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比較中國經濟，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謠謠領先”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中國、美國和大多數G7國家2023年GDP數據現已出爐，讓我們得以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準確評估中國的經濟表現——中國經濟在疫情暴發以來的表現、能否順利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以及如何將中國經濟放在國際上比較。

這種評估和比較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對中國經濟形勢及其面臨的任務需要得到客觀和平衡地評估。

其次，因為美國發起了一場非同尋常的國際輿論攻勢，這其中也包括許多直接的事實造假，試圖掩蓋經濟真相——在這其中部分中國媒體和社交媒體也淪為了美國的部分虛假宣傳的二手販子。

客觀來看，2024年中國經濟形勢面臨兩個重要事實：

1，中國經濟增速遠遠超過其他主要經濟體；

2，在這一基本背景下，中國面臨一些眾所周知的內政問題，如民間投資疲軟、股市表現不佳和青年失業。

筆者早前的文章《為什麼説降息對提振中國當前經濟形勢至關重要》分析了其中的第二個問題——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源並非部分媒體提出的消費不足，而是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關聯影響。本文將着重論述第一個問題——中國在實現國內戰略目標方面的表現和相應的國際比較。

文章的結尾將分析美國媒體上所呈現出的西方新聞業的異常歪曲和造假，以及中國對此應該如何應對。

“權威媒體”都在説“中國輸了”？

讓我們從國內標準説起。中國為下個階段的經濟發展制定了明確的戰略目標，這將確保中國按照世界銀行標準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確切地説，在2020年關於“十四五”規劃的討論中，得出的結論是，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樣的結果意味着中國將克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二十大報告所説，中國到2035年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顯而易見，能否實現2035年經濟發展目標對中國的民族復興至關重要——正如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協調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同時，2035年目標的能否實現也將影響到全球經濟。與此相反，最近一系列被廣泛用於反華宣傳的西方報告聲稱，中國經濟將急劇放緩，無法實現其目標——因此，中國將無法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仍將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洛克菲勒國際主席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聲稱，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中國經濟正在輸給競爭者”。《華爾街日報》斷言：“中國經濟一瘸一拐地進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國經濟有韌性”。英國《每日電訊報》則宣稱“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華盛頓郵報》題為《通貨膨脹率下降，增長率上升，使美國實現了世界上最強勁的復甦》的文章聲稱：“美國令人驚訝的強勁經濟表現超過了所有主要貿易伙伴。”這是因為：“截至9月底，這一數字較疫情前增長7%以上，是日本增長的兩倍多，遠好於德國疲軟的0.3%的增長。”

很難相信，如此“草率”的新聞報道，竟然成批出現在所謂的“高質量”媒體中——美國“表現優於所有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經濟“輸給了競爭者”，或者中國經濟“停滯不前”，任何願意查證事實（這是記者的基本要求）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些説法是荒誕離譜的假新聞。

美國媒體對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的失真報道如此鋪天蓋地，讓我們很難不得出結論，即這種失真報道的目的是誇大美國經濟表現。事實上，美國官方經濟增長統計機構美國經濟分析局給出過權威數據——2023年美國GDP增長2.5%——相比之下，中國GDP增長5.2%。但以《華爾街日報》為首的一系列美國媒體則宣稱“去年美國GDP增長3.1%”例如，《華盛頓郵報》也對美國GDP增長進行了類似的報道：“據消息稱，過去12個月，美國GDP增長3.1%。”

製造這一美國GDP增長的假新聞，靠的是統計學上的“摘櫻桃”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僅將2023年最後一個季度與2022年最後一季度進行了比較，從而得出GDP增長3.1%的數據，而並不是通過將全年GDP增長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比較。但美國2023年初的GDP增速遠弱於第四季度——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僅為1.7%，第二季度則僅為2.4%。考慮到今年上半年的疲軟增長和下半年的強勁增長，美國全年GDP增速為2.5%，而非3.1%。由於很容易查到美國統計部門公佈的實際年度數據，結論顯而易見——美國媒體故意歪曲事實，錯誤地向公眾呈現了高於2023實際情況的美國經濟增長率。

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美國GDP增速為3.1%，中國GDP增速（5.2%）也遠高於美國，是美國的兩倍多。“美國表現優於所有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經濟輸給競爭者”，或“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説法完全是假新聞。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美國媒體虛假説法，但要了解世界經濟整體情況，最好的方法是系統地介紹主要經濟體的實際增長表現。

阻止中國實現2035年目標的唯一方法——成為西方

有必要指出的是，2022年中國人口已經下降0.1%，眾所周知這種下降趨勢將持續下去——據聯合國預測，2020年至2030年，中國人口將年均下降0.1%。因此，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由於總人口的減少，到2035年實現GDP總量翻一番的目標比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標翻略具挑戰性——如果實現了GDP總量目標，那麼人均GDP目標必然會超額完成。

讓我們再來看中美兩國經濟增長預期的國際比較。為美國政府政策制定做出官方經濟預測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23年至2033年，美國GDP將年均增長1.8%，從2034年起將降至1.6%。這一數字略低於按12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年均增速（2.3%）——之所以選擇12年這個數字，是因為從2023年到2035年也是12年。為避免有人認為筆者對美國有偏見和偏向中國，下文的國際比較引用美國數據時將採用美國年均增速（2.3%）這一較高的數據。

如果中國實現2035年增長目標，而美國GDP繼續以2.3%的速度增長，那麼在2020年至2035年間，中國GDP將增長100%，美國GDP則將增長41%（見圖1）。也即是説，從2020年到2035年，中國GDP增速將略高於美國的2.5倍。如果中國GDP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長，其規模將在15年內翻一番，而如果美國GDP按2.3%的速度增長，其規模需要32年才能翻一番。

圖1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簡明扼要地總結了這種增長結果所帶來的國際影響。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比西方經濟更快的速度增長，並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那麼除了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外，中國還將成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正如沃爾夫指出：“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方式看到隱含的前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按照購買力計算，2022年中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的28%。這幾乎正好是波蘭人均GDP的一半……現在，假設中國人均GDP翻一番，達到與波蘭相當的水平。那麼中國的GDP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多，比美國和歐盟加在一起還要多。”按照上文給出的GDP數據，到2035年這一過程將無法完成。按照沃爾夫選擇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35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比美國高出60%。但即便如此，中國也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沃爾夫同樣準確地指出，阻止這種結果發生的唯一方法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美國等西方經濟體的增速。顯然，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自然中國永遠不會趕上西方——被西方甩在身後。因此正如沃爾夫所言：“中國的經濟的未來是什麼？它會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並由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躋身世界最大經濟體，還是會變成和美國一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在2035實現GDP總量較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中國GDP年均增速就必須至少達到4.7%。到目前為止，中國GDP年均增速高於這一數字——2020—2022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為5.7%，這意味着從2023—2035年開始，中國GDP年均增速必須達到4.6%。

因此，如圖1所示，中國2023年GDP增速（5.2%)，再次超過了實現2035年目標所需的GDP增速（4.6%）。從2020年到2023年，實現2035年目標所需的GDP增速為14.9%，而實際增速為17.5%。這與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45年記錄相一致，在此期間中國製定的中長期目標始終被超額完成。

總而言之，無論是2023年，還是2020年以來，都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將無法在2035實現GDP總量較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事實上，中國遠遠領先於這一目標。按照世界銀行標準，4.6%的GDP年均增速很容易確保中國在2035年之前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目前的標準是人均收入13846美元。

我們應當注意到，中國要實現其戰略目標，年均增速必須不低於4.6%，這意味着到2035年，中國必須繼續以遠高於西方經濟體的速度增長——雖然這符合中國目前的趨勢，但是，如果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至西方經濟體經濟增速，那麼這一切也將無法達成。

和“外國”相比，中國經濟的表現究竟如何？

在分析了中國在實現其國內目標方面的表現後，讓我們轉向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國際比較。這種比較印證了諸如“中國經濟輸給其他經濟體”之類説法的荒謬性。

在這類國際比較中，和嚴謹的分析相反的那些用來進行政治宣傳的誤導性結論是如何被炮製出來的呢？這類比較的數據通常取自極短的時間，這種不具代表性的統計被稱為“摘櫻桃”現象，或者正如列寧所説，這屬於是“統計學上的‘骯髒的勾當’”。這種方法總是得出錯誤的結論，在受新冠疫情影響的時期尤其如此，因為封鎖和類似的相關措施引發了極端劇烈的短期經濟波動。因此，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最合適拿來比較的時間段是從疫情開始到出爐最新GDP數據的年度。

如上文所述，2023年中國GDP增長5.2%，美國則為2.5%——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兩倍多，但也有必要指出，2023年美國GDP增速高於美國年均增速——按照12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年均增速為2.3%，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則僅為2.1%。因此，儘管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兩倍多，但這一數字實際上對美國來説有些恭維。如圖2所示，自疫情暴發以來的整個時期，中國GDP增長20.1%，美國則為8.1%。也就是説，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2.5倍。中國GDP年均增速為4.7%，而美國為2.0%。

因此，可以看出，諸如中國經濟“停滯不前”或“美國驚人強勁的經濟表現超過了所有主要貿易伙伴”之類的説法純屬假新聞。這種假新聞出現在美國媒體上，要麼是出於蓄意宣傳，要麼是完全草率的新聞報道。

圖2

讓我們轉向比美國更廣泛的國際比較。這些數據反映了大多數“全球北方”經濟體（通常被稱為“西方”）經歷的極端負面情況，以及中國和這些經濟體相比的出色表現。圖3呈現的是世界三大經濟中心——中國、美國和歐元區的GDP增長比較。按當前匯率計算，這三者加起來佔世界GDP的57%，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佔46%。他們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分量是無可比擬的。

關於這三個主要經濟中心的相對錶現，截至本文撰稿時，2023年全年歐元區數據尚未出爐。但是，2023年四個季度的歐元區數據已單獨公佈，故而可以在此基礎上計算趨勢。這些數據表明，在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的四年裏，即疫情暴發以來的四年時間裏，中國GDP增長20.1%，美國為8.2%，而歐元區的情況則極為糟糕，過去四年的GDP年均增速僅為0.7%。

這些數據再次表明，西方媒體宣稱的“中國面臨經濟危機，西方經濟表現良好”的説法極其荒謬——純屬幻想，且與現實脱節。

圖3

接下來讓我們將中國與所有G7國家（即主要發達經濟體）進行比較。顯而易見，比較的結果如出一轍（見圖4）。除日本和英國外，中國和其他G7經濟體的2023年全年GDP數據均已出爐。中國的表現遠遠優於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

自疫情暴發四年以來，中國GDP增長20.1%，美國為8.1%，加拿大為5.4%，意大利為3.1%，英國為1.8%，法國為1.7%，日本為1.1%，德國為0.7%。

因此，同期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2.5倍，是加拿大的近4倍，是意大利的近7倍，是英國的11倍，是法國的12倍，是日本的18倍，是德國的近29倍。

在此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4.7%，美國為2.0%，加拿大為1.3%，意大利為0.8%，英國為0.4%，法國為0.4%，日本為0.3%，德國為0.2%。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經濟表現遠遠優於美國，而七國集團所有主要經濟體的表現堪稱極為糟糕——它們的GDP年均增速均為1%左右，甚至低於1%。

圖4

圖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4年1月的預測，對中國與主要發展中經濟體——金磚國家增長表現進行了比較。自疫情暴發以來，2019—2023年，中國GDP增長20.1%，印度為17.5%，巴西為7.7%，俄羅斯為3.7%，南非為0.9%。

這些數據證實，全球南方主要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快於全球北方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這是全球南方崛起的一部分，這種快速增長也引起人們對印度良好表現的關注。但中國的經濟增速是除印度以外的所有金磚國家的2.5倍多。應該指出的是，印度的發展階段遠低於其他金磚國家——按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其他金磚國家都屬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而印度屬於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

圖5

除了對上述主要經濟體的個別比較外，圖6還呈現了總體比較情況。儘管中國必須實現4.6%的年均增速，但西方高收入經濟體的增長率中值僅為1.9%，美國為2.3%，發展中經濟體為3.0%。也就是説，要實現2035年目標，中國的增長速度必須是美國長期年均增速的兩倍，是高收入經濟體增長率中值的近2.5倍，高於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中值50%以上。正如上文所述，中國迄今為止的表現是高於這個標準的。

但這些事實表明了一種中國經濟可能發生的極端危險的情況，那就是部分中國媒體鼓吹的“中國應該通過大幅提高消費佔GDP比重來靠近西方經濟的宏觀經濟結構”，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如果中國採用西方經濟體的宏觀經濟結構，那麼中國自然會放緩至西方經濟體相同的增長率，從而無法實現2035年經濟目標。中國將恰恰陷入馬丁·沃爾夫準確診斷出的負面結果——下降到和美國相當的增長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圖6

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最後，儘管這些國際事實清楚地反駁了美國的虛假宣傳——中國的經濟增速繼續遠超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但這自然不意味着中國經濟不存在問題——股市下跌，民間投資疲軟，尤其是青年失業，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正如拙文《為什麼説降息對提振中國當前經濟形勢至關重要》分析所示，這些問題的根源並非部分中國媒體所認為的消費不足，而是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關聯影響。

數據清楚地印證這一事實。2023年，中國82.5%的GDP增長（5.2%的GDP增長中的4.3%）用於消費，而零售額增長了7.4%，這個增長率較高。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盈利能力卻有所下降。

因此，圖7呈現的是零售銷售增長（這是最方便獲得的消費指數）與利潤情況之間的對比。工業企業利潤有兩個衡量標準：首先是利潤總額，下降了8.5%。其次是調整後利潤，以確保相同公司的統計範圍一致——報告中記錄的公司數量會根據眾多因素變動，諸如公司年主營業務收入進入或跌破2000萬元的標準線、公司破產、初創公司等。這一經統計調整的指標顯示，利潤下降了2.3%。

因此，無論如何衡量，在2023年消費和零售額大幅增長的同時，中國的工業利潤卻有所下降。這樣的利潤下降不可避免地轉化為股市表現不佳和民間投資下降等。也即是説，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並非增長強勁的消費，而是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這也證明，消費增長不一定會轉化為利潤增長，如果利潤得不到增長，股市或民間投資也不會持續改善。此外，如果不提高盈利能力，單純提高投資可能會導致債務增長，因為不會有足夠的財務回報。

因此，這些與盈利能力相關的問題才是2024年及以後中國經濟能否按照預期目標發展的關鍵——拙文《為什麼説降息對提振中國當前經濟形勢至關重要》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分析。

圖7

總結上述趨勢，2023年中國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結果證明：

1，中國正在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

2，中國經濟表現遠遠優於其他主要經濟體。

3，部分中國媒體對中國經濟面臨的眾所周知的問題存在誤讀——這些問題的根源並非消費，而是利潤緊縮。

4，有人提議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向西方經濟結構靠攏，這樣的提議極其糟糕 ——如果真如此，中國經濟增速必然會放緩至西方國家經濟增速，無法實現2035年的目標。

是什麼讓他們選擇放棄真相，擁抱“假新聞”？

在文章的最後，我想我們還需要根據這些經濟事實對中國內外的“新聞業”進行評價。

上文給出的數據均非秘密，所有數據都可以從公眾容易獲取的來源獲得。在某些情況下，它甚至不需要任何計算——美國經濟分析局直接公佈了準確的數據，2023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5%。但美國媒體和記者報道的信息具有系統的誤導性，在許多情況下根本失實。雖然美國在創造經濟增長方面落後於中國，但在製造“假經濟新聞”方面，美國無疑在世界上遙遙領先。那麼問題來了，其中的原因何在？我們又應該以何種態度應對這種情況？

首先，實事求是地説，還是有少數西方記者拒絕接受此類歪曲事實和假新聞。例如，英國《金融時報》經濟評論員克里斯·賈爾斯（Chris Giles）於12月尖鋭抨擊“有些人明明可以做到更專業，卻依然選擇以一種荒誕的方式比較經濟”。賈爾斯這樣做並非為了力挺中國，而是因為如他警告的那樣，傳播虛假或不實信息會導致各國犯下大錯：

“我來自英國，雖然英國在 19 世紀末就失去了經濟霸主的地位，但仍有一些自大的幻想，我可以理解美國的否認主義……但最終，糟糕的比較會導致糟糕的決定。”

但絕大多數美國和西方記者繼續傳播這種假新聞。原因何在？

首先，相同的不實和虛假信息在相當廣泛的媒體上同時出現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毫無疑問，美國情報部門參與了炮製這種信息的過程。也就是説，部分虛假陳述和歪曲事實完全是故意和有意識的，目的是掩蓋真相。例如，這與美國情報部門完全有意識地針對中國在新疆不存在的“種族滅絕”，在國際媒體上大肆抹黑中國是同一花招。

其次，另一部分只是草率地報道新聞——也就是那些懶得核對事實的記者的傑作。

但無論是有意識地歪曲事實還是草率地報道新聞，這都意味着不應尊重西方的“優質”媒體，因為它不是試圖尋找真相（這本應該是新聞業的本職工作），而只是傳播虛假宣傳。

第三，前兩種情況的背後，本質上是“西方白人的傲慢”——這是一種傲慢的假設，植根於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和歐洲後裔國家統治世界的歷史，即西方永遠正確。因此，這種傲慢使得人們無法承認或報道中國經濟表現遠優於西方的明顯事實。

這闡明瞭一個真理：如果一個理論和現實世界不一致，那麼一個理智的人就會拋棄這個理論，一個危險的人就會拋棄現實世界——這正是克里斯·賈爾斯所指出的危險。西方媒體上出現的關於國際經濟比較的內容，正是拋棄現實世界，轉而擁抱系統性的假新聞。

但是，儘管絕大多數西方記者傳播假新聞的原因顯而易見，為什麼有些中國人選擇傳播而非駁斥這樣的假新聞呢？

第一個原因是簡單地混淆視聽。令人遺憾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混淆頻頻見諸部分中國媒體——筆者和其他人已經為此寫了諸多文章。中國內部也有部分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西方經濟學。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不得不傳播有關西方經濟表現的假新聞。

其次，美國希望中國一些勢力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例如，美國知道，在俄羅斯，儘管蘇聯解體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但一些人卻通過這場災難獲得了巨大的個人財富——成為寡頭。美國希望中國也有人通過在中國製造國家災難一夜暴富。這些勢力有興趣散佈虛假信息。

第四，部分中國媒體和社交媒體荒謬地“仰視”西方。這體現為西方媒體被視為某種真相來源，而事實表明，從經濟角度來看，西方媒體主要由虛假宣傳主導。令人遺憾的是，部分不負責任的中國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他們的座右銘似乎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向美國媒體求是”。

因此，無論是出於經濟政策制定的客觀原因，還是為了對抗美國非同尋常的假新聞運動，都有必要清楚地確定中國經濟在國際比較中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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