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楠楠：28.8萬嫌高？另一家出38.8萬！再看瘋傳的江西彩禮地圖

【文/童楠楠】

春節期間，正是年輕人齊聚家鄉張羅相親嫁娶事宜的集中時期，一份在互聯網瘋傳的《江西彩禮地圖》，再一次將江西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圖自社交媒體

“高彩禮”在近些年成為這個革命老區最為顯眼的互聯網標籤，甚至一度出現“娶妻不找江西女”的言論，與此相對應的是，互聯網上也有許多江西人為自己家鄉正名，認為江西彩禮並不如傳言中的那麼高。

輿論爭論的焦點有二：一是彩禮金額，二是彩禮歸屬。

而江西目前的互聯網輿論形象則是“高彩禮、低陪嫁”，被戲稱為“彩禮三十萬，陪嫁三牀被”。

在這些爭論背後，一方面存在互聯網對於獵奇個案的放大產生的輿論效應，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江西當下突出的彩禮問題。對此，首先得對江西彩禮有一個較為整體的認識。

筆者春節期間進行了一次小調查，通過筆者家鄉以及江西其他縣市熟人朋友，大致形成了對江西彩禮的一個粗略判斷。

雖然那份引起熱議的《江西彩禮地圖》上的金額數字與筆者調研所得有一定出入，但其反映的江西彩禮高低縣市分佈則與筆者瞭解大致相符，呈現北高南低、鄉高城低分佈樣態，以上饒部分縣區為最。就全省範圍來看，彩禮區間跨度較大，多數地區在12.8-18.8萬元之間，部分區域則能有30萬往上。而彩禮只是婚姻成本的一部分，彩禮之外還有房、車、酒宴的負擔，因此綜合全國水平來説，江西確實稱得上“高彩禮”。

不過從彩禮歸屬上看，通常情況下，彩禮在雙方婚姻締結後會作為“壓箱錢”隨着女孩嫁妝一起帶回男方家庭，有些地方還有婚禮第二天公婆開箱驗“壓箱錢”的習俗，在社會共識中，這筆錢被期待用於小家庭建設。當然無論彩禮歸屬如何，江西彩禮畸高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具體以筆者家鄉為例，筆者出生於贛北的一個小縣城，目前彩禮起步18.8萬，城區通常不會超過28.8萬，農村地區則時不時有38.8萬彩禮出現，屬於省內高彩禮地區。但狹義的彩禮並不能概括男方禮金支出的全部，彩禮僅僅只是“訂錢”，並不包括訂婚期間其他禮錢。除彩禮之外，男方在訂婚宴席上還需要拿出：

1、給女方親屬的“打送錢”，不同親戚輩分給的金額不一樣，這花銷通常在2萬元以上；

2、女孩的改口費，改叫男方父母“爸媽”，大約2萬左右；

3、支付給女方父母的“吃果錢”，類似華南地區所稱呼的“奶漿錢”，作為對女孩父母養育多年的孝敬補償，這筆錢通常是幾萬元不等，但最近兩年有不斷攀高趨勢；

4、謝媒禮，至少會有兩個媒人，都是各家親戚，男方家一個女方家一個，女方家有時還不止一個，一個媒人幾千元，大約也需要1萬來元；

5、三金，現在基本發展到要四金五金，這些金首飾金額標準是6萬元左右；

6、年節禮，這是給女方父母過節錢，端午、中秋、春節，折算下來也得好幾萬元。

這些加起來得十幾、二十萬，因此彩禮如果要28.8萬，整個訂婚下來，光拿出的現金就得近50萬，還不算訂婚酒席開銷。2023年，筆者一個表姐訂婚宴席上，男方光現金就碼了40多萬，加上價值7萬的金首飾，確實令人震撼。宴席結束後這筆錢就以表姐名義存入銀行，等待婚禮上交給表姐帶入新婚家庭之中。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一個經濟不發達的中部省份，江西農村家庭要如何支付起這麼高的彩禮？答案是：借。依託於宗族底色，面對自家子侄婚姻大事，親戚之間還是願意借出這筆錢的，因此農村地區舉債娶妻的不在少數，前些年在輿論上引起譁然的“九江彩禮貸”事件也就不足為奇。

更進一步追問：江西彩禮為什麼會這麼高？為什麼不惜借錢也要支付這筆彩禮？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江西婚姻習俗和婚配市場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1、相親—訂婚制度下的婚姻擔保：“本來情感基礎就比較少，現在不給女兒多要點，要是出問題了怎麼辦？”

作為勞務輸出大省，江西許多年輕人在省外討生活，其中大部分是在春節返鄉期間進行相親，通過家庭介紹方式解決婚姻問題，自由戀愛佔比較小。這也引發了一個問題：沒有情感基礎的一雙男女，要怎麼僅憑藉春節期間長則一個月、短則幾天的相親就能夠維繫穩定的關係？

彩禮，就成為婚姻締結的證明和擔保。

尤其是江西大部分地區都是先訂婚後結婚，訂婚和結婚之間往往間隔一年以上，訂婚之後，在社羣認可中男女雙方就是準夫妻關係，可以同居、生育，不少江西新人是生育之後再舉行婚禮、領取結婚證書。通常情況下，訂婚完成後，男孩就會帶着女孩一起外出務工，在訂婚到正式結婚之前的這段不短的共同生活時間裏，某種意義上是在“試婚”，不僅是男女雙方在生活中互相磨合，也包括對生育能力的確認，甚至有些家庭會在生育第一個孩子後才正式結婚。

既然是試婚，就必定存在發現雙方並非良配、無法締結婚姻的情況，這時候便是彩禮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在結婚之前，彩禮都留在女方父母家作為“抵押”，防止女孩在這段關係遭受傷害，如果傷害確實發生，則將彩禮作為補償佔有。以筆者老家為例，在社會共識中，在訂婚之後，若是男方單方面悔婚而女方並無過錯，則女方家庭有權將彩禮作為損失費保留全部或視情況返還部分，保留部分作為對女方的補償；而如若女方單方面悔婚，則男方家庭可以要回所有彩禮。這樣一套約定俗成的彩禮制度，使得彩禮具有婚姻擔保功能。

而在婚後，彩禮一樣能夠發揮功能。若是婚後情感和睦，作為女孩的“傍身錢”的彩禮就會轉化為小家庭的建設資金，用於教育撫育或者其他家庭開支；假若夫妻情感破裂，則發揮其“傍身錢”的作用，成為女孩的依仗。

因為彩禮在握，在以從夫居的傳統嫁娶秩序下，女孩似乎也能夠獲取一定主動權，用一位訪談對象的話來説就是：“就算看在彩禮的份上，婆家也不敢欺負我女兒！”越是彩禮高的地區，越是有與之相匹配的一套社會制度。

2、女方市場下的婚姻競爭：“現在農村男多女少，一個女孩十幾個人家爭着看，那不就是誰給的多，誰有機會！”

受計劃生育制度影響，在江西生男偏好下，江西婚齡男女比例失衡情況較嚴重，農村地區情況尤為顯著。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數據顯示，江西鄉村人口性別比為100:110.04。筆者老家所在的村小組，30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男性差不多有40個，這些男性的家人到處奔走為他們説親，面對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場，這些學歷、工作、家庭經濟條件一般的男性，不得不通過彩禮展開婚姻競爭。

2021年初，筆者一位遠親相親相中了一個女孩，兩人頗有好感，但女方家庭彩禮要28.8萬，綜合算下來定親要花將近50萬，男方家庭最多隻能拿出40萬，因此希望和女方商量一下把彩禮金額降低。然而這邊剛讓媒人去説，女方那邊就告知已經有人願意出38.8萬彩禮，和另一家談成了，那位表親因此錯失了結婚機會，至今仍然沒能結婚，一直很後悔。

這個案例有意思的是，38.8萬的彩禮報價是另一個家庭為了贏得與筆者表親的競爭而主動加碼，事實上兩者家庭條件相當，其彩禮遠遠超出了該家庭承受能力，是通過向親友借錢支付的。而訂婚之後，這對小新人一起外出務工，很快生育一子，雙方情感和睦，男方也向女孩全盤托出家庭借錢付彩禮的實情，女孩也通情達理，拿出部分彩禮還上了借款，可謂皆大歡喜。得知這一情況的表親更是後悔不已，“早知道當初就借錢答應了，現在結婚這麼困難，先結婚比什麼都重要！”

男多女少的人口性別比造成了婚姻市場中的女方市場，提高了女方議價能力，為了獲取婚姻機會，男方家庭不得不迎合女方要價。而在要價遠遠超出男方家庭支付能力的情況下，男方家庭也有一些折中應對方式，譬如借錢支付然後由小夫妻自己償還，或者用分批支付的方式，待生米煮成熟飯，夫妻關係穩定後再將這部分未支付的彩禮賴掉。這種做法雖然能夠儘快締結婚姻，但也無形中抬高了彩禮金額，同時為夫妻關係埋下隱患，婚後圍繞彩禮糾紛可能成為婚禮破裂的導火索。

3、高價彩禮的展演與攀比：“不多要些彩禮，怎麼表現我女兒被看重呢？”

作為男方向女方所納聘財，彩禮具有展演性質。從女方家庭視角而言，彩禮展示了男方在婚姻關係中對女方的重視，也彰顯着男方家庭財力，因此高額彩禮成為熟人社會中攀比的一環。

江西近年來狂飆的彩禮金額，深受村莊熟人社會攀比風氣的推波助瀾，其中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台起到了極強的傳播效應。一旦一個地區出現高額彩禮案例，往往推高整個區域的彩禮金額。而出於面子競爭需求，許多家庭將抬高彩禮要價當作一種攀比手段。哪家嫁女要到高價彩禮，一打開抖音同城，隨便搜索便能看到某家兒女定親桌子上碼得整整齊齊的人民幣的炫耀視頻，無形中抬高了民眾對彩禮金額的預期。一位母親在談及對女兒彩禮預期時這樣表示：“今年某家嫁女彩禮給了28.8萬，我女兒比那個女孩條件還好些，肯定不能低於這個數，要不然顯得我女兒不被看重，被人笑話！”

在這樣的攀比過程中，女性被極端物化，學歷、身高、長相等等外部條件都成為彩禮議價的依據。研究生學歷的姑娘彩禮得比本科生高，本科生又得高於專科生，若是村裏誰家高學歷的女孩彩禮還沒輟學務工的高，就容易遭受非議：“辛辛苦苦供女孩讀書那麼多年，怎麼還比不上沒讀書的？！該不會女孩本身有什麼問題吧？”因此，嫁女的家庭爭先攀比，互不落後。這種情況下，老家的彩禮在近10年間不斷攀升，從2015年前後的8萬左右漲到現在的18.8萬起步。

除上述3個原因之外，彩禮金額的上升也與城鎮化下青年一代家庭發展壓力上升密切相關。

一般情況下，高額彩禮會用於小家庭建設，在當代青年對於城市生活的嚮往和對個體優渥生活的追求，以及農村青年自身積累能力較弱的情況下，為爭取女兒婚後生活的保障，女方家庭有抬高女兒彩禮、要求男方支付更高婚姻成本的動機。彩禮的“鄉高城低”由此而來：越是農村家庭，要的彩禮往往越高，而城市經濟條件優渥的家庭，彩禮往往不會很高。

女方家庭的高議價，則在85-95這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大的一代人口性別比導致的縣域婚姻市場的性別擠壓中，成為男方家庭為實現婚姻締結不得不支付的成本。由此，彩禮的狂飆便開始了。

然而，這種超出控制的狂飆，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矛盾導火索，近年來高價彩禮引發的糾紛乃至惡性事件屢見不鮮，彩禮原本所具備的保障功能也越來越被負面效應所取代。面對這種情況，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佈，就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明確要紮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江西不少地方也開展了整治工作，譬如撫州發佈了一系列農村彩禮治理的細則，如規定彩禮不能超過具體地區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在村莊設置道德紅黑榜，如果某户出現高彩禮情況，就會將其寫到黑榜上，而像選擇零彩禮這樣的行為，就會放在紅榜進行宣傳表揚。筆者家鄉也開展了“零彩禮”集體婚禮等活動宣傳，但從民眾反應來看，基本是拋媚眼給瞎子看——沒用。

就筆者看來，面對結構性婚姻競爭，單純依靠移風易俗的柔性宣傳很難有效遏制天價彩禮，彩禮整治工作任重而道遠。

（本文首發於騰訊新聞@新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