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映：14億人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廁所革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曉映】

2015年以來，中國在經過沼氣廁所、衞生廁所的兩輪廁所革命後，鄉村再次開啓廁所革命，並將其作為鄉村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一環。

但筆者在基層調研中瞭解到，關於廁所革命，多地卻嘖有煩言，甚至成為幹羣矛盾的衝突焦點。

截至當前，各地廁所革命已經基本完成，但在多次“回頭看”檢查過程中出現問題，反覆整改、反覆“回頭看”，國家資源投入多、基層工作壓力大、羣眾卻對改廁效果不甚滿意，這些現象如何解釋？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一、小小廁所代表着文明的進程

關於廁所革命，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的鄉村是否需要“廁所革命”？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對廁所革命的認識，不應該僅僅看作單純的生活方式、器物變遷，其背後有一套文明話語、現代衞生話語和國家能力提升的多重背景。

對人類排泄物的處理一直是人類社會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之一。因此，中國很早便設置廁所，並與自然生產特徵相結合，即與豬圈或魚塘設置在一起，進而讓排泄物服務於農業生產；為了方便，中國也早早發明出夜壺等相關器物。而在處理時，如無法用於農業，那直接傾倒排泄物至河裏、溝渠等地方，成為中外多國共有之行為。這容易導致人口聚居區的環境惡化，產生多重連鎖反應，如引發流行傳染病等。直至西方衞生學發現細菌、病毒，便開始對“衞生”產生極高要求。

近代以來，隨着西方衞生觀念的傳入、中國國外留學生的回國呼籲、西方人在中國設立租界並進行區隔性的衞生系統改造等多種途徑，這種觀念逐漸為當時的愛國人士、政府所關注，並開始出現了多種衞生改造運動，如蔣介石推動的“新生活運動”、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等，並試圖以此改變傳統衞生觀念、約束國民行為，創造“新國民”。

對各種流行病的控制，是廁所“文明化”的原始動力，但在發展過程中，廁所逐漸成為衡量國家現代化程度的標誌。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體之一，在廁所文明上卻一直備受詬病，甚至因此形成了西方對中國的落後刻板印象。無論是早期外國人對中國旱廁的認知，還是中國大媽到日本購買馬桶熱，這些都是文化宣傳中中國的廁所落後進而得出國家落後的“國家想象”關聯。

中國政府為改變廁所落後的相關輿論問題及現實問題，在一段時期內，國家為外國人在旅遊沿途等建立高檔廁所，儘量避免讓他們感受到“文化衝擊”；進一步發展，隨着國力增強，國家及各地方政府以民生為導向，在城市中建設衞生的公共廁所，滿足羣眾的現實需求。在此過程中，揹負着“文明”意識形態的廁所，成為國家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

二、廁所背後的龐大系統

廁所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改善廁所問題，絕非建設標準化廁所、增加公廁布點那麼簡單，其背後是與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國家建設能力、與城市空間安排相關的規劃能力、城市處理能力等，本質是國家能力的體現，包括財政能力、技術能力、制度設置能力等。

在城市中，隨着商品房及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衞生廁所以及水衝式廁所逐漸普及。而在鄉村，中國多次將改廁作為重要的政府工程推進，尤其在鄉村如80、90年代的沼氣廁所、2000年初的防血吸蟲的衞生廁所。政府通過以獎代補的方式，在各個時期推動廁所的變遷，以防止傳染病的大規模發生，並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如血吸蟲病就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逐漸從一種普遍的流行病到當前幾近消失。

在文明話語體系下，對於標準化的、更衞生的水衝式廁所的執着，推動着2015年再次開啓鄉村的廁所革命，並在此基礎上推進污水處理、糞污一體化等建設。

衞生、舒適的廁所，從古代到近代，一直是階層分化的象徵，這種區隔也延伸到了城市與鄉村。廁所的差異是城鄉差異的重要一環，因此，推進廁所革命，是鄉村振興、改善民生、城鄉均衡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

“小康不小康，廁所算一樁”，習總書記不斷強調廁所問題的重要性。因此，2015年開始提出、2017年11月發佈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將廁所革命上升到全國層面。中央設置以獎代補工作方案，投入百億級資金推動全國農村的廁所革命，並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大部分地區都是以行政任務的方式推動改廁工作，或者政府直接全包、或者以獎代補覆蓋羣眾出資部分，吸引羣眾改廁。

以中部某省為例，基本實現了農村衞生廁所全覆蓋，基本達到願改盡改。一般來講，一户廁所花費在1200元至3000元不等，比如磚砌式三格式化糞池為每户1500元，一體式玻璃鋼化糞池每户每個1450元，一體式滾塑化糞池為每户每個1680元，若糞污分流需每户再加300元；如果小三格+污水管網+大三格的樣式，户均成本為3000元左右，如果集中居住區直接接入污水管網，實行糞污一體化處理，建設成本需8000元。國家和省級的支持是有限的，大部分資金需要市縣乃至鎮級配套。

更為重要的是，真正想要達到與城市一樣的廁所條件，實現糞污一體化處理，需要鋪設污水管網、建設污水處理站。

仍以中部某省為例，自2017年至2021年，省級投資317億元建設859座污水處理廠，新建主支管網總長11280公里，接户215萬户，實現鄉鎮污水處理全覆蓋，但這對2143萬常住農村人口的體量來講還遠遠不夠。省裏要求農村生活污水到2025年達到35%，以行政村為單位，要求60%的行政村，每個行政村有60%的住户有專門的污水處理設施，就算是這個鄉鎮全覆蓋了；而即便如此，大部分縣市都遠遠無法達到這個標準。

作者供圖

G縣在省三年計劃中，建設了14個獨立污水處理廠，總投資1.3723億元，污水管網投資2.148億元，建設長度為2171公里。為了做出亮點，超出指標並達到50%，預計投資6.75億，其中需要貸款5.7億，進行17箇中心集鎮向小集鎮的延伸工程，將更多農户納入到集中污水處理網絡之中。

但問題在於：其一，由於污水管網鋪設的投入過高，污水處理廠一般只負擔集鎮及周邊的部分村莊；其二，鄉村人口外流嚴重，鄉村產生的污水本身較為有限，而大部分鄉鎮建設的污水處理廠噸位大，這就導致污水收集體量不足而閒置的現象普遍存在。

三、廁所革命的基層實踐難題

巨大的財力投入背後，不僅是鉅額的財政債務，還有基層幹部的勞心勞力以及後續運轉的大量問題。

在基層，有一種説法是“書記掉進了廁所裏”“村幹部趴在廁所上”，五級書記共抓廁所革命。由於早期廁所革命的要求高、力度大、時間短，又涉及到千家萬户，基層幹部面臨上級的指標化考核壓力，在2018、19年各地出現了蠻幹、硬幹現象，並且因改廁工作經驗不到位、成本低等原因，出現了一系列質量問題，如PE桶下雨漂浮冬天凍裂、水箱質量不行等多種問題，羣眾不滿意，上級驗收也很難過關。

把坐便器裝在灶台正對面……（圖/新華社）

2020年後，各地開始探索各種新的改廁模式，如玻璃鋼、塑料或磚砌大三格等，提高單個廁所造價，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質量問題，但依然面臨上級的反覆檢查、整改、再檢查、再整改的循環，並且如精準扶貧一樣，建立“一户一廁”檔案。

在改廁的前期動員上，由於時間緊、指標要求高，幹部們只能全天挨家挨户上門。中國大部分鄉村空心化嚴重且以老人為主，而老年人的改廁需求不高，更想要保留傳統廁所，但在上級要求下必須要改廁。前期的強力推動就導致了後端的廁污處理問題。部分農民會將糞污處理當作幹部的任務，認為“幹部堅持讓改廁”，基層幹部真成了“廁所幹部”。

並且，部分地區因為改廁後蹲便器沒有墊高，洗澡水流入廁所無法實現糞污分流，一方面是使三格式化糞池無法實現厭氧發酵，無法進行無害化處理；另一方面是廁所容易滿，增加了處理糞污的成本。

在推進改廁工作時，基層幹部會將“改了廁所以後子女回來了才願意待，不然子女都不願意回來”作為動員老年人改廁的話語，有些老人會為了子女改廁，但仍然保留旱廁，形成了廁所使用的代際差異。

同時，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2021—2025年）》中，要推動農村公共廁所建設，增加農民羣眾獲得感和幸福感。城市公共廁所建設是與其城市流動人口需求、城市空間安排相契合的，本身帶有極強的公共性。但村莊中的公廁建設，則變成了一種追求文明的形式安排。

在鄉村旅遊浪潮下，很多村莊都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打造下開發建設鄉村旅遊，因此配套公共廁所。但大部分鄉村旅遊點或者人流量少，或者季節性強，公共廁所的使用率極為有限。如在某有鄉村旅遊的村調研時看到，因為旅遊景點是看桃花，公廁便建立在上山的道路邊，周邊是田，沒有住户，日常鎖着門。可以説，鄉村旅遊點周邊的公廁帶有一點服務性質，那麼應上級要求每村建立公廁則真正是一種形式。

作者供圖

按中部某省的要求，每村建設一座公廁上級補貼3萬元。由於設置了考核指標，上級也有資金撥付，每村一公廁基本全覆蓋。但問題在於：

其一，鄉村本來人口少，且都有自己家，村委會為了工作方便，一般將公廁建在村委會邊上，甚至公廁負責單位並非農業部而是組織部，因為這屬於村委會建設的一部分，因此，很少有人需要使用公廁；

其二是公廁建設後的打掃、設施維護、日常運營問題，都是由村裏負擔，雖然保潔不用額外再請（如北京則需要再請專門的公廁管理員），但水電、維修需要支出，大部分村莊承擔不起這些費用，因此將公廁鎖上，不使用。

四、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廁所革命

廁所從器物到文明的轉型，伴隨着知識霸權。從早期到現在，廁所一直是西方對中國、現代對傳統、城市對鄉村的改造過程，農村的廁所要和城市的一樣乾淨，要變成沖水的、無菌的廁所。

中國的廁所革命正如埃里亞斯對文明的進程所言，這是一種在文明話語霸權下因為羞恥、難堪等原因進行的將外部文明強制“內化”為自我強制的過程，處於由外向內的反應階段，無論早期的點狀外賓廁所，還是當前範圍涉及全國的鄉村廁所革命，其呈現的國家能力強大後基礎設施建設能力的差異，而其背後的邏輯仍然是一致的，是一種文明落後觀下對鄉村的改造。換言之，對於廁所的重視與關注的背後邏輯，始終沒有從外部震動走向內部自覺。

周星教授在《道在屎溺——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一書中提到了“文化自覺”，讓人很有啓發。文化自覺是一種以我為本的狀態，去接受本土與國外的文化，周星教授認為當前的廁所革命已經走到了文化自覺的階段。但如果從前面的調查經驗來看，這還遠遠不到。

在鄉村中，一般家庭都在早期建房時自覺建設了條件很好的廁所，在很多南方地區，各家建的小樓房會安排兩三個衞生間，以供家人和客人使用，在改廁和污水管網鋪設時既簡單、羣眾的意願也很大；但對於年紀大的老人來講，廁所本身沒有改的空間，他們也沒有改的需求，最後卻在指標要求下強制改廁。

在多次改廁工作“回頭看”檢查以及暗訪工作中，出現的廁所問題，本質上是改廁工作推進過急，羣眾沒有準備好、政府的財力沒有準備好，最終或者老百姓因習慣問題主動棄之不用，或者因設施損壞、糞污處理基礎設施建設不到位等問題被動棄之不用。

我們承認，在全球化過程中文明的差距會越來越小，但這並不意味着差異會消失，不同的文明、文化都會在瞭解與反思基礎上，形成文化自覺，存有自身的獨特性。作為具有千年農耕文化的文明體，中國的鄉村就具有這種獨特性。

鄉村本身是一個生態系統，千年前就有的與豬圈一體的廁所，在當前很多山地、丘陵地區農村依然存在並被使用，他們仍然將糞污發酵後去澆菜園，遵循傳統的生活方式，並形成內部的自循環；遊牧文化地區的固定沖水式廁所同樣與其生活方式不符，他們有一套與其生活方式相適配的廁所行為規範。但這種生活方式在現代話語體系下，就成為一種落後的代名詞，是需要被改造的對象。

我想，無論是部分農民的生活習慣，還是國家財政能力，都還沒有真正走到以文化自覺的方式解決廁所問題的階段。我們應該適當允許老百姓在保證衞生與身體健康的前提下，保持傳統生活方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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