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周黎安：如何認識中國？ 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

編者按：數年前，黃宗智教授與他的“學術知己”周黎安教授相約，雙方各從自己的視角詮釋對方的理論建構，通過兩個理論體系的建設性對話和碰撞，一方面尋求兩者的相似點和共鳴點，另一方面提煉出進一步值得探究的理論問題，展現下一步應該努力的方向。黃、周兩位教授的“對話”一經發表就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以下節選的，是周黎安教授《如何認識中國？——對話黃宗智先生》一文的結尾部分。

【文/黃宗智、周黎安】

我認為，西方理論在中國問題的研究當中具有三個不同的功能。一是分析基準，主要用以對比中國現象與該基準的差異，以此發現中國的特色。

二是預測基準，一般是從西方現代化歷程提煉和抽象出來的發展指向(如官僚組織的理性化，市場範圍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分工和生產效率提高，從“二元經濟”過渡到“一元經濟”)，根據這個指向，認為中國也將最終收斂於這個基準。注意預測基準仍然是價值中立的，只是認為這個趨勢不可避免。比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導致資本積累和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個分析本身是基於理論邏輯和事實分析得出的結論，與個人的價值判斷無關。

三是價值基準，即認為西方基準狀態是理想狀態，或者説西方理論所帶有的一個關於未來的理想圖景。按照這個基準反觀中國，任何與之產生的偏離都將被認為是一個問題，必須予以糾正。西方理論的意識形態正是通過這個價值基準介入中國問題的研究，即使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對抗這種西方意識形態，其實也是以另外一種價值基準作為基礎。

區分西方理論的這三重基準意義是極為必要的，而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於中國的研究經常混淆了三者，尤其是有意無意將分析基準當作了預測基準或者價值基準。黃宗智關於中國農業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充分説明，西方範式一旦變成預測基準或價值基準，將錯誤百出。前面論及的關於中國政府的描述和分析也普遍以西方基準(如有限政府、理性化科層制、聯邦主義)為參照，且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價值指向，不是從中國政府運行的自身邏輯和取向出發進行雙向的有效對話，而更像是單向的“訓話”和“指責”。儘管缺乏任何嚴格的論證，目前的中國研究流行的方法論假設是，中國政府的持續改革方向和目標是最終接近其依賴的理想基準(如理性化官僚制度、形式化和自主化的法治、有限政府)。

我完全同意黃宗智反覆強調的觀點，應該與西方理論進行建設性對話。西方基準仍然具有重要的認識論的意義，以西方理論作為分析基準可以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不同特點，進而研究中國政府治理及運行背後的底層邏輯，將中國的治理邏輯與西方治理邏輯進行比較。

黃宗智關於華北小農的分析，實際上藉助了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恰亞諾夫的實體主義分析提供的基準，揭示了華北小農的“三副面孔”。基於舒爾茨的小農理論和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界定了當今中國廣泛存在的“非正規工人”和“非正規經濟”，這一看似“悖論性的事實”恰好構成了中國在獨特的人口壓力下實現現代化的自然路徑。(黃宗智，1992，2014a)

我的“行政發包制”理論是藉助於韋伯的理性科層制概念，發現了中國政府內部各層級之間的權威關係之中廣泛存在的發包關係，寓市場化的發包關係於行政權威之中，從韋伯的科層制邏輯看也是一個悖論性存在，揭示了中國政府運行的獨特現象和內在邏輯。

與此同時，我也想強調——黃宗智也反覆指出，這裏需要摒棄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價值規範和意識形態建構，需要警惕西方理論所藴含的預測指向可能帶來的誤導和“陷阱”。如果説西方經典理論給我們描述了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卻是一個黑白混搭的灰色世界。

黃宗智將這個黑白世界概括為西方理論所構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如傳統與現代，家庭式農場與資本主義大農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理性化的科層制與非理性化的家產製，理性的形式主義法律與非理性化的實體性法律。在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架構下，關於中國的研究發現了諸多的悖論性事實或混合形態，如市場化下的家庭化兼業經營、“集權的簡約治理”“第三領域”“行政發包制”“官場＋市場”等。

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所呈現的灰色世界是對黑白世界的“偏離”而最終將回歸到黑白世界，還是灰色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常態？在黑白與灰色的背後是否還有一個更深層的邏輯決定色調組合？

當我們看到改革進程受阻，或者遠離改革者的預期，我們一般傾向歸咎於現存制度的強大慣性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歸咎於改革策略設計的失當，而很少去反思我們對改革目標的設定是否一定恰當。當我們期待將灰色世界“塗改”成白色或黑色，結果越改越亂，這究竟是“塗改”方式的錯誤還是“塗改”本身的錯誤，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我們很少質問自己：我們在“此岸”大刀闊斧地改革，滿心期待去抵達的理想“彼岸”，其實所謂的“彼岸”是否只是我們自己製造的一個幻覺？

關鍵是如何能夠既利用西方理論的分析價值，同時又避免其可能的“陷阱”。黃宗智(2005，2018)倡導基於實踐和經驗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確實，對付西方理論所預設的價值規範、預測指向和意識形態建構最好的“解藥”就是紮根於中國的實踐，基於中國的歷史、實踐的經驗研究，理論與經驗互動，“雙手並用”，揭示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穩態化特徵和內在邏輯。在結合歷史、現實與內在邏輯的分析基礎上再來討論如何尋求漸進改革之路，而不是簡單地向西方基準看齊。

任何好的關於中國的理論，一定是能夠穿透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解釋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變與不變，揭示中國與西方的現代化路徑的異同。研究中國需要正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正視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

圖源：網絡

結合黃宗智和我個人的研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融合了四個傳統：一是中華帝國的國家治理傳統(包括行政、司法治理)；二是革命時期共產黨的軍事鬥爭、羣眾路線和組織動員傳統；三是計劃經濟時期“自上而下”的目標管理的組織和技術支持、全覆蓋的社會滲透力和政策執行傳統；四是西方國家的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

黃宗智關於農業史和法律史的研究均對這四個傳統進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剖析，由此奠定了其理論的深度和廣度。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經常忽視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基於實踐發展出來的方法論、組織文化，以及對當代中國的深刻影響。

黃宗智翔實分析了共產黨如何摒棄了理論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一切以奪取革命勝利為前提提煉理論認知，發展組織文化與策略(如“農村包圍城市”“黨指揮槍”、羣眾路線)，這一切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又融入經濟建設和國家治理的體制之中。關於中國婚姻法的司法實踐的歷史分析也展現了這四個傳統依次聯結和交互影響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婚姻法的表達與實踐。

我相信，當今中國國家治理的諸多特徵不僅與中華帝國時期、計劃經濟時期密切相連，而且與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治理理念和組織實踐有着深刻的聯繫，而學術界對於後者的研究嚴重不足，值得引起高度關注。

我們的共識是，認知中國需要既具備國際化視野，又要紮根於中國實踐的獨創性的新概念、新理論，也就是基於國際化視野的“本土化”。在國際視野之下還原中國製度的自身邏輯，建立中國自身的概念範疇和理論體系。

在我相對熟悉的政府研究領域，我對於新概念和新理論的第一個期待是在各類特徵描述之外如何深入研究政府現象背後的深層邏輯，並將其推演為一般化的政府理論。過去幾十年的研究進展積累了許多關於中國政府運行的特徵事實，它們之間既高度交叉重疊，又相互隔離。

比如刻畫中國的央地關係，可謂“一個版本，各自表述”：計劃體制下的M型結構，“中國特色”財政聯邦主義，“集權—分權”悖論，“集權的簡約治理”，以“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的張力為特徵的帝國治理邏輯，以及面向地區分權的威權體制。這些理論概括的國家治理特徵如此高度重疊和相互交叉，其背後仍然缺乏一個內在一致的深層邏輯和內在機制(換句話説，“各自表述”背後的“一個版本”是什麼)。

關於這個更具一般性的國家治理理論，我認為應該滿足以下幾個方面的要求：

第一，它必須揭示其背後的運行機制和驅動因素，解釋在不同治理領域的集權—分權的差異及其歷史演變的內在邏輯；

第二，新的政府理論一定要面對和化解前述關於中國政府運行的各種悖論性現象，如展現為一枚硬幣的兩面(成本與收益並存)，或處於不同領域、不同階段的不同表現，如舉國體制的得與失，中國國家能力的強與弱，但服從一個共同的底層邏輯和運行機理；

第三，新理論也必須是從一個分析邏輯出發將上述“一個版本，各自表述”的重疊與分隔予以兼顧和統一；

第四，第四，新理論應該是分析性和價值中性的，分析結論和問題診斷具有開放性。

關於中國研究的新概念和新理論的第二個期待，也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超出已有的西方理論基準，既容納中國的實踐經驗，又在一定條件下可解釋西方的經驗，從而更具一般性。

黃宗智一直致力於與西方理論對話，同時極其鋭利地指出其應用於中國場景的侷限和可能的誤導。我認為，即使在這個極具創造性的過程中，東西方仍然處於某種對立之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分出彼此。其進步之處在於，西方不再是唯一的觀察視角和用來“裁剪”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工具刀，對於中國的認知是基於中國的實踐並提煉出了與之相適應的獨特概念(如過密化的商品化、“第三領域”、有增長無發展的農業內卷化、“集權的簡約治理”)，擺脱了西方理論的主導和糾纏。

但是這只是爭取到了兩者的對等性，中國由“他者”變成了另一個“自我”，東西方如兩個獨立的“自我”相互對視。能否探索一種更高層次的理論，在這個更高的理論框架之下，不僅發現東西方經驗之間的對等性，而且還能將東西方之間對等的獨特性統一在一個更具一般性的理論框架裏。我並不主張建立普適性的理論，這是西方理論曾經試圖實現而最終失敗了的結局。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與“霸權”限制了其平等對待世界其他地區的多樣化經驗。但在一些可能的領域，我認為這種探索仍然是有價值的。

過去我們一直習慣於從西方視角看中國，把中國的敍事嵌入西方的理論和經驗體系之中加以定位和詮釋。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追問：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現代化過程所呈現的故事和邏輯對於我們理解西方的理論和歷史有何幫助呢？

事實上，中國的本土化實踐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現代化過程也伴隨着與西方國家類似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何況中國的近代化過程正是伴隨着國際化展開的。不論鴉片戰爭之後被迫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衝擊，還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都是在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格局下演化的結果，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更是主動接軌國際經濟，深度融入全球化。

許多中國學者的學術訓練和研究一直浸染於西方的理論與經驗，如果又深諳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歷程和內在邏輯，就更有可能消除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中國的學者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擁有比西方學者更優越的條件。一個一般性的現代化理論在適當的拓展下應該既可以解釋西方的故事，也可以解釋中國的故事，但是這個邏輯應該高於東西方各自的獨特性。當然，所有這些一般化的努力不是建立在理論的想象之上，而是根植於經驗和實踐的理論抽象和提煉，黃宗智關於建立實踐的社會科學的所有告誡在這裏都是適用的。

關於尋求上述的一般化理論，即如何從中國研究中汲取洞見去重新理解西方世界，下面以黃宗智和我的研究各舉一例加以簡要説明。

黃宗智探索了中國法律傳統的現代性問題，試圖將中國古代調解制度的“實用道德主義”、共產黨時期創建的法庭調解與西方當今關於“非訴訟糾紛解決模式”以及美國實用主義的法律傳統聯繫起來，尋求一種融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法律理念。

我基於中國增長經驗提煉的“官場＋市場”理論所包含的政治競爭與市場競爭相結合的增長機制，其實也具有超越中國經驗的一般性。比如中世紀後期西歐國家間的軍事戰爭(政治競爭的極端形式)導致歐洲君王一方面滲透社會徵税，另一方面為了吸引流動的國際資本而提供更好的產權保護，這是西方世界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的經濟崛起也可以理解為在嚴峻的地緣政治和國際競爭環境下采取出口導向戰略、政治家與企業密切合作的結果。

作為全文的總結，我認為，一個認知中國的好理論一定能夠穿透歷史與現實，連接理論與經驗，超越左與右，融合東西方。左與右、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分隔與斷裂是人為施加的意識形態的溝壑，也是脱離實際、一廂情願的理論桎梏。我們的學術探索一定是基於實踐的認知，基於實證和經驗的探索，在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同時，特別需要甄別西方理論所隱含的假定條件，尤其是那些與西方獨特經驗“綁定”的隱含假設，警覺這些理論所藴含的價值指向和規範設定。作為一個更高的目標，我們應該尋求能夠結合東西方經驗的更為一般化的理論建構。

黃宗智、周黎安著 《黃宗智對話周黎安：實踐社會科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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