防禦立法啓動貿易防禦調查。該委員會與歐盟行業保持密切聯繫。”

從這一表態中不難品味出，歐盟方面已經為今後潛在的鋰電貿易調控進行了鋪墊。

面對這樣的圖景，中國鋰電企業又該如何趨利避害？

短期來看，項目落地實施的效率將是企業之間重要的競爭維度，能夠更早落地投產，意味着爭取下游客户項目定點也將取得先發優勢，即便未來出現政策不確定性，至少已經把該賺到的利潤落袋為安。

而着眼長遠，“外卷”與“內卷”恐怕皆非治本之策，也終究難逃同質化產品價格血戰的覆轍，去年歐洲户儲市場從“盛夏”一夜之間進入“寒冬”，已經讓不少鋰電企業有所感受，時至今日，歐洲儲能市場的庫存消化仍在未定之天。有鑑於此，在絕大部分歐洲項目尚未正式啓動的情況下，產能規劃的精簡、項目架構的設計、公司資源的分配，都值得鋰電企業，尤其是其中尚未取得多少長期供貨協議的企業重新審慎思量。

無論如何，在取得寶貴的發展成就後，作為中國新興製造業的代表，鋰電產業也理應扛起探索高質量發展新路的使命擔當，一哄而上而又一鬨而散的傳統製造業痼疾，不應該被容許再次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